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后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而改为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态势。实际上，改变了新经济政策中以上三个方面：（1）同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2）消灭任何私有经济，让国有企业垄断；（3）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压制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造成前苏联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建立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全面最终的胜利。
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理论造成了前苏联体制的僵化。因为任何发展私有经济、开展市场竞赛、同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等等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再回到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惟一正确的选择上。因此，表面上看前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从体制上看是一种倒退。现在反其道而行之，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如果把这种过渡同新经济政策相比，那么，不仅没有进步，而是倒退。首先，这种过渡从来不注意同农产品实行等价交换，同农民的结合，而是把一切资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其次，既不注意发展私人经济，又不注意发展国营经济同私人经济的竞争，而只把国营经济私有化为少数寡头垄断的经济。第三，在以上两个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管理的竞争性市场体制。
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来看，过渡时期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渡时期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过社会主义的风云变幻，从俄国的国情来看，列宁当年把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惟一正确的选择，今天仍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然要把建立有国家管理的发达的市场体制作为自己的改革目标，作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目标。
2．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的途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市场本身。
俄罗斯除了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弄错了外，对过渡时期的手段也弄错了。在俄罗斯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剥夺私人资本，强制推行国家工业化，低价收购农产品，要农民向国家缴纳贡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所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俄罗斯所谓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推行休克疗法，并推行在国有企业大私有化，目标似乎是发达的市场体制，但是仍然采用行政命令手段，企图用行政命令来制造一个市场，来创造一批私有企业，实际上是重蹈历史覆辙，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用行政命令制造市场经济和用发展市场本身向市场经济过渡，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三个区别：
第一，前者认为首先要用行政命令方法把价格“弄对”，造成资源合理配置，然后经济自然增长。后者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外市场上，在扩大市场过程中，才能使相对价格“弄对”。前者想制造市场，实际上反而使市场扭曲，经济衰退。后者着力于经济增长，扩大市场，在扩大市场过程中把价格“弄对”，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第二，前者认为制度转换不需要成本，或者可以不计成本，只有摧毁旧体制，才能建立新体制，所以可以采取大爆炸的办法来形成市场体制。而后者则认为向市场制度变迁同市场本身一样，必须考虑潜在的利益和成本，市场化改革的利益应高于成本。相反，如果改革不能带来相应的利益，而改革成本又高于这种利益，那么，不管改革设计者自称配套改革，实际上这种改革是不配套的。在改革的起始阶段尤为重要，如果改革初见成效，会发生累进的效果。
第三，前者主张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人为地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建立起来，而不顾该国的国情、历史和特点，只追求所谓资源配置效率，而不考虑适应效率，而后者承认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和适应性，把外国先进的经营组织形式移植到本国时，必须适应本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条件。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从传统命令体制向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的转变中，首先发生的是人对自己经济权利的意识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不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才能从市场中谋取利益。但是，整个体制的转换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有些人自然不会去等待，而是去突破和创新。在市场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了创新的机会，在旧体制没有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会采取各种过渡和杂交的形式，这些形式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杂交优势，而且会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促进改革的生力军，或构成新体制的先进板块。
总之，竞争性市场体制之所以比行政命令体制好，就在于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也是要靠市场，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个人将为自己的经济活动创造合适的经济框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好，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思想愈多，形式愈多，成功机会就愈多，社会的组织极其复杂，单靠国家来建立一种制度，搞一刀切，必然损害经济的发展。
3．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风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斯大林清醒地看到俄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
斯大林指出：“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取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一个大的国家了。因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
斯大林认为，必须采取扩大民主的做法。
他说：“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断了，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
他又说：“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例行手续……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向靠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过渡，从政治体制上重新恢复了以党治国的体制，即通过党从上而下任命干部的体制，或者叫做HOMEHKPATYPA体制。“HOMEHKPATYPA”一词在俄语中原义是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前苏联干部体制的特点就是任命制，实际上各级干部是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任命的。最近公布的档案资料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的弊端。
“实行一长负责制的做法逐渐蜕化成个人对部下的一贯正确……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贯正确的做法必然逐级下传。我在选择自己的助手时历来是一贯正确的，既然我对某人给予充分的个人信任并承认他有能力办好某事，那末我选出的人也同样具有第二级一贯正确的属性和不接受任何批评（除我本人的批评外）的特权。一贯正确的第二级同样也会派生出第三级，第三级又会派生出第四级，以此类推，一直派生到一贯正确的通讯员和门卫，如果上司对我的工作满意，别人与我有何相干？这就是根据惟一的、无所不知和一贯正确的上帝的方式和面孔进行管理的官僚主义的主要本质。对于任何善于钻营或和了解机密的精明人来说，经过长期验证的一条捷径就是，巴结、讨好和骗取一长制领导人的信任，然后千方百计地坚信自己的保护人是一贯正确的，一刻也不忘记和强调自己本人对他的忠心和为他献身的准备，只有如此，才无愧于上级的信任。如果这种做法做得极其巧妙、灵活和连贯，那么这位精明人即使作出让不精明的人受到枪决或至少被关进监狱的事也会逍遥法外。”
这种政治体制对俄国的改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干部体制下，很难出现敢于改革又善于改革、有创新能力的政治家，而容易出现听从上级命令的行政技术官僚和见长于权力斗争，把不精明的人送去枪决和关进监狱而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人。对技术官僚来说，很容易接受那些数理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体制的改革看作是社会工程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改革无非是按照某种设计的蓝图进行施工而已，而那些长于权力斗争者正好利用改革的口号来争夺资源，谋取权力。
4．改革的最大危险是“制度真空”。
“俄罗斯私有化：错在哪里？”一文最后指出：“从更为普遍的角度来看，大私有化是休克疗法的组成部分，其提倡者试图快速、坚决地摧毁国家控制在政治领域的现存结构，爱德蒙·柏克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这样教导我们，破坏性的革命通常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从那时起，这个教训一再被人们重温（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俄罗斯），在新制度得以建立之前就破坏现有制度的经济革命也同样是要失败的，因为有人会毫无顾虑地利用这种制度的真空。”
在这种激进的改革中，俄罗斯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党治国的体制走向了它的反面，苏共解体了。但是，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制度真空，这种制度真空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在政治方面，在共产党领导被否定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争夺政治权力，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可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大市场。相反，往往把经济上的许诺作为政治竞争的手段（例如把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时间长短作为蛊惑人心的宣传手段），这样，只能进一步导致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经济方面，原有的公有制被否定，纷纷争夺公有产权，盗窃国家资产，导致腐败犯罪现象激增。
在思想文化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被彻底否定，把社会主义的道德一概抹杀，使人们变得精神空虚，变得自私和贪婪，这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都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这里使人们想起了现代政党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伯克在200年以前的观点。伯克鉴于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制度真空，强调政党在治理国家的领导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以党治国并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伯克的理论对讲英语的国家有深刻的影响。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创建共产党时，无疑也受到过伯克理论的影响，而在恩格斯晚年在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时曾反复强调要学习讲英语的国家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民主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确立了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后，一直是靠HOMEHKPATYPA体制来管理国家，实际上是人治，而非民主和法治。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民主和法治的问题，最终导致自身的解体，造成制度的真空，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改革中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