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定位中国
15807500000027

第27章 中国城市化的歧路与正途(7)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管理制度确立,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在粮油统购统销的背景下,农民向城市的迁徙,除了从军和上大学,基本上被完全切断。乃至于1960年前后,粮食过度上缴而致农村大范围饥馑的时候,农民甚至连进城讨饭的路都没有,直接饿死数千万人;

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修正的《宪法》颁布,正式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

1977年11月确立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小市迁往大市的控制原则;

1980年10月确定对于迁移进行指标与政策的双重控制;

1984年国务院发文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落户;

1992年底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成立;

1993年9月3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此起步;

1997年开始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

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旨在解决夫妻投靠、未成年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由和上学等部分城市户口迁移当中的突出问题;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

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分类户口迁移政策。仍然在坚持放宽中西部控制大城市的政策。

回顾63年以来的户籍和城市化政策,不能不着重提一下中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逆城市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让他们到农村去,起初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到后来,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的研究证明那三年中国大地其实风调雨顺),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文革”则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2000多万初中以上的毕业生就业。

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返回城市。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的三大差别,上千万知青回城后,也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稳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造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断层,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也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是知青和农民的现实困惑和矛盾,更深远的伤害和影响,还在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喜绒和杨励轩曾合写了一篇文章《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知青小说》,其中写道:

如果不是从单一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从生态学的视野,反观1968年兴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就会看到,它是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史上非常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一页。伴随着从城镇到农村的位移,知青与大自然的关系几乎在一夜间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从乡野往城市迁徙的总趋向相反,上山下乡运动让人数多达百余万(应该是千余万)的知识青年,从繁华城镇倒流回相对落后、甚至是穷乡僻壤的山村。这是生存环境的根本性变迁。知青们一下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当时尚未开发的北大荒、内蒙古大草原、新疆戈壁滩……

然而,特殊年代的特殊人生又使知青们在走进自然的同时,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自然的对立面。当年的知青们把上山下乡戏称为“修地球”,他们在年复一年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艰苦劳作中,争做穷山恶水生态环境中的强者,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这就使知识青年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便被固定在了对立与抗衡的位置上。

在人定胜天的狂热时代氛围下,缺乏生态意识的知青们十年的战天斗地,事实已经证明使不少地方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2002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逃亡》,给我们提供的当年的兵团知青由于“滥砍滥伐滥打井滥垦耕地滥修水库极其严重,并且盲目掘堤引水盲目建泵站抽水”,引发的塔里木河及其两岸原始森林出现荒漠化的本真情境,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又是那样的令人痛心。请看主人公刘争重返当年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时见到的真实一幕:

他跑上一座高高的沙丘,放眼望去。这一望,心都空了,不仅塔里木河没有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水沼、河汊、河湾都没有了!当年的茂密的苇浪浮浮荡荡,一望无际,现在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他向更远处望去,一座又一座的原始森林也没有了。塔里木河两岸斑斓绚丽的白桦林、梧桐林、红柳林、灌木丛……全部被利斧伐尽。

刘争冲下沙丘,向塔里木河床远处走去。所到之处,只有无边无际的荒凉的沙海。当年,他就是在这里一棵苍老的胡杨树下掩埋了焚烧成灰烬的周翔的信件。那棵树呢,无影无踪!

他的脚步踉跄起来,双腿软软的,呵,那么多的马鹿、黄羊、新疆虎、野猪呢?那么多憨傻的鱼群呢?那遮天蔽日、飞来掠去的水鸟呢?那鸟类王国的千鸣百啭呢?

一切生灵都荡然无存!几茎枯黄的断苇,轻轻颤鸣着。半截雪白的鱼骨露出沙土。

这就是塔里木河——教科书上曾经称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世界第二大内陆河”的遗迹。其实,就像作者所慨叹的:“哪里还有什么遗迹?”早已经是一无所有了,这消失了的不仅是世界第二大内陆河,还有当年知青们的青春和血汗。也就是《逃亡》的作者在篇末借主人公之口悲怆质问的:“这就是自己和千千万万支边青年抛掷几十年光阴挥洒无数血汗亲手铸就的事业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事业呢?”“人在世间有了劫难,可以逃亡,哪怕逃到天涯海角;大自然遭遇了人的劫难,可以逃亡到哪里去呢?”

63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和城市化的规律较劲,是战功赫赫呢,还是伤痕累累?一开始,也许是因为我们愚昧、无知,可是一个甲子已经过去,今天的我们仍在重蹈覆辙,仍然在跌倒的地方不断跌倒。这是因为无知呢,还是因为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反省,对自己的过错缺乏反思,对人类和自然缺乏应有的敬畏和忏悔之心?

课后作业

为什么大城市不存在人口承载力问题,相反,中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口承载力问题反而更严峻?

201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