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时代际逢沧桑之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学界先驱以其旺盛的精力和天才般的创造力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不朽的鸿篇巨制，他们或著书以陈己见，或译介以传人言，这的确是一个呼唤巨人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这一时代所造就的学界巨子不仅有着难以遏制的再现自我的话语意识，即若在传递他人思想方面也表现出了不可压抑的强烈欲望。
周作人就是一位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鲁迅、郭沫若等许多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周氏也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也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受了时代潮流的涤荡，这一切过后，他也最终走上了著译生涯，并将几近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以成就而论，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实可谓屈指可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周氏曾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拓荒者和代言人之一，尽管他毕生著译煌煌千余万言，若论其之于后世的影响，则似乎并没有像同代人那样被赋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遍观国内近几十年来业已付梓的现代文学教材或研究专著，能将周作人重重写上一笔者实在是寥寥无几，再随手挑出任何一位稍有影响的现代文学作家，便可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厚厚一册或数册相关的研究资料，而对于周作人，情况则大不相同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可争的事实。正如陈子善先生所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周作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徐舒虹，1999：1）的确，周作人的存在无疑是“巨大”的，因为他曾与鲁迅一起被誉为五四文坛上的“周氏兄弟”，又曾与胡适、鲁迅齐名，被尊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巨人之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的存在又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性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亦实属罕见。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位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他著译丰厚，本当以鸿儒相称，但却一度为国内学界所不齿；他曾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坛骁将，民族危亡之际竟演绎出附逆丑闻；他生性笃实，温良敦厚，却与众多文人结下恩恩怨怨，打过不少的笔墨官司；他中庸为道，崇尚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方式，暮年则于“穷”、“病”、“闹”中不得善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难以找到契合点的矛盾，后人论之，每每必有裹足，即使偶尔涉笔，也多为反衬，不乏微词，至于翻译，则更是鲜有人提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周氏均堪称一位当之无愧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在60余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他曾与兄长鲁迅一起提出并倡导过先进的翻译理念和思想，他酷爱译业，成就卓然，且孜孜不倦，译风严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这样一位并不多见的学者型翻译家，全面而客观公正的梳理与评价工作将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不可小觑的参考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