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家族到无锡移民垦荒，经过世代的演变，人口急剧增加，各个家庭都自主自立，但是，仍保留了由各族支代表组成的家族组织，族长是由族支代表民主协商选举产生的，这里没有世袭分封制。族长选择的标准是对族益所作出的贡献。这种家族组织逐渐发展为乡的行政组织，对族益作出贡献者成为乡董。而家族组织则主持祭祠、管理祠堂和义庄，从事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救济福利工作。这种民间的家族组织同贵族官僚的氏族制度不同，是有利于发扬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主精神的。
以上可以说水濂公迁锡以来逐步形成的作为氏族的共同文化素质，其源出自儒家的民本主义的文化传统，但又是这种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的发扬。时至今日，荣氏家族的子孙仍以水濂公之后为自豪。水濂公在扬弃儒家的贵族官僚文化，发扬儒家的民本主义文化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确实是一位功在后世、值得纪念的人物。在朱元璋当政时期，文官武将、文人学士及其株连家族数以万计。如果水濂公去当朱元璋秘书，恐怕也难逃厄运，恐怕也就不会有今日的梁溪荣氏家族。
当然，这种民本主义的氏族制度只是在封建的专制制度下谋取生存，保存硕果的方式，它不足以推翻封建专制的氏族制度的统治。
（第五节）社会革命和社会进化
朱元璋以农民起义开始，建立了朱家王朝，最后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所推翻。李闯王立足未稳，又被满族的专制氏族统治所取代。清康熙为稳固自己的统治，推行儒学，起用了大批汉族文官。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氏族制度并没有改变。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入侵中国，但也使中国看到了一个比封建专制氏族制度更先进的制度，引起了中国内部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
首先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场社会革命，洪秀全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企图建立地上的天国。这场运动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农民中所蕴藏的革命力量，动摇了清皇朝的专制制度。但是，洪秀全实际上所走的还是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的老路，建立自己的封建氏族专制制度，最终遭到了失败。
荣氏家族在这场社会革命运动中，在生命和财产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只有到上海逃难，才能保存自己，如果荣熙泰不是靠一次偶然的机会坐小船去上海，那么，他就会像他全家一样被杀害，就不会有以后的面粉棉纱大王。这里反映出限于王朝更替的农民起义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
其次是曾国藩、李鸿章开展的洋务运动和清末的戊戌政变，这都是属于社会进化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建立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为主，戊戌政变则企图实现封建氏族专制下的代议制民主，即君主立宪。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导致浪费大量民财，而且与民争利，导致与专制氏族制度相密切联系的文官制度进一步腐败。同时，君主立宪这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则仍为专制氏族制度的既得利益所不容。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社会改良运动在推动民间兴办实业，废除八股科举制度，启迪民族的觉醒方面仍起了进步的作用。
荣氏家族在这场社会改良运动中曾经有过幻想，又考中了举人和进士，或者当幕僚，但是，很快觉醒，辞官不做，致力于办学堂，办实业，办族中公益事业，坚持自强自立和民主精神。
在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发生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皇朝。但是，一次起义，改变不了中国业已存在的封建官僚的政治结构和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利益结构，从而导致了地方官僚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孙中山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依靠农工，联合共产党，举行北伐。后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取得了胜利，粉碎了地方军阀势力。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则借鉴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经验，企图消灭共产党，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此，大力推行军事统制经济，重蹈曾国藩、李鸿章时代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覆辙，又回到了封建官僚家族统治的老路，发展了官僚家族资本。
与此相对照，荣氏家族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大力发展民间工业企业和民间教育事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北伐以来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反对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党八股，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继续实行官僚资本统治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战争，终于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家族的专制统治。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荣氏家族所创办的无锡荣巷公益小学成为中共地下无锡市工委的活动据点，反映了这一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民主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保护并扶助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建立了清廉的各级政府管理系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各界人士都拥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受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中国推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同统制经济一样，压制了民间企业的积极性，实际上是靠一个自上而下的文官系统来管理企业，下情不能及时上达，决策容易失误，而且会产生类似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而这一切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势力而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予以解决，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批“海瑞罢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不忠为先导，以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反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为名，最后以江青想当女皇失败而告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到洪秀全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演。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明代的皇权，幻想实现洪秀全式的地上平等的天国。但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传统的专制的家族制度和依附于此的文官制度治理下的经济政治体制，这是江青想当女皇的基础。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期，同封建皇朝相类似，出现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党同伐异的悲惨场面，也出现了用某种“社会主义八股”，批“伪学”，即批“修正主义”以谋取功名利禄的恶劣风气。这完全是历史的倒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氏家族的后人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积极投入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随着照搬前苏联那种八股模式，不少人的聪明才智受到压抑，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受到了迫害。历史似乎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就像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一样，有些人只能避难于海外，继续发展民间工商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明确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改革可以说是革命，但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那种革命，而是制度性的改革，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进化。这种方针又一次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荣氏家族的成员又一次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海外家族成员纷纷回归祖国，举办合资企业，并支持各项公益事业，出现了荣氏家族团聚的喜悦场面，这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演习和序曲。
纵观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的标准还在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民间生产经营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革命或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反对八股，不论是儒家的八股，或者是党八股，或者是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八股，照抄八股必然失败。最后，无论是革命，或改革，关键是要建立能促进民间生产经营性的规范化制度，否则封建家族专制体制的某些特征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再现。
（第六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借鉴
中国的家庭和氏族早已成为民族的一部分。荣氏家族史也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对中国氏族制度的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过去流传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说法，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大工厂，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家庭的工厂。但是，在这种大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溪荣氏家族中流传的谚语中所说的：夫妻不到头，兄弟如寇仇，家无三代富的严酷现实。计划经济下的父爱主义，不过是封建时代贵族世袭和文官恩荫的翻版。这种大家庭只能靠专制的家长来统治，而且必然会导致为争夺专制家长地位而发生兄弟残杀，党同伐异的斗争，到了三代，这种大家庭就解体了。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这种大家庭的解体。
荣氏家族的先辈们从几千年来中国氏族制度的演变中已经看清了这种规律。梁溪荣氏家族的奠基人水濂公，坚决摒弃世袭和恩荫的贵族官僚的氏族道路，走上了民间自立自强的互助公益的氏族道路。荣氏家族的先辈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的优秀遗产，相信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才能实现大同世界。因此，他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希望他们首先能立己，立己之余要立人，为社会公众事业作出贡献。荣氏家族的后人在兴办民间工业和教育事业时，都是继承了这个文化传统，他们并不指望官商的特权，而是靠自己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谋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希望政府也能做到自立，即靠正常的赋税来维持自己的开支，建立清廉的文官制度，而不是靠通货膨胀来搜刮民财，兴办民间可以办的事业来与民争利。他们把优秀的民间氏族文化传统灌输到办企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中，把自立有余的资金用于一乡、一县、全国以至世界。他们也希望政府自立有余，而支持民间企业和事业的发展。每个人，每个企业，只有自立，才能实现平等的权利交换，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自立，就会有余，就不会再去争夺财富和权利，而会促进社会福利的普遍增进，从小康奔向大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束时引用摩根的话说：“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我们想以此结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会是那种专制贵族和官僚氏族制度在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而是那种民间氏族制度在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是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所面临的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