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上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中午。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甄嬛传》。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昏头涨脑。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三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
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
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一百五十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
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来，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
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
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淹没。
侧旁的屋里传出喧闹声，从门外看进去，麻将桌前围坐着男男女女，夸张地抓起牌，瞅一眼，再甩出去。女人戴着金戒指，男人将赤脚缩在凳子里。有台小风扇在半空旋转，它放在一个倒置的塑料凳中，用绳子缠住腿，勒在柱子上。我直喷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断然不能想象，还有这种放风扇的办法。而那风扇底下的女人，正是阿凤。
这时候的阿凤，不再是车间里的阿凤。她的眼里像有种怪异的光，身体不可思议地晃动着，变成了某种精神的附属品，无论眼睛、鼻子还是眉毛，皆像被强光照射，变得灵动溢彩。她被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感所笼罩，并且，这感觉似乎会伴随她一生。
然而，这种时间太短了。打完一局，阿凤起身，当她离开桌子，像离开了她所依赖的土地，陡然变得虚空，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眼角，她又变成了平庸的啤工。
我诧异何以没有年轻女孩打麻将，阿凤撇嘴道：“靓妹可以到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她们的日子不难熬啊！”“熬”这个字，从她的齿缝冷冷蹦出。
我递给她烤肉肠，她不客气地咬着，突然发狠，咬牙低吼：“我根本不喜欢打工！”而我却无法接话。在车间，她是强者，她的活做得那么快，总能获得组长首肯，而我，则几乎是个被嘲弄的笨蛋。转瞬，她又笑了起来：“改天我请你们吃邵阳米粉！”
邵阳这两个字，在珠三角是重要的：邵阳人从不打广东麻将，只打家乡麻将，且只和老乡打。一晚上输个几十块、几百块，不算什么事。打牌的人有小老板、主妇，也有如阿凤这般的普工。到了牌桌上，外在的标签皆被解除，只剩下两个字：老乡。邵阳人始终是岭南大地的陌生人，他们不说粤语，喜吃辣椒，但他们的身体上像长出了软壳，压住他们，让他们不能轻易返回家乡。于是，某种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便建立起来：打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某种“中国式的社交活动”，邵阳人用家乡话传递信息，相互照应，形成小集团，对抗外部的强大世界。
见我用五元钱买了双塑料手套，阿凤瞪圆眼睛：“你不能这样花钱！”我说我的手好疼。她瞧了瞧，确实，和她的不同。突然，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她从我请客吃烤肠、买手套不眨眼等细节，觉察出我是“富裕”的，但是，某种惯性思维依旧让她止不住说下去：“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
我冲口而出：“你输掉的一百五十元，能买多少双手套？”
她愣住，血气凝在脸上，愈发苍老。她慢慢道：“我是戒不了？？”
某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住我们，那吃到嘴里的烤肠味，变得有些古怪。
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三点。我暗中计算，还有四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四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二十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中午在牌桌上的她，精神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
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
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车。
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喝，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
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
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
“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儿？？”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
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的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