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采取贼喊捉贼的伎俩，向中国军队进攻。事实上，爆炸以后，铁轨只被炸弯了１.５米，火车仍然可以通过。但是，这并不影响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阴谋。当炸药爆炸以后，河本末守立刻向他的行动小组一边喊着，一边朝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同时，他还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的川岛大尉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川岛又立刻把这一谎话，报告了日军关东司令部。板垣代理司令官马上给早就准备好的日本各部队下令，让他们向中国军队开火，并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由此而爆发。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共产党，他告令国民党军：“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攘外必先安内”。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一夜之间仅以死7人、伤20余人的微小代价，就取得了沈阳全城。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统计，仅官方的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尤其严重的是武器弹药的损失不仅巨大，更为日军的下一步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方便。另据不完全统计，有260架飞饥、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追击炮、近10万支步枪和2500余挺机枪等军用物资，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20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不到三个月，使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于敌手。3000多万同胞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
北大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漫漫红色长征路
有一条路，充满了血泪的苦难和重生的希望，那便是漫漫长征路。
有一种人，只要心存执着的信念与对梦想的憧憬，就会直面惨淡的人生，永不放弃，那便是不屈的红军。
有一种精神，在绝望里给人以光明的指引，在和平年代赋予我们前进的动力，那便是中华魂。
泪别苏区
1934午10月，对“红都”瑞金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转移，一切都在仓促地进行。
这一年刚入秋，秋风就比往年刮得紧。满山葱郁茂密的树木，几次秋风扫过，都变成了光秃秃的树枝，把一个满山翠绿、生机勃勃的瑞金，弄得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萧条。
那些日子，天气也不好，总是阴沉沉的。缓缓流淌的于都河，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于都河畔，却是到处忙碌着的人们。中央红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像晴天霹雷，把大家都惊住了。
尽管主力转移的计划已经酝酿好久了，尽管不少内行的人都已看出中央红军非走这一步了，可一旦军委下达转移的正式命令，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异常震惊，辛辛苦苦经营了五六年的红色根据地，一旦退出，红军和苏区群众长期建立起来的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怎能理得清？怎么割得断？
1933年9月，国民党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指导，导致红军数战失利。
1934年1月，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红军冒险进攻受挫后，面对步步进逼的国民党“围剿”军，一筹莫展。转而采取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命令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隘，修筑工事，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摆开架势与敌人拼消耗。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乞丐与龙王比宝”，结果可想而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趋恶化。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败局已定。李德、博古等人惊慌失措，预感再不突围，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仓促决定将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亦称“红星”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门、后勤部门、担架队组成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野战军，10月10日下午，分别从瑞金云石山、九堡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闻讯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在路旁，难分难舍，心情越来越沉重，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着泪水。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第五次反“围剿”竟然会失败，要撤离苏区？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全苏区人民竭尽全力，支援革命战争，要人有人，要粮给粮……
然而，事实终是事实。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酿下的严重后果，使中央红军陷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不突围转移又有什么出路呢？
欢送的群众泪洒贡水沟畔，他们紧紧拉住红军的手，难舍难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唱起了自己编词的赣南山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
目送红军远征忙。
军民情意深似海呀，
苏区百姓泪汪汪。
红军呀——
多打胜仗，
革命成功早回。”
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接着准备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严令湘、桂两军对已过河的红军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仍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
接此严令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即下令抢占全州刘建绪部三个师迅速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到灌阳的防务。狡猾的桂军却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旨意沿江北上与湘军衔接以全面封锁渡口，而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而防红军南下桂林，另以主力北返灌阳新圩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桂系如此行动，还是奉行“只追不堵”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向红军发起侧击，既可向蒋介石交差，又能防止“中央军”借尾追红军大举入桂。这样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一天可以走到的路程竟然走了两三天。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由此而造成的悲惨后果，则是红军将士鲜血和生命的付出！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成了湘江战役最为关键的一天。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激烈的战斗主要在脚山铺及以南地域进行。在红一军团10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里，红军将士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红军战斗人员损失惨重。直至中午，红1师、红2师交替掩护，逐次退守，最后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在新圩枫树脚至板桥铺接防的3军团6师之18团及在光华铺地域的红4师也与桂军展开了殊死战斗。这些战场上的英勇抗击，为掩护红军后续部队相继渡过湘江争得了时机。
至12月1日晚，中央红军即红1方面军大部得以渡过湘江，而红八军团一部不幸被敌击散，红1军团第15师之大部、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灌阳新圩至全州石塘一线被打散，红5军团之34师被敌切断后在返回湘南道州途中多次遭敌伏击、围攻而全军覆没。
至此，历时8天的湘江战役以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防线而结束。蒋介石虽然在此次战役中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地方军阀部队共26个师近30万人，但最终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广大指战员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顾全大局，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坚决执行命令，以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的阴谋，使中国革命走出了死亡通道，使脱离险境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能在日后的征途中为中国革命导航。
挺进遵义
渡过湘江以后，红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第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他们又整队前进了。他们又历经千难万险，越过重重障碍，1935年1月初，红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原国民党师长柏辉章的官邸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目的在于：①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②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聂荣臻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结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那次“围剿”。
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指出博古的报告里对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原因在客观方面强调过多，而在主观方面，就是党中央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很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毛泽东认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着作，借鉴它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估计凯丰连这本着名的兵书一定没有看过，只知崇尚外国的东西，和博古一样，只会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的字句，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于是他在会上反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着作也没有看过。
遵义会议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2月5日，红军一渡赤水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3月11日，红军在三渡赤水途中，中央在遵义县的苟坝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体现着遵义会议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至此才大体完成。从而使红军赢得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对于当时领导核心来说，有一个认识与加深理解的过程，随着革命的发展与不断实践而为全党所接受。
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在党中央负总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负责。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出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翻越夹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