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想合唱团
15822200000015

第15章 父亲的纪录片

口述|陈心怡

整理|周华诚

酒鬼

“没有办法,不喝酒我没有办法睡啊。好痛苦? ?什么记忆,全部都不知道了。”(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是什么时候开始恨父亲的,我不记得了。但父亲,无疑是我童年的阴影。

他在钢铁厂上班,因为离家远,就只在周末回家。回家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打我母亲,拿着菜刀追她,摔东西。每个周末家里都是吵架声,乒乒乓乓乱响。我捂着耳朵缩在角落。邻居们探头探脑:哎,你们家又怎么了?

有一次,夜里他喝了酒,把我母亲推出门去,不让她进门。关到12点多,可能良心发现了,才让她进来。

那时我还小,心里装满恐惧,还有自卑。很丢脸,不是吗?每次出门我都怕邻居问起,就只好低着头,贴着墙根走路。

我们家,在台北县新庄市。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买下的,当时花掉了全家的积蓄。父亲的工厂搬到外地以后,回家更少,从每个月回家两三次,再到两三个月回家一次。

我从小不喜欢过春节。一到春节,父亲回来,家无宁日。他不回来,我倒觉得庆幸———就当这个人不存在好了。

此外,父亲,他太老了。

父亲1966年从军中退伍进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母亲的前夫因病过世后,她带了哥哥、姐姐改嫁父亲,然后生下我和弟弟。这是家庭中公开的秘密,没有人提及,但我们都知道。

197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5岁———论年纪,我都可以叫他“爷爷”了,为什么他却是我爸呢?

父亲为什么会娶我母亲?他,一个大陆老兵,在台湾,能成个家已经不错了,没条件挑肥拣瘦。别的老兵,有的娶了残障的女人,比起来,父亲已经很走运了。

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一家人依然生活在一起。但他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买菜,自己单独煮饭。在厨房里,我妈煮我们的饭菜,他煮他自己的饭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经常对着家里的小鸟自语。

我从小就知道,一定要用功读书。我小学的学籍资料,家庭状况一栏写着“清寒”。清寒的同学,全班只有两三个。所以我领了好多年的清寒助学金。

我后来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得自己去努力得到。父亲那么老,我们那么穷。

秘密

“那个时候只有打打杀杀,没有客气的。”(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多少年来,我很少跟父亲开口讲话。只要开口,声音都是高八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很烦呐!”我摔门离开。

所以我始终不知道,父亲曾有着怎样的过去。

似乎也没有人对他的过去感兴趣,谁都不去问,他也从来不说。

我慢慢长大,长到30多岁,这才发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一直是留在我心头的一棵刺———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伤疤永远不能愈合。

我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了解太少了!

父亲是江苏人,这个我知道。小时印象中,父亲常对我念叨:咱们是江苏人? ?“江苏”,只不过一个遥远的地名而已,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2002年,我27岁。我陪父亲到大陆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都是独自前往。这年,他已72岁。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我了解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父亲和他的外甥,也就是我表哥,两个人兴致勃勃,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眉飞色舞,父亲大讲新四军如何神勇,国民党军队如何溃不成军。

我在边上听着就感到很奇怪,这哪像平日里沉默无言的父亲?

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

但父亲早已习惯了自我封闭。

2008年,台湾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台湾当地民间组织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

“老荣民”,是1948年、1949年随蒋介石退居台湾的那批军人的特定称呼。我看到了这个计划,就决定报名参加,虽然我自己家不在眷村,但我父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老兵。我想拍这个片子,正好借机好好了解一下父亲。

我的拍摄计划得到了该民间组织的支持。从2008年3月份起,我一边上着该民间组织为我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与父亲的隔阂太深了。我曾想过,要是父亲大喝一声:“把机器拿开!”我怎么办?我到底还拍不拍?我的老师告诫我:“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摄影机哦,不要被砸。”

但是幸好,我原先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当我把摄影机对着他时,他没有对我说一句拒绝的话。他很高兴,也可能会有点莫名其妙。我也终于知道,父亲其实是爱我的。从来都是。

血战

“冲锋号一吹,就要冲了,排长拿了一面小红旗,叫着,冲啊,冲啊,冲啊?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父亲陈书言,1930年出生在江苏兴化,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

十多岁,陈书言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的部队。小白菜被他们抢了,陈书言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 ?

我把镜头对准父亲,父亲陷入了回忆。他的讲述断断续续,我的手微微颤抖。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就参了军。当然也有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国民党军一路溃败,陈书言却随部队一路势如破竹,直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

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开始进攻国民党部队守卫的金门岛? ?

镜头里,父亲讲述几十年前的事,在我听来却似乎很恍惚,好像他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的父亲,19岁的解放军战士陈书言,在他登船的那一刻,又哪里会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会在这一天发生巨大的转折?

他会知道此次渡海一役,开弓就再没有回头路么?

暗夜中,涨潮了。“每条船都坐满人,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抢滩登陆? ?”父亲对着镜头回忆当年,仍然心潮难平。

“这一次抢滩登陆,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军队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父亲哽咽,讲不下去了。

在沙滩上,父亲趴在水里,耳边子弹在飞。他的腰里,还绑着一双布鞋。父亲透过镜头对我说,“那是你奶奶给我做的,一直舍不得穿。一打仗,我就把它绑在腰上。”

父亲此后再没有机会看见我奶奶。

父亲在沙滩上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镗镗”来一次“点放”。三天后,他成了俘虏。

俘虏

“现在不能讲,讲了对你们不好? ?唉,这是机密的问题啊。”(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要让父亲讲这一节的事,很难。他会以种种理由搪塞,不想多说,最后他失声痛哭。

父亲是爱哭鬼。在我记忆中,父亲喝了酒,经常会哭。以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被俘后,父亲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之后仍遭到长期监控。

父亲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是1949年11月6日。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搜走。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

在船上,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时,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父亲被关押在海边的一所小学校,进行了为期一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抗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解放军,不能浪费在你身上。”

之后,父亲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中。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之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一语不慎,就难逃杀身之祸。

1949年10月父亲所经历的这场金门之战,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恐怖梦魇。

恐怖

“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了兵的人,就是打不死,也学坏了。这样讲你听得懂吧?”(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我在拍片子时,父母吵架了。

那是2008年的母亲节。几个孩子在吃东西,父亲坐在沙发上喝酒。他拿出一枚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我母亲。

母亲当时正在忙家务,没有听见他的话。父亲似乎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把戒指摔到地上:“拿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人家还不高兴!”

你没在我家生活过,你不能理解我家的氛围。我手上摄影机还开着,但是我也怒了,我手在发抖,嘴上骂出去:“你只知道骂人!”

父亲那一刻没把手里的酒杯砸过来。

后来在看片子、剪片子的时候,我哭了。当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这个场景时,我觉得好恐怖啊———我们家竟然是这样的!我这三十几年竟然是这样子过来的!太可怕了。

1949年之后,父亲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变得阴郁,烈性酒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几十年中,他连说梦话都不能说错。

父亲的前半辈子,是战场上的战争;他的后半辈子,是家庭的战争。

前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后面的战争,是痛苦的折磨。

当我举着摄影机对着父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煎熬———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好好爱他,为什么我那么讨厌他。

他80岁了,端一个纸杯,手会不停地抖,水都倒出来了却仍举不到嘴边。

如果他只是一个外面的老人,我会心疼他。但是这个人,当他变成我父亲的时候,我却为什么这么恨他?

这个纪录片拍摄计划,总共有10部片子在拍,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课堂上一起看拍摄的进度,一起探讨。有一个同学,也拍自己的父母亲,但是他们好恩爱,非常感人。片子放完的时候,大家鼓掌,说太好了,可以去拿奖了。

我哭了,我很嫉妒这个同学,他们的家庭可以这么美好,从头到尾。而我呢?我却要拉着我的全家人,和我一起扒粪!把家里最不堪的那一面,血淋淋地展示给大家看。我根本不想把我的片子拿出来播。

可是不行啊,我想要解决我跟父亲的问题。

有些人面对伤口,是不看的,拿个纱布盖上,就当作没事了。我不行,我一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伤口,去处理它,确认愈合。

我问母亲,为什么当时会嫁给父亲。

母亲说,听人说,“大陆仔”会疼孩子,对孩子好? ?没想到,嫁给他之后,一切更糟糕。

我问父亲,你和母亲,问题出在哪里。

父亲说,她矮化我,看不起我? ?

母亲也是在我拍片子时,才第一次听说父亲的过往。母亲说,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从来不说? ?

在剪片子的时候,我仔仔细细地看着父亲,觉得他老了好多!我从没离开过家,和父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三十多年每天在一起。我都不跟他讲话,不正眼看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间就老了。腰再也不直了,走路很困难,手脚会发抖。眼前的那个人,怎么那么陌生!

纪录片快拍完时,父亲突然又反悔,他跟我激烈争执,说要把片子里那些早先的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父亲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我说,你不会以为,到现在还有人在监视你吧?

父亲说:“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 ?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父亲心里的“恐怖”,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金门

“我一生的命运,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也没有想去做害人的事? ?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跟父亲有同样遭遇的,不止他一个。但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与父亲仍有交往的也只剩两三个。

在拍片子时,我还带着父亲去拜访了其中一位“伯伯”。但是父亲再三警告:“不准提问。”

我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我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以前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近二十年,他们都不怎么见面。只是我父亲偶尔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叹一声气:“又走了一个? ?”对于生死,父亲早已看淡。

曾有记者问我,说,当年要是不去打金门,你父亲可能待遇会很好,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当干部,享受很好的条件,你们这些子女的命运也会不一样? ?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想过。

1958年,大陆与金门打“八·二三炮战”,长官跟父亲谈条件,让他去金门前线喊话,可以升到什么职位。父亲拒绝。他觉得不能这样出卖人。

从1949年之后,父亲再没有回过金门岛。

拍片子时,我向父亲提出,要不要去金门看一看?

当时正在去菜场的路上。我陪父亲慢慢走着,听到我这样说起,他停下来,然后泪流满面。当着那么多的路人。

父亲说年纪大了,不想再去。但是最后,经不起我的劝,他还是去了。

台北到金门的飞机航程也就50分钟。当父亲行走在金门岛上,行走在当年布满尸体和枪弹的那块土地上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太过伤感的情绪。

父亲已经太老了!身体上的累,已经盖过了情绪上的痛。

他指着岛上的成片绿树,说,那个时候,这里一棵树都没有。

骨灰

“陈氏列祖列宗,今天是清明节。流落在台湾的子弟陈书言,请你们回来过节,希望你们保护、支持你们的子弟? ?”(纪录片中,父亲在清明节祭拜祖先)

现在,我偶尔会陪父亲四处走一走。有一天,我们在小公园的凉亭下坐着时,父亲说:“我想在死了以后,把骨灰撒在这里。”

我问他,为什么要撒在小公园里?

他说:“这里有小孩玩,那边有厕所,这边有流水。”

我说:“可是撒在这里,我们会被罚款耶。”

他说:“哎,不是跟你说过嘛,两边看看,没有人,就丢下了? ? 外包装要带走。”

我和父亲一人抽一根烟,吞云吐雾。

酒呢,自从去年他摔了一跤之后,我们把他的酒藏起来,他再没有问起过。可能他也知道,这把老骨头,不能再喝了。

过了半天,父亲又说:“要是你愿意呢,把骨灰留在家里,倒也是可以。我可以给你们看门。”

我说:“哎———你死都死了,怎么看门哪?”

父亲说:“哎哟,那是一种意念嘛。”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那为什么没有想过,放到河里、海里?”

父亲忙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这一生哪,就是吃了水的亏。”

“没有台湾海峡这道水,我不可能在台湾的啦。就是这么一道水,挡了我一辈子。”

我从来不知道,我最喜爱的海和河边,竟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恐惧和遗憾的来源。

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影片。直到这一刻,我才明了:幸好父亲活得够久,给我这个机会去了解他。这隔阂若没来得及在他生前试着解决的话,会成为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爱,有时候真的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唯一确定的是,需要时间慢慢磨,慢慢沉淀,慢慢洗涤出那个原初样貌,就像小时候父亲呵护我,而我也喜欢依偎在他怀里的那种单纯。

我会把父亲的骨灰带在身边,不仅如他所愿帮我们“看门”,而且当我想念他的时候,也可以马上看到他,和他说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继续绵密互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