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唐康（唐汉英）整理|林崇明
1936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离开家乡浏阳，来到上海，来到法租界拉斐德路422号。那年我只有14岁，妹妹9岁。
我在那里见识了花花世界各种各样的男人，最后也奇迹般地，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
母亲说：“到了大城市女儿就是值钱，总比在乡下一辈子生孩子做饭强！”
我的父亲是湖南浏阳人，21岁到上海唐公馆做佣人，母亲是江苏扬州人，逃婚到上海，在唐公馆做丫头。唐公馆老太太做主让他俩结婚时，父亲31岁，母亲28岁。
一年以后我出生了，那是1922年5月17日，取名唐汉英。
几年后我有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
拖家带口在外谋生不易，父亲回老家务农。家里共有七口人吃饭，上山下地劳动只有父亲一人，只能寄希望于两个儿子快快长大。在乡下，我和妹妹的出路只有一条，尽快做童养媳，减轻父母的负担。
父亲是个安命的人，他不仅自己安命，也要我们安命。
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在上海、汉口、长沙做过佣人，见识到了与农村完全不同的生活。她认为穷人要想不穷死，就要有文化，所以她让我在乡村小学读了两个月书，直到脚被狗咬了，烂了个洞，走路都困难，才停止了学业。
穷困中的母亲作出了意想不到的决定：“我把两个女儿带出去，两个儿子归你。我们三个在外打工，除了养活自己，剩下的全部寄回家。”
父亲听了火冒三丈：“外面的世界我都看过了，你把两个女儿带出去干什么？到城里零卖（当妓女）就有钱吗？做梦！”
母亲不以为然，驳斥道：“到了大城市女儿就是值钱，在有钱的男人眼皮底下能吃油穿绸，住公馆房子，总比在乡下一辈子生孩子做饭强！”
在我们家，母亲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记得乘船离开那天，父亲没来送行，岸上站着年迈的奶奶，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看着他们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母女三人都哭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和疼爱我的奶奶。
临上车前，母亲问：“梁先生，你走了，大姑娘怎么办？”
拉斐德路，这条以法国人命名的街很长，东起八仙桥大世界，西到徐家汇。往东大多是华人开的一些店，往西房子越来越漂亮，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拔地而起，一般有五六层。
422号在这条街上属于中等。一位电影公司的老板租用一楼。他经常请客，老板娘亲自掌勺。二楼各住了两对夫妻，三楼只有一位先生，其余还空着。
母亲和我负责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洗衣洗被，9岁的妹妹也干些买香烟之类的零活，每个月挣来的钱大多寄回了湖南老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开销，每个月就是买点米。中午母亲到马浪路一个四川馆子去洗盘子，没有工钱，报酬就是盘子中的剩菜，母亲用一只铁罐子带回，热一热就是母女三人的菜了。
除了多干活、多挣钱、多寄银元回家之外，母亲还有一个小算盘，那就是女儿的前程。妹妹还小是个孩子，我已满15岁，少女的身材已经显露，性格文静内向，再穿上别人送的旗袍，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母亲对我也倍加操心。我睡在楼梯下的空间里，母亲找人装了门，还加了锁。有一天夜里，电影公司老板的侄子摸到楼梯间，看到小门上了锁只好走开了，母亲为此十分庆幸。
二楼左边住着一位银行白领和他的二姨太，二姨太是个苏州舞女，两夫妻周末到舞厅跳舞，平时舞女一个人独守空房，很是无聊。母亲感受不到舞女孤独寂寞的心情，反而觉得这样很好，只要男人有钱，做大老婆还是小老婆有什么关系，有洋房住，有饭吃就好。按照这个标准，有一位房客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三楼的梁先生高个子，广东人，穿一身白西装，戴白色太阳帽，黑墨镜，皮鞋两头白中间黄，制作精细，待人彬彬有礼，亲切地称妹妹“小南子”，叫我“大姑娘”。
我们母女三人挤睡在胡小姐的凉台上，他有时晚上不回来，就主动把钥匙交给母亲，说：“让大姑娘睡我的床，你们也可以松快些。”有一天半夜里，梁先生突然回来了，母亲急忙拉开门叫道：“快，快起来，梁先生回来了！”梁先生并不急着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去胡小姐处打麻将，直到下半夜才去入睡。母亲很是抱歉，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梁先生反而笑着说：“大姑娘睡过的被窝暖着呢！”母亲听了心里一热，觉得他话中有话，十分高兴。从此只要梁先生屋里有什么活她都急着催我去。
“西安事变”之后，梁先生拎了他的大皮箱离开了422号，临上车前，母亲问他：“梁先生，你走了，大姑娘怎么办？”梁先生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说了一句：“我要到南京去。”梁先生究竟是在国民党里任职，还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好人，而且是担负着某种使命的人。
摇曳的烛光中，小男孩说：“明天你就跟我一起回去，我们可以结婚呀！”
因为做生意不景气，电影公司老板走了，房客也越来越少。大房东收了一点点房租，对付水电费后所剩无几，就干脆断水断电，这样连剩下的房客也纷纷离去，我们母女三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房东派了个白头发老头来锁门，母亲恳求他让我们暂住几天，等找到事做后一定搬走。
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们说：“三个人有十三间房，东南西北随我们睡，没水没电倒没什么，就是不能在这里饿死。”她右手一挥：“我去招二房东！”接着就噔噔噔下了楼。穿过马路请测字摊先生写了一张招二房东的条子，往电线杆上一贴。
过了一天，来了一个又黑又瘦的40岁男子，满脸麻子，看起来土不土洋不洋。母亲带着他一间一间房间看过来，一间间定好租金，母亲免费给他烧饭，沈麻子住二楼一大间，其余房子全部出租。
不识字，但有胆识的母亲在关键时刻总是做出惊人之举。新的房客陆陆续续搬了进来，422号又恢复了元气。
好景不长，半年之后，沈麻子突然失踪，还带走了一个月刚刚收上来的房租，422号又陷入了无水无电的黑暗之中，入住半年的房客纷纷离开。
母亲带着妹妹四处打听哪里有活干，我守在房里等待消息。晚上整幢楼一片漆黑，突然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同时传来了问话声：“有人吗？有洋火吗？”“有！”我划了一根火柴点亮了对方手中的蜡烛，烛光照亮了一张陌生小男孩的脸，“哟，是你呀！”小男孩把我当成了老相识，“你拿蜡烛，我来开门。”
我站在门外边，在摇曳的烛光中，隐隐约约看到墙上挂着结婚照，桌子上柜子上有好几个果盘。小男孩是个中学生，他不停地吃着糕点，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和我聊天，还抓了一把花生放到我手里。他说：“你吃花生呀，这是我表姐租的房子，他们到杭州旅游去了，要我来照看一下。”
我“嗯”了一声，他那无忧无虑的语气和轻松自由的举止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相仿的年龄让我感到亲近。他自我介绍说父亲做生意，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妈妈对他最宠爱？ ？
说着他忽然兴奋起来：“这样吧，明天你就跟我一起回去，我们可以结婚呀！”我听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两只脚始终钉在门边，既不走进去，也毫无离开之意。小男孩看看我催促道：“你吃呀，你吃花生米呀，要不我嚼碎了喂你吃。”
正在这时，母亲在楼下叫道：“汉英，你好回来睡觉了！”我很想在这个中学生身旁多待一会，嚼碎的花生米我不会吃，太不卫生了，可我很想嫁给他。第二天我和母亲说了，母亲毫不客气地说：“做梦吧！他是个学生，说话能算数？他们家肯定要门当户对的！”
我不甘心，一早就站在二楼卫生间的窗口，听到小男孩的关门声，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晚上又站在那里等待，可他再也没有出现。我和阿林结婚后，曾把这段经历讲给他听，他笑着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夜晚，两个少年最天真纯洁的感情。”
胡先生回信说：“你不能去当舞女，不然我就不和你交朋友了。”
梁先生的辞别打碎了母亲的算盘，小男孩的消失让我的青春梦幻成了泡影。面对逆境，母亲又一次展现了她扭转乾坤的魄力，她在已经搬走的老房客中挑选了精明能干的罗太太，请她回来做二房东。
罗太太看到从东北逃到上海租界的人也多了起来，提高了房价，还做了一些规定，如有孩子的不租，怕麻烦。母亲无偿给罗家整理房间、烧饭。随着房客的增加，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三分之一。
三楼朝北的房间搬进了一位姓胡的广东人，个子和我一般高，我们私下里叫他“胡矮子”。他在大世界经营一家书店，名叫“引警”。这个人性格活跃，每晚都到舞厅去跳舞。回来之后兴致不减，希望我也能学会，成为他的舞伴，我没同意，他就抱个藤椅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买了两张电影票请我看电影，这事被罗太太知道了，悄悄对我说：“这个胡先生眼睛红，很像共产党，他交的房租钞票也跟别人不一样，好像是共产党印的？ ？”
我没说话，那时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也不关心。60年后我才在资料上看到“引警”书店正是共产党哲学小组经常碰头的地方，罗太太的眼光还真厉害。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大世界曾遭遇两枚炸弹，胡先生关闭了书店，不久他到南洋找他的哥哥去了。临走时送了我一条一半黑一半白的羊毛围巾，还要了我的一张照片。
三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说如果我想到南洋读小学，他会托人帮我买一张船票。
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急忙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
谁知我在信上看到的是“读书”，母亲耳朵里听到的却是“嫁人”，她瞪着眼对我说：“把你养到这么大，你漂洋过海就走了，我白养啦！回信告诉他先寄100块钱来！”
我赶快给胡先生写信，恳求他一定要寄100块钱来，为了引起他的重视，还编了一句：“不然妈要我去当舞女。”在我的左盼右盼中，果然收到了胡先生回信，信中没有提100块钱，也没有提读书，只说了一句：“你不能去当舞女，不然我就不和你交朋友了。”我失望极了，心好像一下子沉到了海底。
我的心呯呯直跳，直奔楼下，低声说：“妈，林先生说他爱我。”
傍晚，胡先生住过的房门前来了两位房客，一位姓柳（胡的朋友），前几天刚来过，说是他有位朋友林先生要来养病，要我多加照顾。
另一位先生眉毛浓，鼻梁高，头发又黑又多，中等身材，脸色苍白，说话声音比较轻，我想这大概就是生病的那位了。哪里想得到这个穿着旧西装的人以后就是我的丈夫呢。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感到林先生与众不同。
三楼朝南房间的阮子英是卢家湾的巡捕，他又矮又胖，阮太太又高又瘦。出门时男的肩上坐着猴子，女的手里牵着哈巴狗，非常神气。我给阮子英开门时，他不是抓我的胸就是摸摸屁股，很惹人讨厌。
有一天晚饭后，阮家矛盾大爆发，一边是他的广东生母，一边是东北的养母和子女，吵到最后阮子英火起来骂道：“你们再吵，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毙了！”养母大叫道：“好啊！孩子们都排好，让他毙我们，我没有死在东洋鬼子刀下，今天我死在儿子面前！”这时周围聚了一些看热闹的房客，了解内情的人大多同情养母一方。儿子一把推倒了椅子，吼道：“你以为我不敢？”
这时只见隔壁房门里蹿出一个人，扑在了阮子英的背上，阮子英又胖又壮，那个人相比瘦小得多，一看原来是林先生，他上身穿了衬衫，下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拖着一双木拖鞋，两只手紧紧扳住阮子英的两肩，不让他去拿枪。阮子英也不敢闹出人命乱子，只是顺手拎起了一只啤酒瓶？ ？
事态总算平息了。从此这个与别人不一样的房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林先生有一个特点，客人多，朋友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让我做的事也与别的房客不同，有时到法大马路裕丰纸行送信，有时留下一卷纸，等“长个子”来取。除了会客之外就是关起门来写文章，从早到晚直至深夜。
其他房客找我们都是干活儿，做完就好了。可林先生关心的事儿就多了，这幢房子里住了些什么人？情况怎么样？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干活？以前是怎么过来的？ ？
从来没有人主动听我讲，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的生活。我越说越起劲，他越听越有兴趣，一有机会就说：“汉英，来聊聊吧！”然后就盘腿坐在床上，把唯一的一张椅子让给我坐。听到一半他会光着脚跳到桌子边在纸上写几个字又迅速跳回来，听到有趣的事他又会哈哈大笑。他说：“你母亲了不起，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能在上海站住脚。你也不简单？ ？”
我从来没有听到外人会称赞母亲和我，心里涌起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收拾屋子，看到一只纸篓倒扣在桌上，下面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三个大字：“我爱你。”我的心呯呯直跳，直奔楼下，蹲到正在洗衣服的妈妈身边，低声说：“妈，林先生说他爱我。”
母亲失望地说：“这个人，什么朋友都有，好像是走江湖的。哪天他跑了，找都没地方找。你就说你从小在浏阳定亲了。”
犹太老头的“生意”黄了，母亲念叨：“这么大一块肥肉掉到地上了。”
房客朱太太有个老同学，曾经是一个犹太老头的情人，也当过舞女，后来年纪大了，就给老头子当管家。她来看朱太太时说，想收个干女儿。这个“干女儿”只是一个名义，小时候管吃管住，成年了就要供犹太老头玩，再大一点玩够了就去当舞女自谋生路。
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犹豫地在红纸条上摁了手印，把妹妹送到了犹太老头的住处———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她很现实，认为妹妹现在有吃有穿有书读就很好了，以后的事谁也料不准，到时候再说嘛！我放心不下妹妹，她只有11岁，所以常常去看望她。有一次正好被老头碰到，他就通过舞女向我母亲提出，让我顶替妹妹供他先玩玩。
母亲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坐着黄包车赶到静安别墅。她认为两个女儿的初夜权不能白给，提出我和她每人都要有一个独立的房间，还要付给她生活费。
舞女一听就跳起来了，因为她的母亲在别墅二楼开了扣子店，如果要另安排两个房间，扣子店就要搬出去。舞女一边骂我们家是“黑心狼”，一边到乡下另找了一个小姑娘做“干女儿”。这笔“生意”就这样黄了，最受打击的是母亲，她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痛得直不起腰，嘴里不停念叨“这么大的一块肥肉掉到地上了”。
我心疼母亲，她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两姐妹操碎了心，可我和妹妹心里又很庆幸没有落入犹太老头的虎口。
母亲在犹太老头处吃了败仗，一时也没有新的目标，觉得林先生为人随和讲道理，就是不知他的收入到底多少，想探一下虚实。一天母亲主动和林先生搭话，先说大姑娘脾气很好，又问先生每月多少大洋啊，林先生很聪明，不说具体数字，只伸出一只手，上面立着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母亲领会6块是不可能的，那就是60块钱了，于是态度有了转变。林先生还和母亲达成了协议，由他负责学费，送我去读书。
母亲将我的几件旧衣服卷成一个筒说：“跟他去吧，能读书总是好的。”
1938年9月，我带了林先生写的一张字条，到拉斐德路萨坡赛路中华女子职业中学附小五年级读书。早上我给房客收拾房间，然后去上学。穿着荫丹士林布的蓝旗袍、白球鞋，右手抱了一只布条编成的书包在大街上走着，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母亲是个十分讲求实际的人，对我说：“林先生帮你读书，你就没时间做事了，你要他出饭钱，总不能叫我养你。”
母亲有她的道理，可叫我怎么开口呢？我看见他赤身穿衬衫（那时衬衫内都穿背心），袜子头都有一个洞，大衣领子内侧也是破的。没有围巾，从来也不用手帕。我几次看到他在小店里吃最便宜的阳春面。他这个月薪60元也太玄乎了。他已经省下钱供我读书，我还要得寸进尺叫他付饭钱，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二房东罗太太手中的钱周转不过来，到跑马场去赌博，本钱就是收到的房租，结果运气不好输得精光。422号又完了，房客都已经搬走，只剩下林先生一时还没有落实住处暂住一两天。
晚上在烛光下，林先生躺在床上对我说：“不管怎么困难，你一定要坚持读书。我走了，你会想我吗？”我沉默不语，想到梁先生、胡先生、小男孩，大家一分手，各奔东西，谁还会记得呢？我说：“我很快会忘记你的。”想不到我的一句话引得林先生流出了眼泪。
第二天我放学回来，看到林先生的房间空了。“他怎么说的呢？到底过几天还会不会再来呢？”我一边问一边哭起来了，母亲说：“有什么好哭的。”
大房东又托人带信来让我们立即离开，可我们去哪儿呢。雨不停地下，中午林先生突然从后门走进来，母亲站在二楼楼梯口发话了：“林先生，请你上来一下。”不一会儿，林先生就下来了，他站在窗口对我说：“你妈妈要我拿一百块大洋，让你跟我走。我答应去想想办法。你还是先上课去吧！”
我说：“妈老是想那一百块大洋，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多钱，算了吧，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说到这里我已是泣不成声。
这一天真长啊！就像过了三年。第二天林先生来了，他对我笑笑，拍拍他旧大衣的鼓鼓的口袋，对母亲说：“先交50块，还有50块以后再给你。”妈沉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将我的几件旧衣服卷成一个筒，递给我时说：“跟他去吧，能读书总是好的。”
母亲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做这样的选择，实在是迫不得已。我跟着林先生走了，不敢回头看妈妈和妹妹，她们今后到哪里安身呢？
我终于离开了拉斐德路422号，结束了三年睡楼梯房的日子。1942 年1月，我和阿林登上了外滩的客轮，告别了上海，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和阿林在风风雨雨中共同生活了43年，直到1982年他病故。
多少年，农村这块无望的土地拴不住母亲想改变命运的心，现在心定了。
1944年，仍在上海做工的母亲收到我从苏中根据地托人带去的信，那时日本人已进驻了上海的租界，老百姓连霉米都买不到。她怀着“那边”总比这里好的希望，带着妹妹投奔苏中根据地。到了兴化县《苏中报》驻扎的村子，看到几十个男女同志住在老乡的土屋里，光着脚在泥泞的路上走着，十分失望，只住了一个晚上，就硬拉着妹妹离开了解放区。
不久，母亲果断地把妹妹嫁给了一个路上遇到的男士，因为他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和一枚金戒指。其实他不过是上海大众牙刷厂的工人，工厂倒闭，为保值，他用全部遣散费买了这两件东西。
不仅如此，他上海的妻子病故，留下一个女儿，家乡还有原配。妹妹嫁到这户人家，吃饭时一大桌人她要侍候，轮到妹妹吃饭时只剩下一点菜汤。母亲一心想两个女儿嫁个好人家，改变全家人的命运，现在都成了泡影。
1948年她回到了湖南浏阳。1949年，浏阳农村土改，父亲被推选为农会主席，母亲带着妹妹回到了农村，一家五口分到了土地和两间地主的房子。多少年了，农村这块无望的土地拴不住她想改变命运的心，现在她的心定了，母亲说：“我要争取到北京见毛主席！”
1951年一天傍晚，她进门时摔倒在地，是高血压中风，从此卧床不起，1954年母亲离开了人世。
还要提一句的是，阿林口头承诺的50块银元始终没有还清，母亲后来也不再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