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科尔奈的反思说起
大约在10年以前，科尔奈写了一本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社会主义体制转轨——以匈牙利为例》。10年之后，作者对这本书作了反思。他写了《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年之后：作者自我评价》一文，中译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0年第5期。他说：
“我开始写作此书时，我期望它至少会对舆论及政策制定者产生适度的影响，进而最终影响世态的发展。历史不是受盲目力量影响而简单形成的，它受那些能自觉地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的影响。主要的历史责任落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但同时来自学术界的顾问也要承担第二责任。他们也要对他们的言论负责。”科尔奈在注中说明，这里的顾问应作广义的理解，除了政府正式邀请的顾问外，还有通过研究工作提出建议的人。科尔奈自认为属于后者，科尔奈的这种反思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科尔奈对匈牙利改革建议的总的反思是：关于所有权改革。“我当时的建议基本是正确的，而关于宏观经济稳定，自己的观点当时有对有错。”
科尔奈把所有权改革分为战略A（有机发展战略）和战略B（加速私有化发展战略）。
在当时，他是主张采取战略A，而不是主张采取战略B的。
战略A的主要特点是：（1）提升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出售，不能让内部人瓜分国有资产；（3）必须防止国有资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4）在出售国有资产时，优先考虑那些战略投资者，即预备注入资本以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的；（5）必须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
战略B有以下三个特点：（1）最重要的任务是尽最快速度消灭国家所有制；（2）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无偿分配，例如通过发放认股权证加速私有化，使国有资产无偿和等额地分配给国家公民；（3）更倾向于产生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科尔奈通过对前苏联东欧转轨的实践，肯定战略A比战略B优越。他认为，自己主张采取战略A，主要受哈耶克、熊彼特以及法国学者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历史着作的影响，总的来说，所有权改革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的长期过程，只有创造了新的更有效率的企业形式，才能代替旧的无效率的企业形式。科尔奈认为，战略B实质上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的科斯主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经济基础，接着就似乎可以巩固上层建筑，庸俗的科斯主义则表现为，主张不管用什么形式实现私有化，以后就似乎必定会产生效率。前苏联采取战略B的幕后，是必须赶在共产党获取选举胜利之前就迅速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杜马多数席位，任何类型的私有化立法都不会通过。关于采取这种战略的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关于论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科尔奈认为自己的感受就不同了。他说，如果有神奇的时间隧道能让光阴重返，他会在此书出版之前，重新修改那一章。
科尔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了反思：
1．关于时机的选择。他认为，1989年在写作此书时，匈牙利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这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他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观点自然是正确的。
2．预测。“我的判断错了，我没有预见到随后的经济危机，我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过于乐观。可见，任何经济调整和转轨要想取得成功，都不能盲目照搬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传统方案。
3．对改革是有机发展的过程缺乏认识。现在看来，宏观稳定不可能通过一步跨越来实现。制度变革只能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来逐步完成。他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很后悔在《路》中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当然，科尔奈的反思主要是就匈牙利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而言，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的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二节）对《比较经济学》的反思
正好也是在十多年前，出版了我和刘吉瑞合着的《比较经济学》。我们的着作影响很小，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普及比较经济学的知识，这本书是放在由于光远教授主编的经济学新学科系列着作中出版的，并没有试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提出任何建议。因此，在这方面，无需同科尔奈的书去作比较。但是，作为学者，时间过去了10年，应该对书中提出的观点作些反思，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科尔奈的反思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开展比较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推动中国发展和改革的。
《比较经济学》一书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是最后一章。这一章是我和刘吉瑞合写的，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是由刘吉瑞写的，而涉及中国体制改革的主要是由我写的。
刘吉瑞在预测中国经济发展时作过乐观、悲观和适度的预测，他的结论是：“如果从1952年我国从二元经济开始向现代经济转变时起，要在人均GNP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可能需要一个世纪到一个半世纪时间，这无疑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式的经济竞赛。面对这惊人的差距和开放的世界，中华民族再也没有理由因天朝大国、地大物博而夜郎自大，也不能因这种差距需四五代人跨世纪的奋斗才能消除而悲观失望。我们必须老实地承认暂时的落后，冷静地看待既存的差距，在逆境中而奋起，在危机中求变革和发展，一步步地赶上去。”
刘吉瑞提出的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在跨世纪的今天，这个观点也并未过时。关于体制改革，我作出的估计是：“回顾我国20世纪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种种艰难曲折的努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在20世纪末，如果我们能深化体制改革，那么，在下一个世纪，无数先辈殷切希望的我国进入世界民族之前列的愿望将一定会实现。”
由上可见，刘吉瑞和我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是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没有采取预期过高的估计，不需要像科尔奈所说借助神奇的时间隧道让光阴重返，以重新修改。
当时，我们坚持用比较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体制改革．坚持推进宏观管理、市场推进和企业组织形式三个环节的配套改革，主张国家管理体制应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看来，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过时。特别是回想十多年前，在某些人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批判时，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从产权理论的高度分析了国营企业改革以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肯定了企业家经营和知识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在当时，从比较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坚持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国究竟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产权改革、国家管理的体制改革，原来的《比较经济学》就显得非常单薄，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留下了许多疑点。这里比较突出的是行政性分权问题，即中央向地方下放某些财权，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也下放某些权力，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经济搞活，这样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了扩大开放的积极性和利益动机。这些改革和开放的措施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是采取过的，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引起了“权力和金钱相交换”的寻租行为等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弊端。因此，我对这种行政性分权持有异议，但是，如何改变这种行政性分权局面，是否靠中央集权就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此，我也有疑惑，重新实行中央集权的结果往往是使地方和企业失去了创新的机会，并不能真正解决权力和金钱相交换的寻租问题。其实，行政性分权也是中央集权的某种变种，归根到底，仍受到中央的行政命令控制，如何从行政分权过渡到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权制，则是需要研究的。
因此，十年来，我反思的结果倒不是在某些结论方面，而是研究方法方面。青木昌彦教授在提出开展比较制度分析时强调研究转轨经济时不能停留在演绎法上，而必须采取归纳法，也就是说不能根据某些经济学原理去演绎，而且要深入转轨的实践去归纳，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用归纳法的观点来看，同科尔奈的想法就有些区别。决定改革者其实不只是改革策略制定者及其直接和间接的顾问们，而是千千万万改革的实践者，这里有千千万万个家庭、企业、县、乡镇、村各级的当事人等等，把他们改革的经验归纳起来，才能真正认识转轨经济的特点，才能认识自己在改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改革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看来，当前研究比较经济学，特别是研究转轨经济学，不能停留在演绎法和总体研究方法上，而应采用归纳法和个体研究方法。
（第三节）归纳法和个体研究方法的意义
在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中盛行的是总体研究方法和演绎法，其实，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就吃过这种总体研究方法和演绎法的苦头。例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总体研究方法出发，经过理论推理，确认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优越，因此似乎可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实行公有制，推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这样似乎就一定可以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尽管大量个体的案例提供了大量否定的案例，但可以全然不顾，一概贬义为修正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加以批判，终于酿成恶果。于是反其道而行之，确认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不管用什么方法尽快实行私有化，这样似乎就一定可以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尽管大量的个案提供了否定的案例，但也可以全然不顾，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行，其结果同样很糟，被科尔奈称之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庸俗的科斯主义。其理论根据都是这种总体研究方法或演绎法。从这种无数的实践教训中，青木昌彦教授强调研究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转轨时不要用演绎法，而要用归纳法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并不是按照某种理论来设计改革的蓝图，而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从实践经验出发来探索中国改革的道路，始终强调下放权力，允许试验，不作意识形态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标准。这里，邓小平提倡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是个体研究方法，而不是总体研究方法，因而，中国改革的实践效果比前苏联明显地好。
例如，安徽凤阳县农民抓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机遇，大胆实行农户土地承包，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充分显示了个体的能动性和随机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因为有了个体的创新，才能解放出土地和农村的劳动力，开辟了广大的农村市场，才能有以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且在市场竞争发展的情况下，有了乡镇企业的改制，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我们常常说乡镇工业的发展是异军突起，就是说，并不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也可以说，并不是某种理论推论的结果，而是实践经验的产物。人们只有从这些大量实例的归纳中，才能得出新的理论认识，这就是归纳法或个体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再如，以中国建立特区、建立沿海开放城市来说，同样是来自实践经验。中国的香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最早成功的试验区，毗邻香港成立深圳特区，这样便于人们把市场经济和适合市场经济的制度规范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进行比较、学习和借鉴。这种在实践经验中的学习效果明显地比单纯的理论推理的学习效果要好。从这里也充分显示了归纳法和个体研究方法的生命力。
如果中央不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就不可能有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崛起，也就不可能有农村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当然，在行政权力下放时，确实出现了“寻租”现象，例如，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未开放城市相比，在进出口方面享受税收优惠，这就是某种“租金”，另外，乡镇企业放开价格，而对某些国营企业价格仍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在价格差额方面也存在某种“租金”。此外，在银行贷款和土地批租方面也出现了种种政策上的优惠和差别，这里，情况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我们同前述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寻租现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相机性的寻租，另一类是掠夺性的寻租。前一种寻租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后一种寻租对经济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造成官员和企业的腐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寻租现象是并存的，不少地方和不少企业确实抓住了政策的优惠，抓住了机遇，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官员和各类企业的领导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有些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掠夺财物，中饱私囊。从经验的角度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别很大，依靠中央集权是不可能解决这类寻租问题的，只要发扬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才能对各种寻租现象作出正确的区分，既鼓励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又能消除掠夺性的寻租，惩治腐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解决从长期以来支配中国的这种纵向的集权制向符合市场经济特点的分权制过渡的问题。如果依靠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那么只能循环反复，仍然锁定在中央行政集权一行政分权一行政集权的循环中。
上面我们强调归纳法和个体研究方法，并不是否定总体研究方法和演绎法，而实际上是主张把总体研究方法和个体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总体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制向分权制过渡的必然性，而通过个体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制到分权制过渡的形式，这种体制转换的生长点在那里，从个体的创新中看到总体转变的某些规律性，以推广个体创新的经验。
总之，个体性研究方法和总体性研究方法是可以互相结合和互为补充的，这样，既可以了解体制改革的一般规律性，又可以使体制改革具有可操作性，使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我们改革初期，当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还没有成为人们共识时，多强调总体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而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已成为人们共识时，多强调个体研究方法，就有必要了。
（第四节）个体研究方法的若干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