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根据宗谱、家属回忆和其他史料，提供了一幅从周文王以来梁溪荣氏家族发展的概图。中国历史研究受“史官文化”影响很深，本书则侧重于描述梁溪荣氏家族本身发展的历史事实。谱史本身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许是突破史官文化的民间修史的一种尝试。“回头看”，其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不过，我们并不想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发展中去作出什么结论，而最好学习西方人所说“openended”，即在结束时不是把门关住，而是把门敞开，处于开放状态，供人们继续研究和思考。
下面我们只是从纷繁、有时甚至琐碎的家族史中理出一些线索，供族中各方和社会各界人士继续研究；并且历史本身也处于“开放”状态中，即处于继续发展中，所以，提供一些线索，以资比较借鉴。
（第一节）历史发展是多元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恩格斯根据他们共同研究的结果，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恩格斯在第四版序言中又说：“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这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家族史。后来，他们才认为研究家庭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生产工具本身的演进在各民族之间恐怕差别很小，但是，各国氏族制度的演变却有很大的差异。
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是共同的规律，但是，如何过渡，则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因此，以荣氏家族为实例，来分析中国氏族制度的变迁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二节）中国的氏族制度和传统文化
中国的氏族制度从周文王以来，只经过短暂的共和（公元前841-828年），一直是实行氏族首领的专制制度。相传荣氏家族的祖先是周代的宗室，一说是荣平公，又说是荣公。还从地望的角度提到荣夷公。据现在史书记载，周厉王暴虐侈傲，宠信荣夷公等佞臣。大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有“谤”者杀，国人不敢谈论政事。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厉王出奔，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号为共和（公元前841年），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荣夷公是“专制派”，荣公则是同周公、召公在一起的“共和派”，都是属同一时代的人。至于荣氏家族的祖先究竟是“共和派”，还是“专制派”，这似乎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氏族制度中的“共和”时期只是短暂的14年，而长期存在的是氏族制度中的专制。在周朝实行贵族氏族首领分封土地和农奴的封建制度下，在贵族氏族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展开互相残杀。在春秋无义战的时候，荣氏家族的祖先从贵族氏族逐渐沦为庶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孔子的主张是恢复周礼，即周初贵族氏族制度中的制度规范，即君、臣、父、子之间的固定关系，以结束贵族氏族之间的互相残杀。孔子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春秋贵族氏族首领的采纳，但是，他希望结束氏族残杀的“仁爱”思想却获得了已沦为庶民的贵族氏族的同情。历代荣氏宗谱都以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荣子祺为远祖第一世，信奉以荣启期回答孔子所说的“三乐”，即“吾为人，为男，且年九十，此三乐也”。这是荣宗祠的祠堂名为三乐堂的由来。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肯定了贵族氏族实行专制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民谋取生存，追求快乐的权利。这种学说既有贵族化的一面，又有世俗化的一面。由于荣氏家族的祖先在春秋贵族氏族争霸的战争中逐渐变为庶民，所以更多地接受儒家文化中世俗化的一面，并且把这种“仁爱”思想，争取生存和自由，追求快乐的乐观进取精神传之于后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的优秀遗产。
（第三节）氏族制度和文官制度
从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在中国始终是封建的专制的氏族制度占统治地位。各贵族氏族为了争夺王位，展开生死的搏斗，哪个贵族氏族争夺到了王位，就分封自己的子弟。而兄弟为了争夺王位，又互相残杀，战乱不断。为了谋取战争的胜利，他们就起用军事首领，而军事首领一旦有了军权，就可以篡位，自己当皇帝。加上宦官、外戚、非汉族贵族氏族首领的卷入，氏族之间的冲突更形复杂纷繁。一些聪明的帝王，为了避免战乱，休养民间的生息，逐渐推行以儒家为主的文官制度。他们注意从庶民的儒生中选拔文官。
荣氏家族的远世第一祖荣子祺是孔子的弟子。看来，他一直坚持教授子弟。秦灭亡以后，汉代大兴儒学，挑选儒生去当文官。这时，荣子祺的后人就去当文官，官职是博士。从秦代以来就设有博士的官职。博士是皇帝的顾问，参议政事，兼任皇族子弟的教授。
在北魏时期，鲜卑拓跋部的首领占领中原，力倡儒学，荣子祺的三十六世裔孙荣权当上了北魏的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一位儒生能当上国防部长，足以反映中国当时的文官制度已相当发达了。这位国防部长的两位公子，也是颇负盛名的儒生，长子荣建绪曾着《齐纪》三十卷。次子荣毗在隋文帝时当过御史，立朝侃然正色，使得满朝的文武百官都对他畏惧三分。
文官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既要维护氏族贵族的专制制度，又要体恤平民，避免战乱，安居乐业。中国的史书歌颂汉唐盛世，大概都是歌颂这种文官制度的。中国历经战乱，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崩溃，始终能保持统一，同这种文官制度有关。但是，同专制封建的氏族制度相联系的文官制度本身有其局限性。文官本身有世系，也要求分封和世袭。因此，皇族、宦官、地方军阀、朝臣之间充满着权力斗争，使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反抗，举行起义，外族入侵，其结果仍然只是皇朝的更替，由一个专制氏族统治，变成另一个专制氏族统治。在隋唐以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
荣氏家族的祖先既经历由贵族到庶民的转变，又经历着由文官到百姓的转变。一般的规律是太平盛世去当文官，战争乱世去当百姓，时仕时隐。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军事首领，发动了陈桥兵变，当上了皇帝。他吸取前代失败教训，大力推行“文治”，并推行科举制度，凭对“儒学”的考试成绩录用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的鼎盛时期。这种制度还影响到西方，西方也学习中国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在这个时期，荣氏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名臣，即荣諲（仲思）。他从主管地方财政开始，升至户部副使，即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副部长。他在任职期间，曾修筑了通往广东的栈道，主张矾土由国家专营，遏制了京城富商大豪，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允许百姓开采银砂，主张山泽之利人得有之，而颇负盛名。
这种文官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皇朝的统治，缓和皇朝同人民的矛盾，但是，同封建皇朝的王子王孙愈来愈多一样，由恩荫而人仕途者也愈来愈多，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和腐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
宋朝名相范仲淹、王安石等都力主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皇室、豪强和官僚的既得利益，均告失败。随后出现的是皇亲国戚之间的内讧，官僚之间的倾轧，从朋党争论开始，发展到党同伐异，以相互指责对方为“伪学”而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禄。宋朝的文官制度走上了穷途末路，最终导致宋朝被辽金和蒙古所灭亡。
荣諲的后人一直在宋朝做官，五世孙荣諲曾任禹州太守，在北宋末年，禹州被金兵攻破时遇难，其子曾任南宋临安知府。此后，就无人再任宋朝官职了。
（第四节）氏族制度和民本主义
从荣氏家族发展史来看，完成从贵族、官僚氏族制度到以民为本的氏族制度转变的，是梁溪无锡始迁祖或荣湮的十四世裔孙荣清即水濂公。
明太祖朱元璋组织了农民起义军，战胜了各种军阀割据势力，推翻了元朝，建立朱家的大明皇朝。
荣清的父亲在元朝末年在福建任知县，而被地方军阀所杀害。显然，他对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是抱同情态度的，而朱元璋也广招儒士，为他出谋划策，因此，曾召荣清为他的秘书。荣清从文化传统上无疑受儒家学说的两重性影响。但是，他在实践中看到，在传统社会中，永远避免不了氏族之间争斗和残杀，农民永远处于悲惨的境地。作为儒生，今天为皇帝喜欢，可以升官晋爵，明天为皇帝所厌恶，可以带来灭族大祸。出身于民间的朱元璋并不会例外。因此，他宁肯响应朱元璋屯垦的号召，迁居无锡莲花山下，去开荒，以求自己的生存。
荣清所选择的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此后，四百多年，梁溪荣氏家族的子孙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耕读生活。但是，对以后的世代来说，构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恩格斯在谈到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欧人曾说过，“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白白度过，可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恩格斯所指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氏族所演变的马尔克公社，以及他们的勇敢、爱好自由和民主的本能。
荣氏家族从明、清直到鸦片战争前所经历的变化与恩格斯所说的情况十分类似。这四百多年来的艰苦生活磨炼了梁溪荣氏家族，并保留了作为中国氏族制度的硕果：
1．家族脱离了贵族的世袭和官僚的荫庇，培养了自主自立，勤劳、勇敢、节俭的精神和品质。
2．家族脱离了贵族的守旧和官僚的因循，重视实践，重视自然风水、数学、会计，在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等各方面具有开拓精神。
3．在家族长期艰苦的农垦生活和外出经商航运的风险事业中，女性肩负家庭重担和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她们相夫教子，有时在丈夫因各种原因早逝时，还要独自挑起家庭重担，极尽辛劳，以抚育子女成长。因此，在荣氏家族中，素有尊重母亲和教育子女自立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