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甘孜、阿坝和雅安三地交界处，有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这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乘胜向北进发。1935年6月11日下午，到达四川西部边境宝兴县的大跷碛村。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红军的去路。
夹金山的气候变化无常，山下可能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
为了要让每一个战友安全地越过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6月12日出发前，前卫团开了动员大会，讲了注意事项，如用布条遮住眼睛，防止雪盲；上山要走稳，不要停留太久，千万不要坐下；山上寒冷，衣服穿多点，等等。但是，红军从南方过来，打仗行军八个月，哪里有什么厚衣服。然后，带上干粮和御寒的干辣椒、烧酒等，将竹竿或树条当拐杖，借力爬山。要不，人就会冻死在山上。
12日上午9点钟过后，红军指战员每人拿着一根拐棍，迤逦出发了。一到山脚下，气温骤然降低，脚下的路冻得梆梆硬，木棍戳在地上发出“咯咯”的响声。大家爬到山腰，举目一望，只见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到处都是雪，地形十分险峻。雪山的左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岩，右边是陡峭的雪壁，中间是硬滑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岩，摔下雪壁。一路上，先头班用刺刀挖成一个个脚窝，后面的人手拉着手，踏着这些脚窝，小心地前进。雪坡高高低低，随处都有一些雪坑。一不小心，踩塌了脚，就摔在雪坑里。要是有谁摔下去了，周围的同志就立刻把木棍伸过去，把绑脚撂下去，帮助战友爬上来。被救出来的人，拍拍身上的雪块，系好鞋子，又归队继续前进。
山上阴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空气越来越稀薄，雪越来越深，偏偏这时又刮起了大风，积雷翻滚，冰团、雪屑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战士们捂住脸，冒着风雪踉踉跄跄地往前行，虽然将所有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再上爬，空气更稀薄，呼吸更困难，有的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大家互相搀扶着，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作斗争。将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劈脑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疼，他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
人们经过异常艰难的攀登，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候忽然天气转晴，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晶莹的白雪上，特别耀眼。战士们举目远眺，只见千里冰雪，银装素裹；再看看山下的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在雪海里游动，蜿蜒而上。这动人情景，真是：天空飞鸟绝，群山兽迹灭，红色英雄汉，举步踏冰雪！
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来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向上攀登。有的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在雪山之巅！但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艰难征服了“神山”，终于跨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下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砰砰砰”的一阵枪声。先头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从望远镜中看到，山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村子周围的树林中有不少人在来回走动，这些人身上背着枪，头上戴着军帽。这是什么军队呢？团长派了几个侦察员去侦察一下，并且叫司号员用号声同他们联络。因为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号声。团首长命令队伍加快速度前进。不一会儿，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山下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啦！”
这时候，山下也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喊声。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喜出望外，他们欢呼着，踩着积雪，连跑带滑，飞快地向山脚下奔去。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赶紧迎了上来，两支部队的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夹金山下的大维村举行了联欢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两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过草地
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这又该怎么走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认为，红军应该向东向北发展，由四川省西北部进入甘肃和陕西省的南部，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只要有了适合的革命根据地，就可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确定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和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并且决定了继续北上的方针。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八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左路军从卓克基（属四川省马尔康县）分别出发，向草地进军，准备通过草地，到甘肃南部去。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部队离开毛儿盖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怵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很多同志被饥饿、疾病和过度疲劳夺去了生命。更多的同志以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坚持着，前进着。
到第七天，部队终于走出这个千里荒芜、遍地水草的世界，来到了四川西北部的班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看到了班佑一带的山坡、树木、石头，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立刻在山坡上奔跑起来，抚弄着树木和石头。是啊，整整七天六夜，他们一直在草丛里、泥里、水里搏斗着，受尽了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难；现在，他们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怎不叫人欢欣若狂呢？
右路军继续前进，八月底，来到松潘县巴西地区，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等待着左路军前来会师。
长征虽然是被动的，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困苦，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
惊天动地西安事变
随着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步步激化。
蒋介石对于张、杨一直是很不信任的，得知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某些消息时，立刻下令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36年8月28日，国民党便衣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在押送途中，正碰上17路军的巡逻队，宋机警地大呼土匪绑架，巡逻队将他和特务一并截获，张学良闻讯，立即派人接回。张以蒋的特务如此猖狂竟敢逮捕他身边的人员，欺人太甚，极为震怒；又恐省党部可能藏有其他秘密材料，当晚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文件（史称艳晚事变）。事后，张致电蒋介石，承认鲁莽，自请处分，并请将所捕抗日青年留张处管教。蒋虽表面上不作计较，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实际上是捶胸顿足，又气又恨。
继“艳晚事件”之后，11月28日，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本是陕西人民与17路军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张、杨两将军在大会上都作了激发两军将士团结抗日的讲话。这时距西安事变发动之日——12月12日仅14天。这个大会实际上成为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和17路军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显示着张、杨密切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
蒋介石采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伎俩，1936年10月下旬，就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他错误地估计，只要他亲自出马，必能迫使张、杨就范。万一张、杨不听命令，也可以把他们调离西北，加以瓦解消灭。但是，事实与他的估计完全相反，张、杨都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蒋介石大动肝火，除对张、杨严加“训斥”外，还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作了一次“训话”，借以显示自己的声威，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
蒋在“训话”中说：“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军官团大多数人对蒋介石这番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训话”，义愤填膺，甚至当时有人就想给他一枪。
蒋介石一面对张、杨威逼，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布置。1936年10月29口，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洛阳住了36天，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11月23日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七君子”。先后查封了14种进步刊物，实施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镇压。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围攻陕甘，调集260个团约30多万人马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准备开赴陕西；又指挥嫡系大军进入潼关，数百架飞机集结待命。1936年12月4日，妄图最后消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蒋介石第四次来陕，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战斗机和轰炸机一队接一队地降落在西安机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也陆续来到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12月6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专门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选择：一是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二是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至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第一个办法，根据以往经验，他们的实力就会消耗殆尽，而且他们的部队也根本不愿与红军打仗；要是接受第二个方案，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东、西北军两军分开，势必被蒋介石各个击破，这无疑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蒋介石排除异己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使张、杨除了被“逼上梁山”，再无路可走。张、杨回西安后秘密磋商决定：两军不再内战，不南调，不分开，继续劝蒋，如其不从，就准备“兵谏”。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那天下午，他来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哭谏”失败了，张学良回到西安。1936年12月8日清晨，在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张、杨两位将军共同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兵谏”，并商定了初步行动计划：在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委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作战飞机及火车站的警戒等任务由17路军负责；具体行动日期根据形势和准备工作情况而定。随之，一切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紧张地准备着。
12月11日晚，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高级将领前往设在新城内的杨虎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张学良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坐镇指挥。张、杨在一起协商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稿，准备扣蒋后发出。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临潼华清池响起了枪声，与此同时，西安战斗也已打响。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犹如晴天霹雷，震惊了国内的方方面面。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南京群龙元首，顿时乱成一团。
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张、杨两将军捉蒋以后，立刻打电报给共产党中央，要求毛主席派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来到西安，代表党中央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坚定地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时，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实观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７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