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美国的民主始于乡村，因为乡村自治传统是美国基层社会自由、平等、富裕、幸福的根基，甚至连乡镇警察都是镇里自雇的。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是公共权力一竿子插到底，而且权力是自上而下的，直到村一级。越到基层，越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资源的有限性越厉害，社会资源的单极控制和垄断特征也越明显，各种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和拉帮结派的“窝里斗”也越显威力。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情况，只有在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才略见改观。城市越大，内耗越小，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城市的集聚效益也越大。虽然超大城市的交通不便抵消了其中的一部分效益，但是比较而言，由此造成的时间、精力、才智与心力损耗，比起人与人之间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损耗，比起权力单极控制下的徘徊与无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大城市最大的魅力所大。
经济与文化到底有何关系？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曾有论述：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长期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格龙多纳认为，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目的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如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长期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非经济目的并不是“反经济”的，而是“亲经济”的。格氏指出，文化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于其文化心态的指引。他的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就可判断其经济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发达，一段时间后也会发达起来。
大城市是一个极其包容、自由的地方，可进可退，可攻可守，什么性格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国有句古话：大隐隐于市；中国还有句古话：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只有大城市这样的大海才能生长出大鱼来。
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化被人为延缓导致的“补课效应”，使中国的城市化，确切地说是大城市化来得特别迅猛。据联合国统计，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国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说明我国的中小城市发展缺乏活力。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这还是在鼓励中小城市、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下取得的结果。
城市化有它自身的规律，既无法人为提速，也无法人为阻止。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试图短期内增加30%人口，结果只达到5%。同理，要人为阻止大量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北京、上海的例子已经说明问题。
城市化背景下农业怎么办？
同学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问题，讲了城市化的规律就是大城市化，这个趋势任何人无法逆转。我知道很多同学学的专业跟农业有关系，你们一定会问：老师你一直在鼓吹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那么农业怎么办？
在这里，我要非常乐观地告诉大家，城市化对农业和农村只有益没有害。越尊重城市化的自身规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就越快，中国农业的前景也越广阔越光明。
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城市化受到人为阻碍，导致过多人口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上面，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两亩，有的地方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几分，农业呈现出极度的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特征，农业的效率和收益都极其低下。
只有通过城市化，将大部分农业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上来，然后辅之以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农业才有前途。
2012年5月13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中国农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有多少差距？据分析，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的100多倍。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年。
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
报告测算，未来40年，中国需要把2.8亿农民转移出去，农业劳动力总数将从3.1亿下降到0.31亿。
为此，专家们提出建议，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然的选择。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2008年以来，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0%；2008年，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33%；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仅为美国的1%。
中国农业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这1%是巨大的差距，也意味着中国农业还有上百倍的上升空间。只要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到位，人们可以较快地从农业撤出，那么，中国农业“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绝非虚言。
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搞得人们谈虎色变，如果城市化转移了大批农民，农业由现有的碎片化家庭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工业化模式转变，不论从资本、技术投入还是质量管理上，都可以取得长足的进步，生态农业、安全食品也将会给农业带来更高的收益。
因此，社会的良性循环通常是一通百通。一旦阻塞，则处处疼痛。
63年来，我们一直和城市化规律较劲
最后一部分，我要怀着沉痛的心情，以最具标志性的户籍为入口，和同学们一起，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政策作一个简单的历史性回顾。基本上可以说，63年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在和城市化的规律拧着来，和城市化唱对台戏，进行着“逆城市化的城市化”、“反城市化的城市化”。所以，人与政策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比较尖锐地存在着。
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化战略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大致经历了1958年前的自由迁徙期、1958年至1978年的严格控制期和1978年以来至今的半控制半开放期三个阶段。
北大教授周其仁在《录以备考的迁徙自由》一文中写道：
1954年至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7700万，包括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见《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可是，很快也遇到新问题。有人检索法律文档，发现从1955年6月到1957年12月，政府先后就“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等问题发布了7个政策文件，实际上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从此，多了一个中文词汇——“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