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暴力行为在鸦片贸易中源源不绝地出现，英国资本主义及其政府却并未就此罢休。他们通过鸦片输入与军事侵略同时进行的外交策略，妄图用鸦片和大炮的双重进攻打破中国对外贸易的限制。
183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有一位职员名字叫做胡夏米，他曾经假冒“阿美士德”号船的船主，还邀请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担任他的助手，前往中国开展侦察活动。郭士立乃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兼大夫，长时间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精通广东话和福建话，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了解中国的风俗民情。他们汇集了七十名客人，从澳门出发，到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和威海卫等地活动。每当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都会打着“通商”的幌子，向当地百姓散发一份传单，以及《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要求开展贸易。他们还通过为人看病的名义收买人心，引诱人们传教，同时叫人沿途测量河道和港湾，绘制航海图，研究各地的地形、物产与商业贸易详情，甚至打听中国方面驻守兵力、器械装备等军事机密，并做了非常用心的文字记录。
胡夏米的这次行动，为英国政府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经过观察，打听到了中国沿海各地军事装备的实际情况：各地炮台常年失修，有的既无人负责驾炮，也无人守卫；有的炮台建设情况十分糟糕，不堪一击；中国军人装备简陋，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或者一杆长矛，或者一支火枪；中国的战船也缺乏必要的战斗力。尤其是胡夏米等人驾船闯过南江后，发现宁波守军居然连阻止一支商船进港的能力都没有。为此，他们得出结论说：“清朝的国力十分虚弱，秩序尤其混乱不堪，实行商议的办法很难得到任何结果，对中国只能采取武力征服，整个中国舰队，也敌不过一艘英国战舰。”很快，胡夏米就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了武力进攻中国的建议：“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够对付中国了。船上载运六百人，以炮兵为主，以便登陆作战。”
虽然胡夏米的报告不可避免有浮夸的成分，但它却为后来英国政府在对华战争中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巴麦尊同意了胡夏米的意见，一方面极力鼓动英国政府对华作战；一方面对英国政府派往中国负责对华贸易的商务监督律劳卑下达指令：1、大力推销鸦片，不得干涉鸦片走私；2、开辟商埠，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扩张英国的商业势力；3、在中国沿海地区寻觅合适的地点作为海军基地，以便在发生敌对行为时，确保海军的安全。
律劳卑是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独营权之后，首位具有女王使节资格的驻华商务监督。1834年7月，律劳卑抵达澳门，成立了驻华商务监督处。律劳卑声称：“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指清政府)，应该以实力作为后盾”，“中国政府外强中干，使用武力威胁，比用外交手段收效大”。因此，他一到中国，便未将中国主权放在眼里。
按照清朝政府的外交惯例，澳门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允许外国人自由流动和居住。但假设从澳门到达广州，必须申请获准入境的“红牌”。外国人需要和广东官府打交道，必须一律采用桌帖说明，由行商代为转交。律劳卑认为自己身为英国政府官员，不愿遵守旧规。他没有申请红牌便强行闯进广州，并违反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惯例，坚持直接与两广总督书信交往。9月2日，两广总督卢坤以律劳卑“不遵法度”为由，下令照例封舱，即中断贸易。5日，律劳卑采取强硬姿态，以保卫英商及其财产的名义，命令停泊在外洋的两艘英舰强行闯进珠江。7日，英军顺潮闯入海口，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不久，又闯过大虎炮台，进抵黄浦。在黄浦抛锚后，英舰陷于清军包围之中，而清政府封舱的行为又使得英国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律劳卑放弃了武力进攻，退回澳门。10月，律劳卑在澳门病死。
1836年，义律被英国政府委任为第四届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两年前随律劳卑来华，曾先后担任船务总督、监督处秘书、第三监督、第二监督等职，他了解中国情况，主张保护鸦片贸易，通过武力征服中国。就职的当天，为了去广州打听虚实，他仅仅用察帖的形式领取红牌，作为入境的凭证前往广州，在广州活动了7个月之久。不久，他满怀信心地向巴麦尊汇报说：“无论实际的禁令是如何的严厉，我都坚持认为鸦片贸易合法是完全值得期盼的”，建议英国政府“必须使用武力，只要有一艘军舰到达白河口，就能够使清朝皇帝作出让步与妥协”。因此，1838年7月，巴麦尊派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少将率领“威里士厘”号、“拉尼”号、“阿吉林”号三艘军舰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准备进行武装挑衅。但是，此时广东水师关天培等人已经在虎门设防把守。马他仑生怕因此出现于己不利的局势，不敢轻举妄动。
以上资料说明，在邪恶的鸦片贸易背后有着更加险恶的计划与阴谋——武力征服中国。中国即将面临残酷的战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