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几乎全部沿用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律法，将中华传统的儒家学说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科取仕，选拔社会所需人才，以满足封建统治机器运转的需求，同时大规模整理、修撰典籍，发展封建文化。清朝入关以后，通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个朝代的持续发展，清王朝的统治在传统封建经济与思想基础上确立且进一步巩固下来，随后便迎来了乾隆、嘉庆两朝的全面繁荣景象。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与资源。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使满洲贵族过着养尊处优、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统治者对此感到异常满足，只顾不择手段地维护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衰败的封建体制。然而，清王朝毕竟处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轫时期。早期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肯定不会错过这个庞大的文明古国，一定会向中国索取资源、劳力及市场。清朝统治者却闭目塞听，对世界格局熟视无睹，采取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生怕和外国的商务往来活动会打乱天朝大国的秩序，会增加老百姓的反满情绪和力量。因此，清朝在外交政策上拒绝同外国通商，紧闭国门，妄图隔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皇帝曾经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通信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必同外国人互通有无。”有了这种指导思想，清朝的外交与外贸政策变得越来越故步自封。
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船源源不断地驶进中国海岸，主动要求对华贸易。清政府却只是开通广州一个通商口岸，根本无法满足外国商人的需求，也严重挫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不断发生涉外贸易冲突事件。乾隆皇帝认为外商滋事必有内奸，便亲自审查，并详细追究，严厉处治。在强化涉外贸易事务管理之际，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内的约束和控制。在沿海地区，老百姓与外商的贸易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限制，出海船只不允许携带违禁物品，并对船只的规模、人员的数量、出海的时间都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违者一律予以严惩。这种严厉控制海洋外贸事务的手段和政策，导致了清朝的海上贸易事业长期发展缓慢。
清朝统治阶级严格限制通商口岸的数量，加强通商口岸的管理及强烈控制老百姓涉外贸易，妄图通过减少和避免对外接触来保证国家的独立与皇权的统治地位。统治者的视野没有打开，以至于对外面的世界毫无了解，自以为天朝至大，这种封建保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是非常消极而落后的。闭关锁国严重拖延了中国老百姓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进度，限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虽然闭关锁国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功效，但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倘若不能迅速提高国力，国家主权总有一天会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事实证明，乾隆晚年便出现了西方国家对清政府的欺哄事件，以及提出种种侵略要求的挑衅要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国王派遣特使马夏尔尼勋爵，率领700余人的外交使团，乘五艘大船，携带了大量的珍贵礼物及国王亲笔书信专程来到中国。乾隆皇帝因此感到万分高兴，对英国使者优厚接待。但结果却出乎清政府的意料，英国使者马夏尔尼勋爵来中国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是整个殖民主义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次来中国的任务是搜集中国情报，以及为今后打开中国的市场作前期铺垫。马夏尔尼勋爵带来了事先拟定的各种条款，要求清政府保证英国商人获得通商的便利与权益，要求除广州之外开设宁波、天津等沿海口岸，要求划定英国商人留居和储存货物的专属地域，要求给予免税、减税的优待政策等等。乾隆皇帝拒绝并批驳了英国国王的不合理要求。他虽然扞卫了中国主权，但也仅仅是解决了表面和眼前的问题，没有作长远安排和准备。眼界封闭与思想保守不仅限于清政府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人外，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整个统治阶级都表现出拒绝和漠视的姿态。
从明代开始，西方传教士便已经进入中国。据统计，从明朝万历年间至清朝顺治年间，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技书籍多达150余种。晚明时期，士大夫学习、研究西方学说已经蔚然成风。明朝礼部侍郎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根据西洋历法改订成新的历书，即《崇祯历书》。该历书尚未来得及颁行于世，明朝便灭亡了。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在进驻紫禁城之初，汤若望立刻上书，宣称天主教的宗旨能劝勉百姓忠于君主、孝敬父母，教人贞节、廉洁、守法，因此得到了多尔衮将军的信赖。汤若望还请求颁行新的历法，也得到多尔衮的许可。顺治二年，明朝旧历正式废止，改用汤若望编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汤若望因此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授予通政使职衔，并被封为“通玄教师”。汤若望的得宠引起了相当一批保守势力的嫉恨，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汤若望个人，而是基于对整个西学的排斥。
针对汤若望带来的西学，江南徽州的杨光先专门着有《辟邪论》一书，并且上奏《正国体疏》，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和汤若望本人，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方科学则为“旁门左道”之学，同时控诉汤若望等人利用天主教的邪教惑众谋反。对杨光先等人的意见，顺治帝却一概不予理睬。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逝，康熙帝继位。由于康熙即位时只有8岁，还未能够直接掌管朝政，朝政大权落到了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手里。
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度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谋叛朝廷，已行迹显露”。辅政大臣们听信了杨光先的说辞，将汤若望逮捕入狱，管理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钦天监内大小官员多人被处以死刑，剩下的入监、流放或解职。《时宪历》被废止，重新使用明朝旧历。
第二年，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其好友吴明桓任监副一职。杨又着书，题为《不得已》。书中极力批驳西方学说，说“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可见其保守、顽固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杨光先不仅年纪轻，地位也不高，为什么敢于如此直接斥责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并且轻而易举便取得了成功呢？杨光先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清朝士大夫层的许多人的立场。中国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之所以对西学万般非难，将其排斥在中国学术以外，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积淀，算得上根深蒂固。如果没有足以与它对抗的强大力量出现，传统思想是绝对不可能得到改变的，这也是中国近代革命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大格局下，清政府看不到世界趋势，骄傲自大，不思进取，甚至逆时代潮流而行，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毫无疑问，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迟早会把闭关自守的中国卷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