徐大雯谈吐清晰继续说，“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谢晋出生的老宅现在是上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谢晋故居院子里，还举行了谢晋衣冠葬仪式。谢晋家乡人民，以他为骄傲。这让我非常感动，也很满足。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上海市领导对我们很关心。上影厂领导在生活上考虑比较周到，专门请位阿姨照顾我们母子的饮食起居。跟随谢晋十几年的司机小蒋，帮忙处理许多事情，甚至有远在纽约的华侨也打来问候电话。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牵挂的事，那就是阿四。他虽然智障，但身体很壮实。我已经请谢晋妹妹做他的监护人。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还有人劝我：政府不会不管阿四的。
未来的事，有谁知道呢？作为母亲，我希望他福大命大，还希望他的爹爹、兄长，在天上保佑他。”
谢晋导演的影片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高山下的花环》，而最震撼人心的是他雕肝琢肾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当年如此作为堪称光前裕后，振聋发聩，已成震古烁今的传世经典。
谢晋，“润泽中国三代”，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丁玲与陈明
文小姐，狱中人，是梦却真
丁玲，生于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人。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中国当代着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
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星星，说说悄悄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27年冬天，丁玲结识了冯雪峰，并且立即爱上了冯雪峰。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丁玲这样回忆：“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但在许多朋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杭州。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1929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捕后枪决于上海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同年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也频牺牲之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直到12点过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取名蒋祖慧。
丁玲始终认为，自己的被捕是由于冯达叛变所致，所以后来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着中人士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重获自由之后，丁玲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
谁能想到，在“反右运动”中，女儿蒋祖慧在狱中出生的事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们说丁玲如果没有叛变，敌人怎么会让她好好地生出孩子，这件事就这样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由头。多年之后，每每想起此事，蒋祖慧都说她甚为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毛泽东还在给丁玲的《临江仙》欢迎词中，写下了着名句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生活安定后，丁玲设法把女儿从湖南接到延安。1938年，4岁的蒋祖慧进入了延安保育院。
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陈明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他身上看见了当年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沙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1948年，丁玲写成着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1951年，丁玲从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迁入多福巷。同年夏，丁玲、陈明两口子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泽东去看她，丁玲迎上去拉住毛泽东的手在廊前坐下，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轻松愉快。
北京的多福巷，曾经是蜚声中外的宝地，门庭若市，轿车停放，宾朋穿梭，因为曾经住着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丁玲享誉中外，多福巷投来大小作家钦慕的目光。谁承想，局势突然恶化，熙熙攘攘的院子顷刻冷冷清清，地上布满了主人沉重的足迹。
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58年6月，54岁的丁玲举家被放逐，戴罪边陲。多福巷是她命运的拐点。挥手自兹去，再也不回头。人去楼空，屋里院内，仍依稀可见丁玲的身影。葡萄的枝叶显然枯萎，葡萄架下保存着痛苦的记忆，记忆折磨着气盛一时的“文小姐”“武将军”。1936年，32岁的丁玲，在保安的大窑洞里，众星捧月，又是宴请又是赠诗。“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20年后，“招待出牢人”的人又亲手将出牢者下牢入狱。
陈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了丁玲遭逢劫难及平反的过程。1975年5月，71岁的丁玲摆脱了牢狱生活，被送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身在农村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还想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篇小说前一部分1956年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
1978年春，当她得知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材料写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人很正派，很公正”。陈明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邮寄不知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使事情更复杂化。
陈明不敢随便找人，打听到胡耀邦住处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就把材料留下了。过了几天，中组部一位同志约见陈明，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对丁玲向来关心，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陈明回到公社，不久书记就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丁玲平反问题上还有很大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冯雪峰时，仍沿袭旧说，说他们是右派反党集团。尤其有一篇谈鲁迅《悼丁君》的文章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大队支书看了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儿子吗？丁玲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村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员啊！
写这类文章，就是制造舆论，但丁玲不服气，说我偏要回北京。几经努力，中组部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北京。
几个月后，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认为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
直到1984年，中组部才作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写文章已经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适合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用丁玲的话说：与胡也频，投入真情；与冯雪峰，无限遗憾；与冯达，噩梦一场；与陈明，挚爱深沉。茅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1985年春，丁玲最后一次外出，她去了延安。再忆当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的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之路。陈明收拾空寂的庭院，若干年后94岁高龄的剧作家，孤灯独影下完成了《我与丁玲五十年》的新书。洋洋洒洒，讲述了自己与丁玲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恋情。铜管再握，笔耕不辍，重新梳理历史脉络，追寻人生轨迹。
文人情深，当他们再回首多福巷时，仿佛又见丁玲、陈明，诗人邹获帆、翻译家李文俊、张佩芬的身影。这里有过海棠花开，婀娜多姿，文友咸集，笑语欢声，更曾有过他们的无奈纠结，命运彷徨，悲愤哀思。
作家阎纲感慨无限的写出：迄今52年矣！路过多福巷，耳边总响起《茶馆》里王利发掌柜指天捶胸的呼喊声：“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多福巷要成华侨大厦了，“呜呼，拆的拆了，死的死了，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殷鉴不远，但愿悲剧不再，别了，多福巷16号！”
哲学家说：你不能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拓展它的宽度，丁玲夫妇做到了。李锐老人在《怀丁玲》文中写出：“一个旧中国感到苦闷的知识青年变成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历经纹身刺面，受尽磨难而不变初衷，痴情如故，这些都有典范的意义，并没有感觉你已经离我们而去。”
杨绛与钱锺书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杨绛，江苏无锡人，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户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杨绛就学习好，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中英文俱佳，就是班上“笔杆子”。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就读的政治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一行5人到了北平。入学考试结束，杨绛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着一副老式眼镜，气质儒雅，“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竟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天，费孝通来找杨绛“吵架”。说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37年5月19日，杨绛与钱锺书的宝贝女儿在英国牛津妇产医院诞生。当护士把孩子抱出来时，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取名钱瑗，小名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3岁时，阿瑗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昵”的妙想，遂作诗云“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学一年。考上高中后，读过几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十八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倒也为后来的语言学习打下扎实基础。论及女儿的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老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很突出。钱瑗依恋她的DearMom和DearPop，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才迈入婚姻生活。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外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栋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