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文学研究与介绍方面，周作人曾发表过60余篇文章，这其中大多是对某一作家或作品的单独研究，但也不乏对日本文学的宏观考察，比如1918年5月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就是一篇对整个日本现代文学进行详细梳理的力作。
《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全文共10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和《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两部书的评价。从第三部分起，作者开始对现代日本文坛上相继出现的“艺术的艺术派”、“人生艺术派”等各种流派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他不仅介绍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森鸥外、北村透谷等人，而且还提到了社会小说的创始人鲁庵及其门下中村春雨、木下尚江等一批作家。接着，他又引入了自然主义流派，介绍了永井荷风、国木田独步以及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与风格，并将自然主义文学和它的对立面非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对比和分析。他指出，按照自然派的学说，凡小说必须触及人生，而漱实则认为不触及人生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而且又何必如此急迫，作家倒不妨从容地赏玩人生，这就是漱实所遵循的“余裕派”的创作态度。与漱实相比，森鸥外主张的是遣兴文学，而遣兴文学从来就是一副消极的态度，没有兴奋的时候，颇有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而从这一点来看，遣兴主义所追求的到底也不过是低回的趣味，因此称作“余裕派”也未尝不可，或至少可以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理。
在上述各流派之外，周作人最后还提到了早稻田大学的岛村抱月、相马御风以及片上天弦等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此外还有从自然主义转而提倡问题小说的中村星湖、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相马泰三、人道主义作家谷崎精二等等。至此，通过一步步由远及近的追述，周作人把明治时代与大政初期所有值得一提的流派、作家及其作品原原本本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不啻是对现代日本文坛的一次大检阅。大致看去，我们仿佛会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事实并不尽然，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以编年史为主线，巧妙地将日本新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庞杂的体系井然有序地囊括进一篇不算冗长的文章，如不是大家手笔，这一点恐怕是极难做到的。
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周作人的唯一目的。从本文的引言和最后一部分来看，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进行追述，其一当然是想让国人对日本新文学发展史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其二是要以此来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借鉴，其中后一点也可以说是他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
他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文学界有自觉、肯善服的态度，使它能够有诚意地去模仿，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了20世纪的新文学；我们研究日本近30年来小说之发达，一方面可以对上述所言加以证实，同时又能将其与中国新小说界的情形进行比较，这是一件颇有益处而又有趣的事。
讲到当时中国新小说的发展，与日本相比可以看出几点异同，很有研究的价值，比如梁启超于1899年所作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可以算是一场大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这恰恰与明治初期坪内逍遥作《小说神髓》时的情形相似，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小说形式上仍是旧套路，思想上还是旧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不肯也不会模仿。创作一面姑且不论，就是翻译也是如此，除却林纾等人摘译的几部世界名著外，其他几乎都是二、三流以外的作品，这些小说本身无甚价值，所以不值得模仿，此外更进一步说，译者所以要翻译某一部作品，压根儿并不是出于佩服要去模仿的目的，而是因为翻译的作品要么有我的长处，要么有像我的地方，抱定这种不肯服人而只愿人来像我的心态，即便勉强去学，也决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按照周作人的观点，要克服这种弊病，就必须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真心诚意地先去模仿别人，然后才能够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新文学来。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最切实的任务有二：一是提倡翻译和研究外国名著；二是要有一部对小说进行全面研究的“小说神髓”。中国小说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像日本明治初期那样从头做起，一方面要彻底放下不肯模仿的架子，同时还要学习日本作家的善于模仿的精神，尽快学会如何模仿别人。
周作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没有耐心等待别人，而是身体力行地先迈出了第一步。就在《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发表半年后，他便推出了在思想意义上比《小说神髓》更为重要的《人的文学》一文。这是一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它打破了当时文坛上长时间的沉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个性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等若干篇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论文。借以对《人的文学》一文进行全面的补充。作为宣言性的《人的文学》在各方面都有着《小说神髓》之类的著述无法相比的重要性，比如就其中一个方面来看，《人的文学》的作者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小说一种文学形式上，而是把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了宏观、全面的考察，因此《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普遍的和划时代意义的。
在日本文学翻译及研究方面，周作人也做出了同样大的努力，这一时期曾发表过多篇微观和宏观的研究论文。除《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闲话日本文学》和《明治文学之追忆》3篇外，《日本的诗歌》（1921）、《日本的小诗》（1923）和《日本的讽刺诗》（1923）等都属于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至于微观研究，上文中已提到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言。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不少日本文学作品，其中主要包括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如1920年译出的千家元？的白话诗《苍蝇》和《军队》、贺川丰彦的白话诗《涂白粉的大汉》和《没有钱的时候》、1921年翻译的俗歌40首、1922年移译的石川啄木的短歌等等。小说是他本期翻译的主要内容，其中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收录的20余篇作品便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