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翻译活动虽然可以追溯到1904年，但他的直译观点则主要在东京留学期间开始雏形，并在以后的探索中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可以这样说，从《域外小说集》的问世，到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对话集》和《平家物语》（前7卷）的完成，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以熟稔的日语（包括古日语）、英语（包括古英语）、古希腊语和世界语辛勤地耕耘于我国现当代译坛，始终未曾背离过自己所倡导的直译原则。
周氏比较成熟的直译观主要见于《陀螺》译文集“序言”，文中写道：“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他同时强调指出，直译必须是有条件的，即一定要达意，并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格，换言之，他主张直译，但并不排除兼用意译，问题的关键在于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就是对于原文的“信”与“达”。在他看来，直译和意译并不相悖，而是体现为两种概念与方法的统一。他认为，lying on his back译为“仰卧着”既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而译作“卧着在他的背上”则只能认为是逐字的“死译”了。由此可见，周氏所谓的“直译”，决不是一般人所误解的把原文逐字地译成汉语，而是在汉语表意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尽力保存原作的风格，表现原文的语义。
应当指出的是，周作人在早期的译论中的确肯定过逐字死译的方法。比如他于1918年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一文时，就曾提出过“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的逐字译的观点。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不必改头换面”的逐字译的观点与周作人后来所提出的直译观点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我们知道，逐字译的观点显然违背了语际转换中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只会导致难以卒读的死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下文中将要提到的郭沫若曾对周氏的翻译提出严厉批评一事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当然，就当时情况而言，周氏之所以主张“逐字译”、“逐句译”，甚至宁可让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也反映出他的另一番苦心，即通过这种翻译的形式来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以弥补草创时期的白话汉语在表意机制上不甚严密以及表现手段上不甚精确的缺陷。关于这一点，他在上述一文中曾作过明确的补充说明：“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言外之义，释教经论文体最初虽然为异域文宗所特有，但语言文化的可容性终归使其成为汉民族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无论作何种解释，逐字或逐句的死译都只能被视为一种暂时或过渡的观点，它从一个方面表明周氏的翻译观点经历了一个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周作人的翻译观点又是在对我国汉、魏以来的佛经翻译以及近代文学翻译理论的扬弃过程中得以形成并进一步臻于完善的。1905年，20岁的周作人开始研读佛经，其后他不仅接受了佛教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培养了对于佛经翻译理论和文学价值的研究兴趣。1936年在北大讲学期间，他就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关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他很不以为然，因为此等译文纯粹“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他极力推崇的是后秦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译经派，称其“文亦多佳胜”，“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之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周作人，1999：633）此外，除强调译文的新颖体制及其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价值外，就翻译方法而言，周作人从鸠摩罗什那里似乎只汲取了“陶练覆疏，务存论旨”的观点。到了唐代，出现了另一位译经大师玄奘。关于他的翻译，梁启超曾作过“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之类的评价。同样，曾一度从梁氏为师的周作人也以“求信”和“质胜于文”来概括唐译佛经的特点。在翻译方法上，玄奘主张译文“贵无乖谬”，指出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方能“义不失，理不乖”，这实际上可以看作周氏所主张的“直译”而不排除“意译”观点的直接渊源了。
在清末诸位翻译家中，对周作人影响至深的当推梁启超、严复和林纾3人。梁任公虽然常常对原文随意“删增”乃至“割裂”，但他提出的“二弊”观点却深得翻译要旨：“一曰绚华文而失西义，二曰绚西文而梗华读。”（罗新璋，1984：130）由此可以看出，他既反对过分的意译，又不赞同机械的直译，而这一点也正是周氏的一贯主张。在严复的“三原则”中，周作人只取了“求信”和“达旨”两项：“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同上：398）由于严氏译文桐城味十足，带有浓厚的八股文气，为此章太炎先生曾以“载飞载鸣”加以讥讽，作为章氏的学生，周作人对此亦有同感，因而他对“求雅”一说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至于林纾的影响，更多的则是来自反面，周作人曾经不只一次地批评过当时译界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附益的翻译方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林纾而来的，比如他在《（陀螺）序》中指出：“譬如英文lying on his back一句……译作‘卧北窗自认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同上）又在《〈古诗今译〉题记》一文中谈到：“不象汉语——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同汉语一般样式，就是随意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钟叔河8，1998：206）所有这些评述实际上都是针对林纾的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