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定居南方后决定去工厂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将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做普工的经历写下来后，发现有十几万字之多。这完全是意外收获。在我到达南方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关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厂打工的举动却遭到了来自两个阶级的强烈质疑。
首先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嘲笑。他们对“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学”等凡和打工有关的词，都会撇嘴，并从鼻孔中喷出一声轻蔑的“哼”。他们有房、有车、有固定的社交圈，他们的孩子不屑参加中国高考，早已到国外学校，他们自己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对偌大中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新花样值得留恋，他们的身体暂时滞留于此，而心思早已和这块土地距离遥远。无论他们对我多么热情、客气、礼貌，我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资产不及他们户头的尾数，我亦非社会名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凑个人头一起玩，打发时间。到车间后我深刻地发现，我和那个流光溢彩同时又虚幻迷蒙的中产阶级世界那么遥远，我从来和他们都是两类人，而这一点，他们发现得比我更早，于是，我们在心里互相删除了对对方的关注，让所谓的“好友”，成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从打工者蜕变而来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打工：离开家，背着行囊，被治安仔查暂住证，烂尾楼、榕树下、桥洞里、车间的水泥地上，他们都睡过。他们的手上有伤，心里有痛，眼里有泪。他们有工友，有老乡，有亲戚，有同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从来都不仅限于一个。他们热烈，激情，冲动，不断为同类呼喊，被冠为“产业工人”代表，但他们的队伍，从来都不会认可我这样一个人，他们认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戏，在本质上，我并非他们的自家人。
于是，无论是我的打工经历，还是我写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来自两个阶级的赤裸裸质疑（而他们质询我的语调又是多么地一致）：你怎么想到要去打工？！
我对自己生气，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写点大衣如何防虫蛀、马鲛鱼怎么煎、正午如何防晒，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来申斥和指责我，大家都会说我多么热爱生活，而我也会拥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却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从窗口将证件递了进去。
是的，我并不是为了工资去打工，但我却是以打工者的真实身份去打工的。在进入车间之前，我对此中秘密一无所知。进入车间后，我和所有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如果我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没有任何人会照顾我，而我也因为这种不被照顾，看到了车间世界的真相。
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我是普工，坐在高脚凳上，从最基本的贴pass纸开始，装袋子、打黄胶、焊锡、装电子元件、使用砂轮机？？这些活儿算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重复多次后也会变得模样狰狞。在音像带盒厂，我是啤工118号。啤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啤工“两班倒”，除了中午吃饭的一小时，啤工每日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注塑车间，我坐在两台轰隆隆的啤机之间，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钳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风机将录像带盒边缘的披锋吹皱。当这些活计不停地重复时，我终于发现，汗不仅能从鼻尖流出，还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
我排队去打饭，吞咽下含混的饭菜，喝下看不清内容的汤，将胃填塞到鼓胀，可两个小时后，饥饿感仍会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让我意识到我所吃的食物多么没有油水；我将被褥搬进女生宿舍，惊诧地发现除了逼仄、肮脏、混乱外，宿舍的后门根本关不紧，夜晚冷风呼呼灌进来，厢式货车的轰隆声像从头顶压过，怎么都睡不着。
当我将这些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并非将个人看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向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感觉我所经历的，不仅仅代表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和体验，也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和体验。我看见自己坐在注塑车间那个倒扣的塑料箱子上时，我的内心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就像要为某个画面提供一段画外音般，我想要说出我的注解。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从西北迁居东南，我突然遭遇来自心灵的巨大震颤：我从熟悉的游牧文化、绿洲农业文化场景，猛然空降到烟囱林立、工厂成片的场景中，好像一阵龙卷风将我突然吹起，投到我此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一切在别人看来常态的事，都被我陌生的目光放大了好多倍，我所感受到的，全是差异和震惊。我不能对此有所抱怨，而这也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获得的一种新自由。
我想写的文字，不是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而是深入到实际中，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呼吸相通。我希望这些字和词，是来自深处的呼声，而非轻浅的呢喃；甚而有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献资料那般，无需纠缠于词语本身的修饰，而首先成为一种见证。在我看来，如果我不能处于描述对象的王国之中、没有参与到那些具体的活动场景中，只是以接受者的身份、用被动的眼光去记录事物的外部印象，那我的情感和文字就是有隔膜的。如果扛着摄像机或举着照相机对准那些正在干活的女工，她们会浑身别扭得想逃到地缝里去。如果我和她们一样，要完成一天二十箱的任务，上厕所要在规定的次数之内，那她们面对我就是松弛的。
然而，某种尴尬是我所必须面对的：我过往的经验，让我愈发孤立于我的新环境——我来自“另一个陌生之地”。当我在南方说出新疆草原上牧人看到陌生人会将之待为上宾、拿出家里珍藏的好肉好酒来招待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对方眼神中的惊讶，更有一种公开的嘲弄。这刀片般的眼神，令我心悸。我像从人类的原始状态中缓慢走出，还携带着婴儿的痴憨和愚笨，对人性之恶、之复杂、之残忍，毫无洞见能力，于是我的智商连同写作都遭到颠覆：一个如此思考问题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当我置身南方，回望新疆，我发现我已改变了几分。譬如，当我看到“大美新疆”这个词时，会感到异常别扭。这个词似乎是专门发明出来给那些“非新疆地区”的人看的。一个“美”，已经很武断；再被修饰为“大”，能完全代表新疆吗？到达南方后，我才发现，内地人对新疆非常陌生，这个距离，比起从深圳到乌鲁木齐的五千公里，更遥远。事实上，无论新疆的地貌还是历史、民俗民情，都比电视上、明信片上的更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却被“美”这个词轻易取代。“美”本身是个很好的字，但是这种简单定义，以人为之力强行塑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新疆。
我经常感到痛苦。我的痛苦如此深切，似乎已无需什么理由。我的痛苦来自南方，也来自北方。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我都能清晰地闻到那股味道——不是好感，而是恶感。令恶感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陌生感又加剧了恶感。在东南沿海，中产阶级不了解打工一族，而普遍的仇富心理，又让底层对有车有房者既羡慕又厌憎；在西部内陆，诸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各族群之间因信仰、文化等复杂原因常有纷争凸显，绝非如明信片上的景物那般，一片静寂。
离开新疆大地已近三年，但是，新疆的景物，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来没有遗弃过我。我是到了南方，戴上“啤工118号”的牌子，在车间里不断劳作，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浩瀚广阔的新疆吸收到了多少养料——只有在那样的淳朴中浸染过的生命，面对这工业化时代不断重复的机械劳作，所体验的疼痛才如刀似剑，插入胸口，异常强烈。我所写下的南方车间，绝非一系列现象的简单拼贴，它们因西北底色变得奇异与丰富。
面对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场域，我浑身紧绷，异常敏感，不断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进行检查、观察、验证。我描绘下我所看到的一切：车间、组长、快餐、瓦房、手指、油污、铁链、伤疤、疼痛，它们组合出一幅既遥远又具体的意象地图；同时，我写下我心中涌动的一切欲念，我的反感、欣喜、愤怒、悲哀、委屈、狂暴、暧昧、冲动。每一次，当我被这样或那样的情绪所控制时，我都在向着一个最真切的词靠拢——真实。我努力想写出我所看到的真实、我所体验到的真实。我希望寻求一种真实，唯有这种真实才能把自己从旧有的窠臼中解救出来。
在南方，我因脚踩那片广大的西北之地而获得了一个从高处观察车间的机会。同时，因我耐心地坐在啤机之前，我又得以巨细靡遗地观望它。这个双重眼界，成为我全部写作的秘密之源。这也是我不得不承担的双重角色：在西北和东南间，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
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我会想起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寂静；穿上土黄色的工装后，我想起南疆那些穿艾德拉丝绸的美女们，怎样移步于街巷；由简陋寒酸的盒饭，我想起喷香的抓饭；从“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广告牌，我想到喀什大桥上晒太阳的人们。
在新疆的公交车上，我会听到两种语言报站名：汉语和维吾尔语；在南方，我常在公交车、地铁和银行，同时听到三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广东白话、英语。我总是置身于多种语言的丛林中，总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彰显出某个区域于我的封闭。然而，我不禁陷入深思：难道语言的隔绝就意味着理解的隔绝吗？
我想起在南疆，有一次深夜车没油了，我们不得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公路上等救援。天地间除了一轮明月，只有我们这辆瘫痪的汽车。车上的男司机和他的妻子都不会汉语，他们只是顺路将我从村庄捎到县城。在等待救援时，做妻子的要把她的大衣让给我，并低声祈祷。那一刻，我的心猛然抽紧，浑身的热血涌动开来。我突然明白：人和人其实并不像想像中那么陌生，即便语言不通，我们却共同拥有一轮圆月，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总有一个通道，可以把更多的人紧密相连，而非生硬分离。
在到达南方之前，我曾在北疆托里草原采访过当了矿工的牧民。他们的体能很好，是非常棒的工人，但是一发工资就去买酒，喝个酩酊大醉，深夜骑马狂奔，到草原深处痛哭：他们世世代代是牧人，突然转换成工人，百般不适应；到达南方，当我进入车间打工后，我惊诧地发现，在珠三角打工者的感觉系统已渐趋麻木，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被降到很低。
坐在巨大的啤机中间，听着轰隆隆的声音，闻着机油、塑胶、灰尘黏合在一起散发出的味道，我想，机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中性的，不过是人类手脚的延长而已，所有发泄到它身上的咒骂，都令它越发无辜。它被人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帮助人，何以到了后来反而变得和人作对甚至压榨起人来呢？是人自己没有很好地使用机器；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出了问题。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把人变成了机器动物、经济动物、享乐动物，唯独不是“天地间那个大无畏的人”。
现在的珠三角，是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西北地区呢？
在珠三角已露出端倪的那些问题，是否可以事先避免，防止它们在西北新一轮上演？
我终于明白：促使我走向车间的，是我内心那个真正的丁燕，她破坏了这个貌似闲适的丁燕。当我走进车间的一瞬，某种声音自胸腔内部发出：我来了！
当我敲打下这些车间经历时，我觉得轻松极了：那时，我的手指还疼痛着，鼻孔里还残存着辛辣的味道，脊椎骨还僵硬着，但语言却似流水，异常活跃地从身体内部流泻而出。我看到的每一个女工都不是小人物，恰恰相反，当她们把豪迈而狂放的灵魂呈现出来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是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洋溢着无比巨大的力量。
我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大笑，她们的眼泪，她们的梦想。以前，她们被人随心所欲地描述成一群未开化的人，可以被忽略，可以被随便安上什么名称：农民工、乡下人、外来妹、北妹，似乎都过得去，没有人会来评论和抱怨。她们提着箱子，拽着包袱，跳上公交车，从一个镇转移到另一个镇，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她们不是别人，她们就是我，我就是她们。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个农民底色在作祟：如果我不曾考上大学，不曾在城市里工作，我将和她们一模一样，扛着包，离开家，四处奔波。
我和她们之间的距离，只需要一个转身，就走到了。
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如此，文学历来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间互相了解并增进理解的桥梁。我希望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我希望用笔定格这个瞬间，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它经历的悸动与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