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在我们这个政府可以调配巨大资源的国度，“北上广深”等大都市的发展都是国家政策倾斜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那些政府权力小得多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的聚焦效应和集中度比我们国家更加明显。比如日本只有1.2亿多人口，但日本东京就至少聚集了3500万人；美国的人口和财富也高度集中于大都市，美国约18%的产出来自该国三大都市区，而英国大伦敦（Greater London）地区的生产率比英国其他地区高出50%以上；印度孟买等城市也大同小异。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可以做到地区性的均衡发展的，唯一能做的是“人的均衡发展”。而人的均衡，也只是人的权利方面的自由与均衡发展，比如：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以及自由迁徙、自由选举等权利。
从人均占有资源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一座城市是靠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平均占有资源多而成功的。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往往发展停滞。于是有一个名词被大家记住了，叫“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通常指一些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有丰富的石油或煤矿，却非常落后，经济水平低，政治腐败。易富贤认为：
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今后如果资源短缺的话，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资源输出国，而不是消费国。
我们现在不少偏远落后地区，人均占有的资源甚至有可能比城市居民多，但是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却绝对更低。一条道路，城市也许10万人天天在用，农村也许只有几百人用；一条昂贵的光缆和电线，城市同时服务成千上万人，农村可能只有几个用户；而人均占用土地面积之比，按建成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2∶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均衡发展”的结果，可能是生态环境破坏得更厉害，而发展效率更低。
2010年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官方数据显示，十年来，西部12省市区先后建设了120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2.2万亿人民币。虽然在官方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十年后，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坦陈，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欠发达的状况不可能在十年内得到解决。在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上，“再经过100年，（西部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同样的一笔钱，投入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效用之比可能是5∶3∶1，甚至更高。这就是城市的魅力：人均占用和破坏的资源大大减少，效率和自由度大大提高！
那么，城市的效率和富裕来自哪里？就来自四个字：集聚、自由。人的集聚带来财富的集聚，人的自由带来智慧和财富的核聚变一般的能量递增。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爱德华·格莱泽于2011年3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为什么应该为城市松绑？》一文。他写道：
我们属于群居物种，我们从周围更聪明的人身上学到知识。长期以来，城市一直在加快这种思想流动。在18世纪的伯明翰，纺织业的创新者们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如今，年代较老、气候较冷的美国城市（例如波士顿和芝加哥）通过抓住金融、电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从去工业化进程中存活下来。
这些城市的复苏让增长理论家们更好地理解了“集聚”（agglomeration）经济学，也就是说理解了为何人们和企业在人口稠密地区比邻而居会提高生产率。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产品、服务和思想得以自由流动，这也推动了合作和经济增长。合作创造了一切，从福特（Ford）T型车（Model T）到Facebook。
如果吸取了这些教训，增长政策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它将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抛在脑后。19世纪的城市是围绕交通运输发展起来的，但在20世纪，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却把人们从高生产率的城市推向别处。如今，新的大型投资（例如英国2号高铁［High Speed Two rail line］）的回报率正逐渐下滑——该项目造价数十亿，却只为节省几分钟车程。
繁荣城市真正需要的是楼宇。如果私人不出资新建住宅和写字楼，那么高企的楼宇需求会导致楼价过高、通勤里程过长，参与生机勃勃的城市经济的人过少。纽约设置了过多的土地使用限制；伦敦则更甚。这两个城市确实应当保护其建筑财富，但城市不是博物馆。伦敦尤其还应该减少楼宇高度限制。
我们的城市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们放大了人类最伟大的财富：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习知识的能力。未来几年，随着创新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财富也只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城市不需要恩惠，但它们理应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它们繁荣发展，我们的经济也会增长。
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不需要任何物质的恩赐，需要的只是自由公平的环境。
控制中国城市化的神秘左右手
左手：自然地理线——不可逾越的胡焕庸线
1935年，胡焕庸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胡焕庸线主要描述了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由此得出我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早已成为事实，但没有人对这种现象加以有力的理论论证。瑷珲—腾冲线的出现廓清了这一分界，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多年后，美国学者将之称为“胡焕庸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胡焕庸线以西是唐代边塞诗描写的古道西风瘦马，以东则是小桥流水人家。
胡焕庸线的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曾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我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我国东西部所占全国人口之百分比仅有1.8%的增减变化。两次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我国人口的60%集中在距海500千米的东部地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与当年相比虽然相差不大，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已非4亿多，而变成12亿多。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公报，201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省份高增长、中部省份“空心化”的趋势。
过去10年间，中国人口总量还是呈增长态势。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10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但人口变化的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常住人口急速增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也有较快增长。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大部分省市区人口增长减缓，其中六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城市化的枷锁被市场经济解除以后，中国人口和财富流动呈现出的新现象。虽然户籍制度还在，但随着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无视户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增加幅度都比较大，但原因完全不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口增长，绝大部分是因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在上海，迁入人口占该市人口增加的97%，自然增长只占人口增加量的3%。广东和浙江的增长虽有自然增加的部分，但大头还是外来人口迁入，分别占总增长的62%和72%。
与之相反，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藏、新疆和宁夏，人口增加的主要动力是自然增长。这些地区生育率相对较高，虽有外来人口迁入，但只占总增长的一小部分。海南省虽属沿海地区，但其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生育率较高，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类似。
人口负增长的六个省（市），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口迁出。重庆和湖北10年间净迁出的人口是自然增加数的3倍。四川10年间净流出546万人。如果贵州、安徽和甘肃不是出生率相对较高，其人口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无疑更大。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说法，此次普查数据亦可见，“北上广”恰是过去10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所谓“逃离”更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的牢骚。
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多人没有说出来的普遍规律：人都是往钱价高（钱的利息或者钱的投资产出高）、人价高（工资福利待遇高）、物价房价高的领域和地区流动，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一边在抱怨大城市房价高，一边忙不迭地拥往大城市，即是如此。而人越往这些地区流动，越助长这些地区的房价人价钱价。随着人口外流加速加剧、低生育率持续，中西部地区人口将继续向东部扩散，中部人口“空心化”会日益加剧。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其间种种自然和人为的人口迁徙并没有撼动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3.11%，非农业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30个，除兰州和乌鲁木齐在西部外，其余28个都在东部地区。我国台湾省的台北和高雄，港澳地区的香港人口也在百万以上。
我们也可以说，胡焕庸线是中国农牧业为主的乡村文明和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文明的主要分水岭。农牧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维持农牧业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人均可使用土地面积和其他资源大大高于工商业文明的人均土地和资源占有。在当代社会的城市文明中，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宅”在小小的蜗居中就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个人创造幸福生活，这在乡村文明里，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通常，社会的发达程度、环境保护的程度是由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决定的，而不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人均占有资源决定社会发展和富裕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人为阻碍城市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砍伐树木以大炼钢铁和大规模开垦土地，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若干年前，中科院通过卫星遥感，曾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超载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1.5倍，相当于中国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平方公里，少了一半。
右手：人文社会线——神秘的百万人口线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迥异于世界各国的特殊经验：它不是从小城镇起步，而是直接由大城市引领，大城市化才是它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