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鸦片好比一道黑色毒流在中国的大地上流淌、泛滥、蔓延。就地区而言，烟毒已从东南沿海蔓延到内地18省，深入到山西、陕西、北京等腹地。就组织而言，贩毒机构已成熟。在这个机构中有开馆者、贩卖者及制造烟具者。开馆者不只是局限于大城市，更是深入到各地城乡市镇。贩卖者不仅仅有勾结外商、偷漏银元出洋的囤贩户，还有包揽一乡一镇，乃至一省或多省的鸦片贩卖者。制造烟具的人也在不断增多，他们制造的烟枪，以竹木、玻璃、陶器、象牙和金、银、铜、锡等金属为材料。很多烟枪点缀雕饰得华丽而高贵。就吸食者而言，其范围之广、人数之众，都是相当吓人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包括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吸食鸦片的人。根据1838年的统计，那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高达四百万，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鸦片之害，首当其冲损害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吸食者一经上瘾，饭可以不吃，鸦片却每天非吸不可。吸食的时间长了，就会面瘦齿黑，萎靡不振，废时失业，害人害己。无论什么体质的人在吸食鸦片之后，几乎都会走上同样一条由强壮到衰弱、由衰弱到疾病、由疾病到死亡的自我灭亡的道路。最可怕的是大量军人也在吸食鸦片者之列，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丧失。那时，有人在一首诗中写道：“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底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可恶的鸦片贸易，是通过摧残他国人民的健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
其次，大大加剧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在清王朝的官府衙门中，大部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鸦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在清朝皇宫的所在地北京，很多烟馆本身就是官府人员出资开设的。距离北京咫尺之近的天津，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但见烟馆林立道旁，烟具陈列街前。
京津的烟馆中，烟雾弥漫，吸食者横卧于床，手握烟枪，面对鬼火似的烟灯，吱吱地狂吸不已。这些吸毒的人大多是夜间出来活动，白天则蒙头大睡，成为日夜颠倒的大烟鬼。面对此情此景，诗人龚自珍万分悲痛地创作了这样的诗句：“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莹。何不专程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指出，那些吃喝玩乐的腐朽官吏，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灯客，烟瘾发作时，涕泪横流，一副丑陋模样。诗人讽刺说：这些大烟鬼，为何不去盛产鸦片的“花县”去做官呢？
在鸦片走私活动的核心地区广东等省份，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鸦片贩子通过贿赂的手段收买清朝政府的官员，使他们从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好处。仅以广东为例，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曾经装模作样地宣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却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李鸿宾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专门以保护走私活动为个人牟利。他与洋船协定，每箱鸦片收5元至10元，并从每一万箱鸦片中剥削数百箱交水师“报功”。更有甚者，水师船只直接代运鸦片入口。出人意料的是，韩肇庆不仅没有遭到惩治，反而以缴烟有功为由，晋升为总兵，赏戴孔雀钥。福建的水师官兵，也是一派腐败景象，他们收入的十分之几来自规银。如此腐朽败坏的吏治，如何能阻止鸦片源源而来？在烟毒的侵蚀下，清政府的贪污受贿的风气更加猖獗了。
第三，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由于鸦片输入量突然猛增，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优势，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量超过1亿元，每年平均约5百万元，约等于中国当时白银流通总额的1/5。
白银大量外流，使得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制钱乃一种圆形方孔的铜钱，每1枚称1文。18世纪末期，1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七、八百文，而到了1838年，1两白银却可以兑换制钱约1600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将仅有的少量农副产品出售，只能换回制钱，而缴粮纳税又强制要求折合成银两。银价上涨后，使农民原来卖1石粮食可以完成的捐税，非得出卖2石粮食才行，劳动人民的负担在无形之中便大大加重了。
由于烟毒泛滥，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地被鸦片所吸收，导致了工商业的普遍衰败和萧条。那时，中国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广州和江南。广州的行商因银两短缺，使得生意屡屡亏本，不得不大量拖欠外商债务，以至破产，如行商万源行就是因为没办法还债才倒闭的。江南地区也同样是一派凋敝不堪的景象。1838年，一位政府要员在长江中下游着名商业区调查以后如此写道：“苏州之南镶、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贷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鸦片贸易吸去了中国人民对普通商品的购买力，夺去了普通商人的生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衰败与恶化。
白银外流，也致使清政府财源枯竭，各省拖欠的赋税逐日增加，国库不断空虚，财政日益艰难。面对鸦片输入所导致的银荒、兵弱局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用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