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括（1）（2）（3）（4）（5）条着录，即从唐的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大诗人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成诗时的公元768年，共计150年时间，对《石鼓文》的出土地都着录的是陈仓。那么，以下的两则着录怎么就变了呢？其实（6）（7）两则着录基本上叙述的是一个地方。
（6）述的是“岐州雍城南”，（7）在天兴县下载“在县南20里”。这里需弄清雍城与天兴县的关系。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二月初十日，唐肃宗李亨自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南）至雍，诏升凤翔郡为凤翔府；改雍县为凤翔县，分设天兴县。天兴县的县址在今凤翔县城南七里。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凤翔县并入天兴县。（6）成书于公元769年，（7）成书于公元813年。故（6）（7）两着录指的地点方位是一致的。
（6）之作者窦臮，唐天宝年间（742年～755年）扶风人，官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其兄窦蒙官至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中晚唐五代书论》称：“此赋所述书评，皆作者亲眼目验。”①（7）的作者李吉甫（公元758年～814年），此着作是其晚年任宰相期间之作，成书后一年去逝。“故历代方志家以此为总志之首，其体例为后世所重。”②就是说（6）（7）的作者是严肃可靠的着作者。（6）的作者说的是“岐州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他们叙为“有”，并未说“出土”。（7）的作者说“在城南20里”，其所述为“在”，亦未说出土。看来其（6）（7）的作者“量词”是准确的。
再回头看（5）的作者，诗圣杜甫。杜甫向以词句立语精硬、准确，“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着称，被视为“创作严肃认真的圣人”。唐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奔赴于同年二月十日，由灵武（即今宁夏灵武县南）至雍的肃宗李亨的行在。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职责是给皇帝命令中不合理的地方提意见。不料很快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从此被肃宗疏远，闰八月，敕放鄜州省家。就是说杜甫此行在雍城里呆了四个多月，他对《石鼓文》存放地，出土地是清楚的，他却在《李潮八分小篆歌》里称“陈仓石鼓”。可见石鼓当时确在“陈仓”。在杜甫于757年八月离开雍城，到漂泊巴东的公元765年至768年，至（6）的作者成书的769年，这十二年间，石鼓从“陈仓”到了“雍城南”。看来石鼓在这段时间搬迁了。至今凤翔县城的正南方有个村名叫“石落务”，这就是石鼓曾经停放的地点。
据此，《石鼓文》的出土地只能是陈仓了。那么，它出在陈仓的什么地方？
李仲操先生提出：《石鼓文》出土在秦宣公四年，即公元前672年所作的密畤上，即今日的石鼓山上。蒋五宝先生说：石鼓文出土在秦文公“渭之会”的国都魏家崖。即公元前745年，秦文公二十一年的时候。
对于《石鼓文》的出土地点，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首先，弄清秦公、秦王祭祀、猎祭的理念。时间从蒋五宝先生提出建立“渭之会”国都魏家崖的公元前745年，从李仲操先生提出作密畤的公元前672年，走到了秦惠文王称王当年，公元前325年5月。秦惠文王在己称王，“魏、韩”亦称王的挑战形势下，回祖庙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祭“陈宝”、“渭之会”处的河“鱼祭”、陈仓北坂打猎，建立在什么理念之中。对于秦人祭祖：杨宽先生曾言，一旦有事，“君主宗族中的礼仪以及祭祀天神的典礼，仍要回到旧都雍州去举行，这到秦始皇时还是如此。”①本次秦惠文王破天荒地称王，此般大事必须回到祖庙祭祀告祖，况且《史记·封禅书》载：“自古雍州积高，神明之奥。”②对于作畤：《汉书·郊祀志》师古曰“名其祭处曰畤也。”③就是说秦人所作的西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等，都是根据当时秦公之需，临时确定的祭处，并非一定要有高大无比、雄伟异常的固定建筑物。石鼓文中的“作原”鼓便是证明，到了祭祀地开始“作原”。对于祭天：《汉书·郊祀志》
载，“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①今凤翔县城之南，渭水北岸的高台原，即在吴山之阳，秦岭之下，正好作畤祭天。这里有个“三畤原”的范围问题。狭义的“三畤原”当指雍城南、渭水以北的高台原。而广义的“三畤原”，当为狭义的周原以西、吴山之东、渭水北岸的高台原。对于祭地：《汉书·郊祀志》载：“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②陈仓地处主河流渭水之滨，周围河流密布，泽潭云集，环绕“三畤原”，正好祭地。另外，河“鱼祭”、祭“陈宝”，打猎亦在陈仓北坂，在“渭之会”处。这些祭祀，从雍州祖庙祭祖，到三畤原祭天，一直到陈仓祭地、河鱼祭、陈仓祭陈宝、陈仓北坂打猎。最后的活动都在陈仓，那么制作石鼓文便在陈仓了。
其次，再看《石鼓文》的制作过程。在《石鼓文的制作年代考中》，余已述清，其制作年代在秦惠文王称王的当年，即公元前325年五月。试想，诺大的十枚石鼓，最轻的二百多公斤，最重的四百多公斤，在举行祭祀的那几日，立即完成是不可能的。
另外，祭祀、捕鱼、打猎的全部活动没有结束，史官是不可能把全部的记叙诗文写出来。只有等全部活动结束后，史官才能根据秦王的要求，写出符合秦王心愿的优美诗篇。怎样表现呢？陈仓域内河流众多，他们就地取材选中了巨大的花岗岩石材，剔斫成“鼓形”。寻找十枚巨石，拉回工地，剔斫成鼓形，是需要数人、数日的工程。好在秦人兵将众多，齐动手也不难。另外战国时已有铁器，此般利器加快了削铲、剔斫、打磨的速度。余仔细对比了十枚石鼓文的拓片，发现石鼓文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但不是一个人同时写的，或者说不是一个人写的。写得最漂亮、最能体现石鼓文风格、“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①”
者当为“而师、銮车、吴人、车工、零雨、马荐”。它肃穆、方整、大气、美丽，个个字结体匀称、笔画园润，章法布局森严，却又诱人。其次是“吾水”和“田车”。它方整、规矩、肃穆又不失园润。再次是“作原”和“沔，”它方整、规矩、严谨、庄重。对此般珍重的四言诗、书法家必须用毛笔直接写在石鼓面上，再由石匠逐字斫刻，一个笔画走锤，就会出错。是否有刻坏了的石鼓，现不可考。对于他们的艰辛劳动，今人是可想而知的。就是说，刻石仍需数人数日才能完成。况且此为秦王猎祭的圣物，更需格外小心。
再回头，我们来看《石鼓文》埋藏的地方。祭祀，自古礼仪繁冗。《尔雅·释天》载：“祭天曰燔（fan）柴，祭地曰瘗薶（yimai）。”②是说：祭天要把祭品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地必须把祭品埋在土地里。《石鼓文》埋在什么地方？战国中期，“五行”、“风水”学说已经盛行，秦人必须将其埋在一个通天通地，利君利民，国祚亨通，秦国强盛，神秘、知人甚少的地方。秦人历来迷信鬼神，此般神秘大事，决不能出师无名。曾经的国都魏家崖人烟稠密，不可能。离李仲操先生所考的公元前672年，秦宣公作密畤之处，相隔347年时空，已经荒芜了的石鼓山便为首选。请看着录。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398年～445年）撰成《后汉书》。最先，由南北朝梁人刘昭注释。《梁书》在刘昭传中述其“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刘昭在《郡国志》陈仓县下注释有“三秦记曰：‘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说陈仓县有“石鼓山”，此非空穴来风，定有原由。且将“石鼓山”与“兵”，即“战争”联系在一起。“击鼓进军”，“鸣锣收兵”，因有战斗的进行，山自然要“鸣”。此记载隐喻：此山石鼓出土。看来，南北朝时便有此说法。
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载：“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那么“野中”便不是“都城”，亦不是人口稠密的川原，只有陈仓山的北坂称“陈仓野中”恰当。况刘昭已指明有石鼓山。此“石鼓山”并非高山，只是“野中”之陈仓北坂。即鸡峰山之北麓往渭水延伸的高坡。
有关《石鼓文》出土于石鼓山，李仲操先生多有论证，如：
明正德《凤翔府志》卷三“宝鸡县石鼓山”下记有周宣王石鼓的事。明、清历次编纂的《宝鸡县志》“石鼓山”下也都有相同的记载。石鼓山石鼓堡东石鼓寺址地下出有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文谓：“昔之石鼓实出于此”。这里民间也有石鼓被搬走的传说①。
据此，知石鼓出于陈仓石鼓山。至于蒋五宝先生提出的魏家崖亦有《石鼓寺》，那只是后人的祭祀地了。炎帝陵全国有四五处，诸葛亮坟冢全国有四五处，你能说不对吗。对古圣人、圣物的祭祀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石鼓文》的出土年代考
对于《石鼓文》的出土年代，人们不论是“使用”“习用”
“采用”“套用”，或者其它什么依据，都说是出土在唐“贞观”
年间。余在多年对《石鼓文》的考证中，却发现这个出土年代是缺乏依据的，是不值得信赖的，不必使用。其原因如下：
唐代书论家窦臮，字灵长，唐天宝年间扶风人。官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工书。其兄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说其“翰墨厕张、王”，“草、隶精深”。亦是辞赋作家，作有《大同赋》、《三殿蹴踘赋》等献朝廷，以讽兴谏诤，匡君救时。其窦臮在《述书赋上》中写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拓片）。吏部侍郎苏勖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即其文也。”①这就是针对《石鼓文》拓片所言的最早记录。《中国人名大辞典》，为商务印书馆1933年～1940年四五月第十八版1783页载：“苏勖，字慎行。武德中为秦王谘议典签，迁魏王泰府司马。博学有美名，泰重之，劝开馆引文学士。着书名家。历吏部侍郎卒。”②《中晚唐五代书论》中窦臮的《述书赋上》对苏勖的注释中写道：“苏勖，字慎行。历唐武德年间历吏部侍郎终。博学有美名。着书名家。”①以上两条都明确记载苏勖为唐武德年间人，且在武德年间死于吏部侍郎任上。证明唐武德年间，便有了《石鼓文》的拓片。拓片即是从《石鼓文》上拓印的。只有石鼓文的出土，才能有其拓片。那么，不是可以证明《石鼓文》为唐武德年间出土了吗？既然是唐武德年间出土，自然不是唐贞观年间出土。当然，《石鼓文》的出土过程至今未见蛛丝马迹。但武德年间便有了《石鼓文》拓片，这却是历史上明确的记载。所以说，说《石鼓文》出土于唐武德年间是可靠的。
至于《石鼓文》为什么是“出土”，不是“发现”，余在“2008年《宝鸡社会科学》第4期上发表的《石鼓文：是“发现”
还是“出土”》中已有专门论述。此文书后有载。
有人要问，既然唐武德年间《石鼓文》已有出土，为什么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没有论及？余想说，虽然唐太宗李世民未有论及，但唐太宗的近臣，书法名家“虞褚欧阳共称古妙。”②“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遒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坚断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③这里的“文武皇帝”便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书论家张怀瓘的这个论述，就论清楚了唐初围绕唐太宗李世民书法家近臣的状况，以上书法近臣已提及了对《石鼓文》的赞叹。当然李世民在其父李渊代随称帝，平群雄而一天下后，只是秦王。天下初定，仍忙于征战，最主要的是纠葛于兄弟间的皇权之争。“玄武门之变”时杀死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迫使其父让位，方才当了皇帝。“武德”年间，李世民看来未能顾及《石鼓文》。另，从李世民酷爱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自己喜欢，还让其随员冯承素等摹拓分送大臣，死后还要用《兰亭序》真迹陪葬的情况看，李世民对《石鼓文》、楷书的喜好不佳，重视不够，更喜欢的是行书。
对于《石鼓文》的出土年代，还有更早的记载可考，便是南北朝梁人刘昭对《后汉书》注释时，在《郡国志》陈仓县下注释：“三秦记曰：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这里便提出了“石鼓山”的概念。刘昭为梁人，能提出“石鼓山”必然是当地人都那样称谓了。当地人能那样称谓，必然是石鼓山有石鼓出土、存放、祭祀、集会的经历，有普遍称谓的共性，要不为什么要叫“石鼓山”而不叫其他什么山。“石鼓山”就在陈仓城的对面。刘昭在陈仓县下，独独记了此一条，可见当时“石鼓山”的显着地位。况且其与“兵”牵连，“将有兵，此山则鸣”，证明此山常与军事活动相连。“石鼓文”就是秦惠文王率领秦军在对雍城祖庙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陈仓北坂打猎、河捕鱼、祭祀“陈宝”等一系列活动结束后，才在“石鼓山”制作的。所以这些活动也是军事活动，也是对军队的一次演练，“石鼓山”是离不开军队的。因此“将有兵，此山则鸣”。即“将有兵”，此山就有了响动。
刘昭的此条记载，只是隐喻了《石鼓文》的出土，不甚明确。故余以为说《石鼓文》出土于唐武德年间，或者更早一点时间是有依据亦较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