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雷宗兴
整理|曹晓波
我是山东师大附中的学生，高二。我是理科生，但从小喜欢文史哲。
参加“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发现身边的历史”，我的文章《被找回的家族记忆》送上去，就得了全国一等奖。名气一下子从校园扩散开去，您看，把您都吸引过来了。
对历史感兴趣，到什么程度？看了《百家讲坛》，一个人对着镜子，哗啦哗啦学了说。
我从小兴趣广泛，这得感谢爸妈，小学时做生物实验，我迷上了显微镜，说了一声，过几天爸爸就给我买来了。挺贵的，得好几百吧。这个显微镜，我玩了很长时间，同学也常来我家，一起看。
后来初中时做洋葱表皮细胞实验，我做的标签在全校展览，物理竞赛我年年参加。爸妈从不强迫我学这学那，而对我的好奇心，总是鼓励的。
比如电器修理，我就为班级修过电动黑板，就是会自动喷上水擦干净的那种黑板呀。老师一节课得有四五黑板的板书，要随时擦。有天电动黑板坏掉了，我利用下课时间就把它修好了。
懂得原理，很简单的呀，要不我怎么当学校的科学社社长呢。
我对历史的兴趣也由来已久。幼儿园时，我就看《中国通史》了，是图画本带拼音的那种。小学前两年，一周我只上一两天课，一茬一茬的感冒发烧，身体弱，一直好不了，就把《中国通史》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现在说起来，也没记得多少，但对历史的偏好，也许就开始有了。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我也看，好玩。爸妈不限制。看着看着，有想法了，哎，和历史书怎么不一样？太玄乎了。那时还没有历史演义的概念，每一次发现情节与史实不同，就去翻书。对易中天评“三国”也是，感兴趣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对着镜子，哗啦哗啦学了说。大概是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就觉得历史不应该是他所说的那么单一。
上高中时，我还在学校里做过历史方面的演讲，都说我讲的像纪连海。哈哈，是不是因为我也戴眼镜啊。
当然不是读过就算，我还喜欢思考、质疑。比如牛顿的《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我特别喜欢。在这本书里，牛顿说自己是1642年圣诞节生的。正好我手上有历史课本，说牛顿是1643年圣诞节出生的。
有疑问，我就查资料，原来牛顿说的1642年是儒略历，和公历1643年的圣诞相差了12天，编教科书的没有考证，想当然地把它写进了教材。
去年我去北京参加“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活动，参加了浙大陈新教授主持的 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论坛，当我说到教科书上的日期问题，王希教授说，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可以有争议，唯一认同的是时间。
可是你看我们的教科书，连时间都有问题。教的没发现，学生整本整本死啃。
这几天我在看高华的《革命年代》，还有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巧》。高华是“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评委。那些评委很不简单，都是教授，清华的、北大的，还有从美国来的。您说高二的理科生学习很紧张，是的，但书不能不看，尤其是经典的书，可现在这样的书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呀。
刚放寒假，您就来了，本来今天我要去省图书馆的。
从小我就有疑问，姥姥心里有着对家族的痛恨、迷茫、忌讳，怀念，一说就很复杂。
怎么会探究起家史来的呢？要从这次“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说起。
活动是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全国二十多所学校都参加了。我们山东师大附中组织学生参加，搞得不错，得了“最佳组织奖”。我本人的一篇《被找回的家族记忆》，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其实，对于我姥姥的家族，我早有想法。为啥？上幼儿园那时，我经常住在姥姥家。姥姥跟我舅舅住一起，很普通的房子，很普通的家境，过着很清贫的日子。但她老人家有时会露出一句半句，说她小时候家里有汽车，有洋楼，还穿呢料衣服。这与现实差别很大呀。姥姥心里，有着对家族的痛恨、迷茫、忌讳、怀念，反正一说就很复杂。
姥姥又很“红色”，她给我讲潘冬子，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红星闪闪放光彩？ ？”姥姥崇拜毛主席，经常说着就冒出一句毛主席语录。
当我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些年的历史有所了解后，觉得在我姥姥身上，过去的显赫家境与后来的红色思维，很矛盾，很纠结。在我姥姥的家族中，几乎人人如此，你要问及，他们总说：“读好你的书，小孩子不要问这个。”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从青岛扫墓回来，我姥姥说，她的爷爷以前葬在万国公墓，现在连墓地都找不到了。我再追问，姥姥吞吞吐吐：“别问了，他（姥姥的爷爷）不好。”
我就去查资料了，这是我的习惯，心存疑窦，非查个一清二楚不甘休。
查的结果是，青岛万国公墓始建于1946年8月，当时只有少数权贵能安葬，后改名“青岛市第一公墓”，1966年被毁。
方志中没那名字，仿佛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原来姥姥把她爷爷的名字记错了。
于是我相信，姥姥的爷爷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在这时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探索热情。我从哪里来？我的先人是谁？
但搜索网络上的信息，查阅青岛方志，都没有姥姥所说的她爷爷的名字，仿佛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我也问过姥姥的三叔郭宪达———我的三太公，他今年90岁，郭氏家族唯一的长者。后来三太公和我姥姥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但我还是去缠他，他说：“我一无所知。”
姥姥也担心我为了这些没有必要的事耽误学业，但姥姥宠我，看我这么着迷、着急，她也在家里翻箱倒柜，帮我找过去的文字、零星资料。
有一天，总算有了成果，就在这房间，姥姥找出两份有用的材料，一张是二十多年前有关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还有一份，是姥姥的父亲郭宪聪当年填写的家庭成分表，我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姥姥把她爷爷的名字记错了，不是很有民国男人气的“张作霖”的“霖”，而是非常女性化的“琳”———“郭葆琳”。
你看，连名字都记不准，别说其他了。
细看郭宪聪填的那份家庭成分表，上面列了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看不起工农干部；郭宪聪以及他的父亲郭葆琳，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人更了解中国，这成为日本的侵华原因之一。
我姥姥看了，不停地唠叨：“哦，这就是我爷爷？”但我想，如果连日本人都是看了郭氏父子的书才了解中国，那他们肯定是当时的大学者啦。网站或网店上就可能存在他们的书。
我跟姥姥开玩笑：“拼爹，我还拼不过你呢。”
郭葆琳撰写的农业方面的著作其实很有名，从孙犁的文章中看到，鲁迅也曾推荐过。
电脑一搜“郭葆琳”，有戏了！跳出的第一行就是德州市夏津县政协的官网，就在那一晚上，我开始改变对一直被家族后人认为是“坏蛋”的郭葆琳的看法。
文章中写道：“农业为人们衣食之源，我国历代无不首重农业。在清末民初，中国派往国外的官费留学生中也是以农学较多，仅夏津县就有两人，并且全是赴日本留学农科。其中之一就是农学家、原省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前身）校长郭葆琳。”
文章中写道：“郭葆琳，字次璋，1890年生于山东夏津县城南栾庄村一个书香门第。郭葆琳自幼聪颖好学 ？ ？ 后考入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清宣统元年（1912）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国家选拔，并以官费送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科深造。”
文章中还写道，郭葆琳任山东西北移垦事务所所长时，“多次率领由农专师生和山东省农业专家组成的垦殖调查团做深入调查研究，写出很多专著”。
我一行一行地读，一遍一遍地读，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同一个县，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学校，留学日本也对，学农业也对，写过农业史也对。当三太公郭宪达知道这些后，第一句话就说：没错，是他，我的父亲。
但要写论文，引经据典，需要更确凿的内容吧。我去省图书馆查当时的地方志，还有郭葆琳写的书，很多资料是繁体字，文言文。地名、专业名词特别多，苦看了大半天，进度实在太慢。书数不胜数，又没有目录，我终于放弃在原版地方志上下工夫。
我从一些后人编写的山东方志中搜集信息，终于有了结果———在《山东重要历史事件》中有了新的发现，短短几行字：“农学院院长郭次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原为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
郭葆琳撰写的农业方面的著作其实很有名，鲁迅也推荐过他的《中国养蚕学》，我是从孙犁的文章中看到的，说鲁迅曾经高度赞扬郭葆琳对养蚕的研究。还有一篇《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文章，将郭葆琳称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我一直想找这个写文章的人，可惜没时间。
郭葆琳在文章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欲求明日中国之发展，必先知中国今日之状况。”通过不断的野外调查，他撰写出大量的农业书籍。现在能查到的有《山东农业概况》、《山西地方制度调查书》等。如果以这个来定他“给日本人提供侵略依据”的罪名，相当于找茬。
1937年，郭葆琳陪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外出，被暗枪打中身亡。那年，郭葆琳47岁。
我姥姥记得他父亲说过，当年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送给郭葆琳一把剑。为什么？因为当年的文人也有在政府挂职的，郭葆琳曾担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当时的青岛市长是沈鸿烈，他是东北军的海军司令，郭葆琳也可以称得上是沈鸿烈的智囊人物。
1937年某日，郭葆琳陪沈鸿烈外出，“哗———”出来一支武装，举枪一阵扫射，郭葆琳被打中。第二天，沈鸿烈带了市政府官员身着礼服来郭家报丧。那年，郭葆琳47岁。
我一查资料，郭葆琳应该是抗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沈鸿烈是张学良的心腹，东北军海军的创始人，后来虽然跟了蒋介石，但他是一个主张抗日的英雄。1937年的枪杀，应该是枪杀者对沈鸿烈的恐吓。
谁干的？两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二是日本人。这一点我经过分析可以推测，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当时，可以说青岛共产党还处于地下发展阶段，实力不足以组织武装，成功击毙政府要员。
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有待寻找更确凿的证据，也可能永远是个谜，这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诡谲所在。
（采访手札：查沈鸿烈资料，西安事变，沈鸿烈明确向张学良表示，“委座一身，国家安危所系”，反对莽撞拘蒋，后深受蒋介石信任。张学良被禁，张旧部有可能对沈鸿烈不满。其次，1937年前，青岛已是日本势力范围，卢沟桥事变后，沈鸿烈曾下令炸毁20多家日商在青岛的工厂，日本人怀恨在心。雷宗兴对郭葆琳被枪杀的两个推测，完全成立。）
三天，初稿拿出，约一万字。我回到自己家，立即发高烧，大病一场。睡了三天。
去年暑假，7月末，在姥姥家，我趴在电脑上，姥姥坐在我身后，我们祖孙俩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
资料、光盘摊了一桌子，我准备拿出论文初稿，拿出一个真实的郭葆琳。
我基本不睡，也睡不着啊，思维阻塞了，就倒在姥姥床上闭一闭眼，姥姥以为我睡着了，我又突然坐起来，疯魔了一样。我自己知道，准备了那么久，心里都塞满了，如果不掏出来，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姥姥也基本不睡，在一旁做饭递水，我不知饭味。我写一段她看一段，赞叹，哭，笑，还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
三天，初稿拿出，约一万字。我回到自己家，立即发高烧，大病一场。睡了三天。
可是当我姥姥把这一切告诉三太公郭宪达时，他却声泪俱下：“又有何用，又有何用啊？ ？”
三太公为啥说这话？您知道，为了郭葆琳，郭家后人吃尽了苦头。
郭葆琳的大儿子郭宪聪，我姥姥的父亲，我太公，1932年到日本帝国大学农业部学习，毕业后，回山东任教，钻研农学。他不善于治理家业，郭葆琳留下的家业，很快变卖掉了。“文革”初，他失去了工作。留作纪念的家族照片，全投进了火盆。青岛的郭家洋楼被红卫兵占住，好几个房间的书全烧了，其中有很多尚未出版的郭葆琳手稿，使我们至今都无法还原他所有的历史真貌。得知“四人帮”倒台那天，我太公大哭一场，十年中他从未流过的泪，那一天终于倾盆大雨般迸发。
我妈妈常说起，说我太公郭宪聪的晚年非常孤独，讲话都没人听得懂，他讲的都是些科学术语，很深奥。
郭葆琳的二儿子郭宪敏，我的二太公，东京帝大毕业，山东省农科院农艺师。1958年划为“右派”，劳改5年。释放时，他因技术高超，被留农场工作。“文革”中遭批斗，一说他“卖国贼”，他就满面通红，憋得难受。熬到1978年，终于平反。当他正往家走，满脑子想着20年未见的家庭时，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骂了他一句“卖国贼”，他就两眼直勾勾地仰面倒下了，脑溢血去世，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好时光。
三太公郭宪达，至今仍闭口不言往事，也不希望他人说起以往。
高兴啊，我到青岛去了三四次，兄弟姐妹坐在一起，眼泪哗哗掉，都说要感谢宗兴。
郭庆萍（雷宗兴的姥姥，70岁）：
以前我们郭家都住在青岛，我爷爷去世时，我爸、我二叔都在日本留学，我还没有（出生）。活着的人谁也说不清爷爷是哪年去世的，怎么死的。
我奶奶守寡啦，带着我们，很艰难很艰难，谁背得起这罪名啊？“文革”那时，说不定哪天就被揪出来了。
我外孙把这搞清了，高兴啊。我到青岛去了三四次，兄弟姐妹坐在一起，眼泪哗哗掉，都说要感谢宗兴。大家商量，是不是要凑钱把郭家的小洋楼修一修呀，或者重新给郭葆琳爷爷立个碑呀？七嘴八舌。
宗兴找出的那篇德州市政协的文章，官网上的呀，我原来工作的那个学校，老同事聚会，我特意拿去读了。同事们都为我高兴，要我请客，您说我爷爷的事影响大不？
有个人打电话给我祝贺，“文革”时，这人是校“革委会”成员，晚上，摸黑爬墙来和我说，明天要斗我了，要我马上把孩子送走，您看，这都是患难之交啊。
还有个同事，运动中关系紧张。话说回来，那时谁不想革命？我也想紧跟毛主席，想表现自己。不发给我红袖章，我还找过工宣队长呢。
我三思后，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说您先看看报纸，我们再谈。他也是老师，看了报纸，就祝贺我。其实啊，这老师后来待我们很不错，我儿子急病要转院，当时有个平板车很不错了，我女儿去叫，他马上就噔噔噔赶来了。
有人认为做这些与学业无助，又不能加分，做这些干什么？但我觉得很有意义，还要做下去。
花了三天三夜写的那个稿子，后来一看，有很多重复之处。几经删改整理，获得一等奖的《被找回的家族记忆》，大约三四千字吧。
在北京的颁奖仪式上，见到了著名的历史学家资中筠，是我给她颁的奖。
没错哦，不是她给我，是我给她颁奖。什么奖？特别致敬呀！组委会觉得我这样的晚辈给老前辈颁奖很有意义。我太荣幸了！
我们学校组织的活动很丰富，这也是我的机遇。我喜欢社团活动，老师已经安排下学期开学就让我给同学作专题演讲。
高一寒假，我做了一个课题，和六个同学回到老家，访问了十几个“文革”亲历者。目的就是要把老人的记忆写下来，这就是历史。我的一篇《百姓眼中的“文革”》，得了学校一等奖。
国外有学者说，口述史最需要的是旁证。你想，就一个郭葆琳，你不厘正，连亲人的回忆都会偏离历史原貌。随着时间流逝，个人的述说角度、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往往还会揉捏、混杂一些和事实有差距的东西，需要考证、提升。还要写出对现在的影响。
过去的“左派”意识还有没有存在？会不会通过他们的行为与语言流传下来？我有个同学，到威海市龙角山村他姥爷家，姥爷当年是村里的红卫兵领袖。同学写道：“一说‘文革’，我姥爷一下子来了精神，腰板直了，嗓门大了，情绪激昂？ ？”
我做这些，有人认为与学业无助，又不能加分，做这些干什么？但我相信我探索的过程，会让我的生命更加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