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代，日本银行业成了世界上最大、但盈利最差的银行，日本政府已经不得不同意注入620亿美元巨额资金，以救助银行。日本的银行早已出了问题。日本这一亚洲最发达、资金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经不起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日本这次经济危机，是自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日本在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会比1990年的GDP还低，这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出现主要工业国GDP比10年前的GDP还低的情况。
日本和韩国为什么在发展重化工业时期体现了自己体制上的优越性，但是，怎么一下子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瑟罗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创新改变了整个世界，同时也创造了知识经济。这次工业革命，包含了六种科技的发展与互动：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通讯、电脑、机器人，这六项科技使人类生活大为改观。但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力不如美国。
日本的企业到底强在哪里？答案是日本工具性技术。每年，日本都可以使工具性技术提升1％的效能。80年代如果有人问，谁能创造瑕疵最少的汽车，或是炼出最纯的钢铁？无疑是日本。在这方面，美国竞争不过日本。但是，美国在技术创新上比日本强，例如，在电脑网络技术上明显地超过日本。日本和韩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在美国，美国不可能长期把国内市场让给日本和韩国，又要求日本和韩国开放自己的市场，由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美国许多企业赢利，而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大企业发生亏损现象，而且愈来愈严重，而日本和韩国大企业和银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亏损，银行不得不来救助，金融业就出现了危机。相反，美国为了支持科技创新，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也有许多创新，如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板股票市场，等等，而日本和韩国虽然已经着手金融改革，为了改变债务和股本比例，允许一些大公司发行股票，直接融资，但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又要银行救助企业，于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引发经济危机。
但是，正如瑟罗教授指出的那样，日本现在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一个是创造力危机。创造力危机比经济危机更严重。在日本，学生会因为研究出一种使生产力提高2％的技术而得到A的成绩；但是，在美国，他反而会得到一个负面的评分。美国人给学生A，是因为他想出一个革命性的新观念、新想法，即使这个想法并不能真的被成功地运作。他说：“我儿子在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研究所时曾经修过一门课，叫做左手思考，就是要训练学生如何让思考更有创意。我可以保证，东京大学一定没有类似的课程。创意思考是美国人的优势。所以即使美国车有很多瑕疵，品质不如日本车，但是这些瑕疵从整体来看实在很小，所以几乎没有人在意。尤其是在设计和行销上的加强使美国车现在的销售渐入佳境，日本车却除了丰田外，其余都在赔钱。信息科技产业也是一样，例如英特尔，在DRAM制造上做不过日本，它就换一个战场，做微处理器，最后成功扭转劣势，主导日后整个电脑产业。”
日本和韩国在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方面确实做得很成功，但是，在技术创新上做得就不是很成功，这有体制上的原因。在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该书首次出版于1995年）中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有专门一节论述日本官僚多元主义的两难困境。青木教授把日本体制的弊病称之为官僚多元主义。所谓官僚多元主义是指日本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多元化要靠行政过程来加以协调。举例来说，日本在发展重化工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上述的横向层级组织形式A，但在传统的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中仍然保持传统的组织形式B，A的组织形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B的组织形式具有比较劣势，但B的组织形式可以靠A的组织创新获得“准租金”，随着A的组织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增加，B的组织仍继续获得这部分准租金。B的工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部门，就要通过行政部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扭曲、税收补贴和贸易壁垒把这部分准租金分配给B。A的组织创新则因政府部门的惰性而受到抑制。不过，国内收入的再分配，开拓了国内市场，A的产业仍能发展，整个日本经济仍然能保持稳定。
但是，这种良性循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A有了贸易顺差，但为了保护B，对有关B的国外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日元的汇率开始上升，这样，A的国际竞争力减弱。要摆脱这种官僚多元主义的框架，就要使B的准租金减少，但B愈要依靠官僚主义的保护，这样，使官僚的多元主义陷入两难困境。青木教授对日本的经济体制的这种惟妙惟肖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韩国的经济体制。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日本和韩国这种经济体制上的弊病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青木教授认为，对于摆脱官僚多元主义困境而言，日本的制度框架必须加以修改，方向是让私人试验类似美国高科技产业中的风险投资形式。为此目的，必须解除管制，让新进入者进入生产率较低的产业。但是，通过“大爆炸”方式一步跨越到英美式的体制框架是不可能实现组织多样化的。
青木教授的结论是：“为应付挑战的方式，需要一方面鼓励比较优势产业中横向层级制的进一步演进，另一方面促使生产率较低的产业进行新的组织试验。”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人士似乎又主张韩国和日本采取类似前苏联和东欧事变后类似的休克疗法，然后一步迈向英美式的制度框架。看来，韩国和日本并没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某些人士的主张，但大体上采取类似青木教授的主张，无论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都出现了复苏的景象。
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实际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前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体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点是，日本和韩国不是实行纵向的层级体制，即从上到下的命令体制，而是实行横向的层级体制，即政府、企业和员工的合作体制。
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等级制早就遇到了经济危机，但是，在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上很差，终于彻底崩溃了。反观日本和韩国的横向层级制不仅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应付危机的能力上，显然高于前苏联式的纵向等级制。当然，日本和韩国这种横向层级制的演进方向和新组织的创新经验，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第五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中值得借鉴的经验
吴敬琏教授在青木昌彦《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的序言中讲了一段很生动的话，“刚刚从命令经济的阁楼中探出头来瞻望世界的中国人在看待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事物时（指日本等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引者注），不免带有计划经济的旧眼光。因此，我们往往把日本经济中政府的行政指导同命令经济中的计划管理混为一谈。”
但是，另一方面，在主张实行市场经济时，希望政府尽量少起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似乎又很难行得通，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经济不发达，市场历来不发展，是不可能离开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又回到原来的计划体制呢？
无可否认，日本和韩国从历史上是吸收了前苏联推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但是，无论在经济发展方法上和体制上都完全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点，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的：
1．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
在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错误观点是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似乎因为市场不完善，存在着无政府状态，所以需要政府来干预，结果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的作用就是限制市场，扭曲市场，从而使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种观念一直流传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正因为有些企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它们希望加强行政管理，继续使市场发生扭曲，以寻求政治行政部门的庇护。相反，在日本和韩国的高速增长时，在发展市场过程中，把价格搞对，让市场竞争起作用，特别是让国际市场竞争起作用，然后支持在市场竞争中有生命力的企业，结果增进了市场的作用。这同计划体制下加强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
2．政府必须限制非生产性寻租，允许相机性寻租。
我们知道，有政府干预，就会产生租金。在计划体制下，由于政府的干预造成的对市场的扭曲，产生了巨额租金，这笔租金由政府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用以发展重工业，它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中，由于双重体制存在，我国出现的寻租行为非常严重。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对寻租现象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日本和韩国政府增进市场的重要方法就是把相机性租金转给有竞争能力的民间企业，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贷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的水平，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这一措施为民间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创造一定的租金机会，促进民间部门在国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相机性租金是政府增进市场作用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种相机性租金是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而不是靠政治性的寻租行为取得的，因而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在我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中，政治性寻租和相机性寻租恐怕两种现象都存在，前者造成政府官员的腐败，后者则增强市场和民间企业的力量，但是，政治性寻租归根到底是会毁灭市场增进而带来的好处的。
3．增进市场、限制政治性寻租，靠的是横向型层级体制，不是纵向性的层级体制。
日本和韩国建立横向型的层级体制都有共同的历史前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韩国的李承晚时期实行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因此，当时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必须寻求民间力量的支持和合作，同时也必须考虑广大民众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在这种历史前提下，政府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用民间力量平等商量和合作，这种横向型体制无论在促进经济发展或克服危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以加强一元化领导即纵向的领导体制为目标，最终以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而告终。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发生演变，逐步向分权的横向层级体制演变。这种分权型的横向层级体制对发展经济，增加民间企业的活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过渡之中，这种纵向的层级体制和横向的层级体制仍然有许多矛盾。因此，日本和韩国的横向层级体制对我国仍然有借鉴意义。
4．日本和韩国体制的演变说明政府并非外生于经济体制，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政府也是参与博弈的一方。
过去我们往往有这种看法，即政府应该当裁判，而不是去当运动员，看来，这还是古典的市场经济的观点。其实，政府并不是可以校正市场失灵的中立的全能的机构，它本身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政府本身是一个当事人，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通过与民间部门的相互作用，形成特殊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在日本和韩国的市场增进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合作，双方都能获得最高的报酬，而如果不合作，双方的报酬水平都会被降低。正是靠这种博弈的演化和反复进行，才形成了这种横向型的层级体制，即政府和民间力量合作的体制。
由此可见，体制的演变并决不能单纯靠政府的设计，靠政府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以为从此可以建立客观中立的合理的经济体制，而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的体制不可能是横向的层级体制，而只能是纵向的层级体制，即前苏联计划体制或李承晚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体制。恰恰相反，日本和韩国政府最早设计的机构，都是为了集中控制资源的动员和分配过程。但是，日本银行和企业横向合作的组织形式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政府在增进市场过程中适应了这种组织形式，两者的吻合形成了横向的层级体制。但是，这种官僚的多元主义使这种体制的进化陷入困境，而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仍在于市场竞争中出现新的组织形式，以克服官僚多元主义的保守性，使这种横向层级组织再逐渐进行。
这种新的体制的进化观，对我国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会有许多启示，这是我们在下一章研究的重点。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强调一点，这种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我们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