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5年10月，文化程度初中，职业农民，家庭人口5人。经济来源为农业和做工（在平西做清洁员）的收入，年收入13000~15000元左右（其中农业5000元左右，工资10000元左右）。一年的支出为10000元左右，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儿子读书。家用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VCD、自行车、电话、等电器。住房是三层新楼，总面积250平方米，与左邻右舍相接齐并。受访者打算也要把剩余的房子出租出去，他认为等把房子装修好再租出去收入会更多。他觉得生活条件比以前优越多了，主要是原先只是种菜，现在兼做清洁员，增加了收入。
（十三）四世同堂的雷女士
生于1920年10月，文盲，农民，家庭人口5人。雷女士已经85岁高龄，老伴已经去世，现在和大儿子一起居住。本人当然无经济来源，大儿子的家庭经济来源是工资和开小店卖凉茶、甜品的收入，年收入6000元左右。年支出也不一定，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儿子读书。家用电器有彩色电视机、自行车、收音机、电话等。三层楼房分给两个儿子和大孙子三个家庭住。老人说，儿子都有工作，大孙子结了婚，小孙子还在读书。自己越来越老了，但精神很好，子孙都有工作，对当前生活比较满意。
（十四）经营农业外出打工的梁先生
生于1934年7月，文化程度初中，职业农民，家庭人口8人。经济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去外地打工的收入，年收入10000~12000元左右（其中农业3000元左右，工资10000元左右）。一年的支出为10000元左右，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子孙读书。家用电器有黑白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等。1990年建的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旧楼房，没有装修过，面积108平方米。子孙和媳妇都去广东打工，老两口在家种菜。户主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意，种菜辛苦但不赚钱，所以难以糊口，只好出去打工，虽然辛苦，但是是唯一挣钱的方法。不过家里的吃穿比过去好多了。
（十五）自己跑运输的利先生
生于1933年3月，文化程度初中，职业农民，家庭人口8人。经济来源主要是去年自己家买了一辆车跑运输所得和出租房屋所得，年收入18000~25000元左右。一年的支出为16000元左右，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小孩读书。家用电器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VCD、自行车、电话等。现有4层新楼，总面积300多平方米，与左邻右舍相接齐并。受访者说他的孙子和孙女都想外出打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可以多挣点钱。自己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基本上还满意。
（十六）种菜+领工资+政府补贴的邓先生
生于1934年4月，文化程度小学，职业农民，家庭人口7人。经济来源有种菜所得、政府土地征用补贴和工资收入，年收入13000元左右。一年的支出为10000元左右，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孙女读书。家用电器有彩色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电话等。住房是政府在1979年拆迁时回建的，为两层红砖楼，每层大概有40平方米，格局为一房一厅。因为菜地被政府征用了，该户没有土地种植农作物，只是靠政府发放的1500元的土地补贴生活。大儿子在南湖做绿化工人，比在家务农收入高。户主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了，自己的生活比原先差了，看到别人租房赚钱也没办法。而且还担心政府可能还要要求他们搬迁，居住不稳定。
（十七）在平西路开小卖部的苏先生
生于1956年5月，文化程度初中，职业工人，家庭人口4人。经济来源个体经营、工资以及出租房屋，年收入14000元左右，一年的支出为10000元左右，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女儿读书、交税。家用电器有彩色电视机、VCD、自行车、电话、热水器、冰柜等。该户的住房建于1989年，为一幢两层六房的砖楼，外镶有瓷砖，每层三间，共有170平方米，每间都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主要是为了方便出租。该家庭沿街开了一个小卖部。户主还提到，因为家住在城里，收入的多样化，使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平西人喜欢安逸，有点懒惰，所以不喜欢出去打工，太辛苦。
（十八）下岗创业的玉女士
生于1960年5月，文化程度初中，个体户，家庭人口4人。经济来源个体经营，年收入40000左右，一年支出20000元，主要用于维持幼儿园运转、日常消费、孩子读书等。家用电器有彩色电视机、VCD、摩托车、电话、热水器、冰柜、空调等。
玉女士原来是南宁市丝绸厂的女工，１９８２年时，还曾被评为“优秀挡车工”并上过报纸。她原来想，自己只要表现好，绝不可能下岗。然而，１９９７年南宁市丝绸厂破产，已经工作了１５年的玉莲下岗了。
玉女士说，刚下岗那会情绪极差，但为了生活，她开始筹划着再找一份工作。她先去学了裁缝和美容美发，可没本钱开不了店，只能改行。之后，她又到南宁市交易场摆了个小摊，靠卖些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维持生活，可挣来的钱也极有限，有的时候连伙食费都挣不回来。小百货生意维持不下去后，她还尝试着干过清洁工、家政服务员等。
“在外打工难哪，孩子没人带，要交给别人来带。我就想，能不能开个午托班呢？”由自己的孩子想到别人的孩子，玉女士从事幼儿教育这一行很偶然。当她把自己的想法跟福建园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说后，得到了大力支持。于是玉莲就开始找房子，置办家具以及各种设备，打扫卫生……
１９９８年午托班刚开班时并不红火，只有两个孩子加入午托班，但由于她的服务态度好、接孩子又及时，慢慢地，到午托班的孩子就多了起来。最多时，两间房２０铺小床还不够用。令玉莲感动的是，有的家长十分支持她的工作，还为她送来了２０个小枕头。
１９９９年，玉女士决定开办幼儿园，她把目光放在了那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身上。可开办幼儿园不像开办午托班那么简单，为了开办一个幼儿园，玉女士先到各处幼儿园参观学习，接下来又向教育部门打申请报告。在明秀路找到园址后，又开始物色幼儿教师，她自己还跑到广西幼儿师范学校去进修。
她说：“刚开始办幼儿园，资金十分紧张。２０００年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把自己最后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就这样，玉莲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这之后，玉莲曾经开办过３家幼儿园。
03年３月，平西村村委会有关人员找到玉女士，希望她能够回平西村，利用村委一幢旧的两层楼房，开办一所幼儿园，解决外来人口的孩子入托难的问题。玉女士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亲自选材、联系施工队，修建了厨房、卫生间、围墙和大铁门，翻修了房屋，终于办起了“育苗幼儿园”。两个月下来，她瘦了５公斤。
玉女士曾经是下岗女工，所以她总是愿意帮助更多的下岗姐妹，在她聘请的１０名员工中，就有４名下岗员工。她表示：“下岗职工谋生不易，以后局面打开了，一定要请更多的下岗姐妹来工作。”下岗女工玉女士历尽艰苦，终于办起幼儿园。谈到她拼搏几年，方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她表示：“下岗工人要有自强意识，就一定会走出迷茫和困惑。”
二、调查中的数据分析
在对平西村民120人的抽样调查中，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数是86人，占总人口的71.67%。从表4-1中对照可以看出，成年无职业者或下岗人员（35%）与其他无职业收入者（24.2%）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近60%，而这60%的人大多数靠出租房屋为生，虽然包括儿童、学生和老人，其出租房的人数也占到了（41.7%+17.7%），近60%。出租房屋在平西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性就可以想象了。
我们也可以从平西村的生产结构推断出，在这些收入中，农业收入的比重不是很高。比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1993年的统计数据里面，“农业的收入总共有8.25万元，所占比重不足总收入的5％。”相反，同一年里，在该村的172万元的总收入中，村办企业创造利润124万元，占总收入的72%；房屋出租收入34.75万，占总收入的20%；其他收入（包括打工等）共计5万元，占总收入的3%。如今，时隔10年多，农业收入在平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从表4-2中的数据统计可以得出，平西人电视的普及率相当高，摩托车也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电话也是基本上家家都有了，有三成以上的平西人拥有空调和冰箱之类的“奢侈品”。从这里可以看出，平西人的生活已经相当“现代化”，综合表三来看，村民之间的贫富分化也相当严重。
从表4-3中的数据统计可以得出，平西人年平均收入大约为5000元，年人平均消费在3300元左右，因此平西村村民年人平均纯收入大约在2000元左右，与村委会给出的粗略的估计基本相符。
三、小结
综合前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及我们的调查统计，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平西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情况。很显然，以土地为代表的生存环境的改变，是农民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变迁的直接促动力。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乡村城市化的趋向是自觉的，进一步说，城市化所带来的生存方式的变迁也是农民所愿意看到和乐于接受的。另一方面，农民在面临土地减少与生存环境改变的情况时，寻求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生存而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避害第一，趋利第二”，这一向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法则，也正好切合了中国人浸淫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农民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润”，即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好了，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生存欲望”是农民在现实面前所做出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中国农民追求的是“生存理性”而区别于所谓的“经济理性”(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即是说，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