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占平
整理|宋晓红
我就不信了，就算你长上千只手，也捂不住万人口。朗朗乾坤，有理还打不赢官司？
我当律师是被逼出来的。
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邻居家盖房子，占了我家的月台。我妈拦着不让拆，被他们打伤进了医院。
当时我在陕西南部工作，老家在陕北，隔着一千多里路。家里连着给我发了7封电报，都被当地邮电局扣下了，后来家里差人来找我，才知道出事了。
回家一看，几十平方米的月台被蚕食得所剩无几，我妈一身伤满脸泪地在医院躺着。
别人把手伸自己碗里了，但凡是个人都难咽这口气。我上门去理论，人家鼻孔朝天，根本不搭理我。
邻家的男主人是公社干部，女婿是派出所长，在当地算是一方权贵，能耐挺大。你想啊，连邮电局的电报他都能扣，还有啥事是干不了的？
我到法院去告他们，进了法院大门我就傻眼了，法庭和派出所在一个院里办公，平时在一个灶上吃饭，邻家的女婿跟庭长关系好得不分你我，咱一个小老百姓，打官司，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刚过去，方方面面的秩序都有待完善，哪能跟现在比？
但我有个拧脾气，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再难我也得试试。
那时候我的月工资42元钱，回老家一趟来回车费得22元，每年我都得为官司的事儿回去七八趟，挣那点钱都扔路上了，弄得兜里比脸还干净。
法庭的门倒是不难进，但事儿难办。法院当然不会明着偏向我的邻居，但就是拖着不办。一拖拖了两年，官司一点进展都没有，而邻居家的房子，踩着我家的月台盖起来了。
我还是死咬着不放，没钱请律师，我开始自学法律，研究条文，为自己辩护。
邻居家以为，只要把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就认了，想不到我还是三不罢四不休地追着讨公道，咬得他们喘不过气，哎呀，朱占平这是做满月杀骆驼，要大闹哩。
现在想想，就我那三脚猫的功夫敢上阵，占的就是理。
邻家在当地驴行霸道惯了，还从没遇上我这么死磕的，认定我是他们的克星，成天去求签算卦寻破法。到后来，邻家的男主人干脆迷上了算卦。凡是出去办跟官司沾边的事儿，他都要先算算，出门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从哪条道儿走合适，找人的时候，先见谁，后见谁。
这个官司整整打了十年，最后惊动了市领导，公检法联合办案，才算把这场官司打赢了。
官司打到第六年，我通过了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几年后，真正开始了律师生涯。
一个官司，打了十年，原告和被告都成了人物。官司打到第六年的时候，我通过了全国首届律师资格统考，成了律师。同样，邻家的男主人也因此学会了算卦，退休以后，举着个罗盘走南闯北给人家看风水选坟地测凶吉，成了专职算命先生。
你别说，这场官司打得太值了。
当时我在一大型军工企业上班，上万职工，我在车间当工人。为了回家打官司，三天两头请假。时间一长，车间主任不依了，你老请假老请假，我做不了主，你直接向厂长请吧。
我给厂长写了假条，洋洋洒洒好几页纸，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厂长一看，啊呀，准不准假咱另说，信写得太有书香了，我正缺一个秘书，让朱占平给我当秘书吧。厂党委书记反对，这么好的文笔当秘书可惜了，还是叫他办厂报合适。
我因祸得福，不当操作工了，成了秘书兼厂报编辑。
转干的时候填表，在学历一栏里我老老实实地填了“初中毕业”，人家一看毕业证是“文革”期间发的，不认，叫我去上初中文凭补习班，重考一个毕业证。我说考啥初中啊，要考就考大学。正好那年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招生，我考上了，脱产学了两年行政管理，同时选修了一门法律。
毕业回厂，我当上了企业的法律顾问，全国各地跑着办案。跑了五年，觉得总在厂里待着，办的案子相对单一，难以全面发展。1991年辞职，到陕西第三律师事务所，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真正开始了我的律师生涯。
刚离厂那段日子，我很难接到案子，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这个人命不好，但是运好。1993年，我们那儿发生了一起法警强制拘留人大代表案。
人大代表叫郭建明，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给另一家公司贷款作担保，后来那家公司破产了，在还没清算破产公司资产的前提下，法院就要郭建明承担赔偿责任，郭建明坚持要先清算再赔，法警手铐一亮，把郭建明带走了。
这件事闹上了法庭，我做郭建明的诉讼代理人，这是当时当地首例民告官的案例，我也因此被不少人记住了。
跟小混混的冲突中误杀了人，在外躲了一个星期，董伟被抓归案。一审判了死刑。
真正让我扬名的，还是轰动全国的“枪下留人”那件事。
2001年5月1日晚，家住延安的董伟带着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同事去舞厅，在收票口，遇上了当地的小混混宋阳。
宋阳对董伟说，你好牛逼，带俩女的，把那个高个留下来陪我睡一觉。董伟说你家也有女人，回去睡你们家的去。宋阳一听毛了，抽出皮带对董伟又抽又打，董伟只顾招架还不了手，舞厅的两个工作人员把他俩拉开了。
董伟怕宋阳继续纠缠，想息事宁人，掏出两盒烟，拍给宋一盒，让他给自己留个脸面，另一盒，给拉架的人散了一圈。
宋阳转身离开了舞厅。
这么一闹，董伟没了心情，他叫女朋友她们进舞厅玩，自己去离舞厅不远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刚走到电话亭跟前，宋阳带着几个人返回来找他算账了。
宋阳揪着董伟的头发，另一人抱住董伟的腰，董伟被撂地上，单腿跪着，当时正在铺设路面，地砖堆得到处都是，董伟顺手摸起一块，朝宋阳的头砸了几下，宋阳一松手，董伟就从巷子里跑了。宋阳被送到医院抢救，7天后死亡。
董伟跑了以后，听说宋阳被打成重伤，没敢回家，躲到表哥家。
宋阳住院期间，董伟叫女朋友偷着到医院看过几次，后来听说宋阳死了，董伟向表哥借了500元钱，跑路了。
在外躲了一个星期，董伟被抓归案。
宋阳家要求赔四万元，董伟家穷，砸锅卖铁凑了两万多，还差的一万多是乡亲们帮着凑的。董伟的父亲给我看过他记账的本本，看了让人心酸，借钱最少的人家只有五毛钱，能借百元以上的一个也没有，乡亲们穷哇。
提着一袋钱送过去，法院说不要交了，董伟的父亲一阵高兴，以为人家原谅他们，不让赔了。没想到法院告诉他，董伟一审已经判了死刑。
判处董伟死刑的证据很弱很差，只有一个孤证，我有信心，期待着二审的改判。
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元旦，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案卷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证据严重不足，证明董伟故意杀人的证言只有一份，证人是一个姓靳的“摩的”司机。
我去延安见董伟，顺便实地勘察，寻找证人，调查取证。
时隔8个多月了，要找到新的证人比较困难，但是有两个人是可以找到的，一个是与靳一起开“摩的”的李峰，再一个就是送受害人去医院的出租车司机贺某。
在看守所见着董伟了，很英俊的一个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戴的已经是死刑重镣，就完全是一个死囚犯了，但是他还很乐观，他说我不相信，这么个事情就能把我毙了，叔，你好好给我辩护，我不想死。我说你死不了，那判决是不对的。
费了好大的劲，把那俩证人都找着了，他们说的跟那个姓靳的“摩的”司机说的很不一致，他们向我证明了靳某的证言至少有75%是虚假的，怎么能把剩下的25%作为董伟“故意杀人”的唯一证据呢？吃了一百个枣，就吐了一个核，这也差得太远了吧。
我们律师事务所对重大疑难案件，历来有集体讨论的传统，这个案子也不例外。我介绍了案情和我调查的结果以后，同事倾向于做正当防卫的无罪辩护。我觉得一审判死刑，二审按无罪辩护，弯转得太硬，法官从感情上不易接受，所以我最后还是做了防卫过当的有罪辩护。
对这一点，就算我不是踏着云来踩着云去的神人，我也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把辩诉材料递交给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我满怀信心期待着二审的改判。
二审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伟的家人绝望了，啊呀，咱的娃没救了！
我认为自己的辩护理由非常充分，判处董伟死刑的证据很弱很差，只有一个孤证，我提供的一些证人和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他们都没有调查，只是空走了一个程序就驳回了。我必须让最高人民法院来纠正他们。
当天下午，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董伟父亲来电话，说明天早上10点钟就要枪毙，丧服都准备好了，正在挖坟坑哩。
1月2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值班室，我才知道要进高院，必须里面同意并打出电话才行。我就开始给刑事庭打电话。要命的是那天高院刑庭正在搬家，电话还没装好，直到中午11点多，才打通了刑庭办公室的电话，我在电话里讲了案情，接电话的法官叫我把申诉材料寄过来，我说我现在就在你们法院门口。刑庭派了一位女法官，在传达室接待了我，我把材料交给她，她说会尽快核实申诉中提出的问题。
交了材料，我的心情格外好，找了一家小饭馆，刚坐下，董伟的父亲来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北京，为董伟的事儿。他说哎哟这就不用了，明天早上10点钟就要枪毙了，我已经带着棺材到延安来准备收尸，家里把丧服都准备好了，正在挖坟坑哩。
我像被雷炸了，咋就这么快呢？
那天晚上，前半夜我没一点睡意，像笼中困兽一样在房间来回走，最后决定第二天上班前就去法院，在门口等白天接待我的那位女法官。
后半夜开始下雨，我不敢上床，怕自己睡过了头耽误事儿。
早上七点半，我就到了法院门口。我的计划全泡汤了，因为法官们乘坐的大小车都是直接开进了大院，根本就不在门口停。我往刑庭打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我想直接进去找法官面述，武警不让进。
9点40分，董伟的表哥给我来电，说囚车和执行武警已经进了看守所。他说朱律师，来不及了，你已经尽力了，放弃吧。我说只要枪声还没响，我就不能放弃，放弃是最容易的。
刚跟董伟的表哥通完话，我见有人对值班武警说要进去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值班员验明证件后，就放行了。我掏出律师证，也说要进去买公报，这才让进院门。
董伟在多活了138天以后，还是被执行了死刑。我开始做一个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我一路跑着找到了刑一庭，问一位法官，庭长的办公室在哪儿，他说庭长出差不在，我说那就找主持工作的副庭长，他把我带进了李武清庭长的办公室。
我用最简练的语言介绍了案情和申诉的理由，李武清马上找到负责西北片的有关法官，调阅了我的申诉材料。看完材料，他立即组织人员，一方面向院长呈文，请求下达暂缓执行命令，一面与本案的一审和二审法院联系。
9点45分，董伟的表哥又来电话，说负责执行的武警已经戴上了口罩，马上就要执行了。
9点48分，李武清庭长首先拨通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某院长的电话。
9点54分，他拨通了刑场执行法官的手机，通知把董伟案的执行推迟到下午三点。
我的手机响了，董伟的父亲在电话里激动得大喊，救下来了，拉去两个，那个毙了，咱的娃又带回来了！
我看看表，9点56分，就差4分钟！
这件事，让全国的媒体炒得火热，可谓是民意沸腾。
民意再沸腾，也敌不过天意。三人成狼六人成虎，全国10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舆论的一边倒，给法院的压力太大了。董伟在多活了138天以后，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那天是2002年9月5日，法院叫我去拿判决书。我去了一看，维持原判。我说这咋还维持原判了？法官说不但维持，已经执行了。
拿着那张纸，我昏昏沉沉的，跟我一起去的记者说，走吧，走吧。我腿都拖不动，正好法院的对面有家小酒馆，我们就进去了，点了一桌菜，要了两瓶酒，酒喝完了，菜一口没动。
伤情催人老啊，就那么几天，我的两鬃白了一片。
这件案子有太多柳暗花明的曲折，董伟的死，对我是一种煎熬，我关掉手机，拒绝任何媒体采访。我就弄不明白，剥夺一条生命咋就这么轻易？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决心做一个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万波是个孤儿，才刚满18岁，我为万波做了万余字的辩护，二审改判为死缓。
2006年，陕西子洲县周硷镇的一位村长来找我，叫我救一个叫万波的男娃。
万波和弟弟是一对孤儿，在儿童村长到十六七岁，西安的一个老板发了善心，把他们哥俩领回自己厂里养着。那个假善人，其实是叫万波和弟弟万涛在他的厂里当童工。
厂里一个保安，30多岁了，欺负万波和万涛是孤儿，经常把应该由他自己干的工作让万波哥俩干，甚至包括那些扫地、打饭、洗衣服等属于个人日常中的事，也强迫他们做，稍不如意，非打即骂。
万波受不了这样长期的欺负和凌辱，特别是不能容忍有人欺负他的弟弟，在一次争吵中，拔出刀来把对方捅了。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救治，保安因流血过多而死。
万波跑回老家，告诉伯母他杀了人，说想自首，他的伯母向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当地派出所把万波缉拿，移交给西安警方。一审法院虽也认定万波自首情节成立，但还是以“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为由而依法从严惩处，判了死刑。
在看守所见到万波的时候，我的心真疼，一个刚满18岁的孩子，带着重镣，脚链连着手链。
我问他为啥要杀人，他说为了他的弟弟不再受欺负。他还说，人活着不一样，死了都一样。
万波出事的消息传到他的老家以后，全镇三个村的乡亲联名上书公检法领导，要求保万波的命。就连关押万波的看守所所长也对我说，你好好给辩护一下，这娃太可怜了。
是啊，万波才刚满18岁，人生还没来得及开始，我一定得救他，再说，我本身就是从那种环境中走过来的，知道什么叫委屈，什么叫冤枉。
我认为，万波成了孤儿以后，身心健康特别是心理受到极大挫折，尤其是在被助养后，本该加强的教育和引导也成为一种缺失，所以他尽管已经满18周岁，但是他的心理素质和处世方法，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段应有的水平。
此外，万波严重结巴，一急就说不出话来，怪不得在一审开庭笔录上，有许多地方万波都是“不语”，我还以为他是觉得自己不占理才不说话。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万波在侦查阶段对整个案件的叙述，更重要的是阻滞了他在一审时应该为自己进行的合理辩解，这也是导致被重判的原因之一。
我为万波做了万余字的辩护，二审改判为死缓，他现在在宝鸡监狱服刑，表现很好，有望减刑。
啊呀，办成了这件事，我在乡亲们心里就是神人了，他们扭着秧歌来迎我。
欣慰的是，“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司法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这些年我从枪口下救了数十人，当然也有救不了的。
就像封三娃。21岁，刚刚复员，在火车站被招工穴头和不良城管联合诈骗，挨了打，身上的钱也被强行没收。绝望激愤中的他，劫持了一辆出租车，开出租车的女司机七拐八拐，没按他指定的线路走，而是把他往公安局送，他拔出刀把女司机捅死了。
案发后，封三娃的所有战友凑足了13万元钱为他求情，我也说服了被害人家属以及检方，在接受民事赔偿后，同意将死刑改为死缓。但最终在主法官“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词下，他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案例，让我尝试着把民事赔偿作为悔过表现的一种，现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可这种做法了。
记得很多年前，几个法官一起聊天，聊的话题是今年杀了几个，一个说我杀了7个，另一个说我杀了9个，比你多了俩。作为一个律师，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一幕。现在法官们的观念也已经改变了。
让我很欣慰的是，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下放了24年的死刑最终核准权。“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司法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这些年，我致力于用专业知识为死囚辩护，招来了许多误解，甚至很多攻击。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拯救，而不是仇恨。
只要枪声还没有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