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这些吸收同化，和反动中，旧道德的命运究将如何呢？我想到了一个答案，一部分是我最近和一个大学生谈话时所得到的暗示。现在我从记忆中将这话写出来，当然不是字字相同的，不过却有那代表新时代思想的兴趣——诸神消灭的佐证：
“先生，当你初到这国里来时，对于日本人有些什么意见？请你十分公开的和我谈。”
“是说目前的少年日本人吗？”
“不是。”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仍旧跟随着古俗维持着礼教的人——像那从前的汉文教授，快乐的老人，仍旧代表着古时武士精神的人吗？”
“是的。A先生是一个理想的武士。我就是指着像他那样的人说的。”
“我想他们都是良善的，高贵的。我看起来，他们正好像他们自己的诸神。”
“你现在还对他们想得这样好么？”
“是的。我愈看见新时代的日本人，我便愈尊敬旧时代的日本人。”
“我们也尊敬他们的。但，你既是外国人，你也必须要看到他们的缺点。”
“什么缺点？”
“对于西方真实智识的缺点。”
“但是用另一种文明标准的要件，在组织方面完全不同的要件，来判断某种文明的人民，那是不公平的。照我看来，一个人愈加能够完善代表他自己的文明，我们便必须愈加当他是一个国民，一个绅士。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在道德上很高尚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我看那些旧日本人，都是差不多完善的人。”
“在那种事上。”
“在仁爱上，在礼貌上，在侠义上，在自制上，在自己牺牲的力量上，在孝心上，在单纯的信仰上，和在那知足的力量上。”
“但是这些品质，在西方的生活奋斗中也足够得到切实的成功么？”
“不是恰正的，但是其中有些也是有用的。”
“要在西方生活中得到切实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性质却就是旧日本人所缺少的性质——岂不是么？”
“我想是这样。”
“我们的旧社会，牺牲了个人，培植着你所尊敬的不自私，礼貌，和仁爱那些性质。可是西方社会却用无限制的竞争——在思想力和活动力上的竞争——来培植着个人。”
“我想那是对的。”
“但是日本要在列国之间站得牢脚，伊就必须要采取西方工业的和商业的方法。伊的将来，全仗着伊那实业的发展；可是倘使我们还跟随着我们的古道德古仪节，那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为什么？”
“不能和西方竞争简直就是灭亡；可是要和西方竞争，我们就必须跟随着西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都是对旧道德绝对相反的。”
“或者如此。”
“我想这是决然无疑的。在一个极大的范围中，要作什么事业，总不可因为想到了妨害别人的事业，自己便情愿不得利，而有所迟疑。在另一方面，既然在竞争上，不论何处，都没有束缚的，那么谁为了一点妇人之仁而迟疑着不肯竞争的，就必定要失败。奋斗的定律，便是那强者和活动者得以战胜，弱者和笨者，和庸碌者便要失败。可是我们的旧道德，对于这种竞争是认为罪恶的。”
“那是对的。”
“因此，先生，不管旧道德是怎样的良善，我们跟随了它，就不能得到什么大的实业进步，甚至也不能保全我们民族的独立了。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用法律来替代道德。”
“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替代呢。”
“它在西方已是一个好的替代了，倘然我们能看看英国的物质伟大和伊的力量而加以判断。在日本，我们必须要学习理智的道德，来替代情绪的道德。对于法律上，在道德方面，有理智的智识，那就是有道德的智识。”
“对于你，对于那些研究宇宙定律的人，或者如此。可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呢？”
“他们将要跟随着旧宗教；他们将要继续的信托他们的诸神。可是他们的生活也许就要格外困难起来罢。他们在古代是愉快的。”
前面的论文是在两年之前写的。为了政治的变化和新约的签订，使我不得不重新改写过；现在，一方面有许多证明，都在我的手中经过，一方面对中国战争的种种事情，也加添了另外若干材料。在一八九三年谁也不能预言的事情，在一八九五年世人都以惊奇和称羡的眼光承认它们了。日本在伊的柔术中得胜了。伊的自治力切实的恢复了，伊在许多文明国中间的地位似乎也确定了；伊永远脱离西方的乳哺怀抱了。凡是伊的艺术，伊的德性，所不能为伊得到的，伊已藉着新式的科学的侵略力和破坏力第一次的施展，都一一的如愿以偿了。
说日本秘密的预备战事，已好久了，又说伊对于战事的种种设辞，都是靠不住的，这些话，并不在少数。我却相信伊那军事准备的目的，除了我前文中说的以外，并没有别的。日本要恢复伊的独立，伊努力的培植伊的武力已是二十五年了。不过在那个时期中，人民对于外国势力一阵一阵的反抗——每一阵总比前一阵激烈——都使政府知道，全国都在了解武力之必要，都在愈趋愈烈的反对着各条约。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的反抗力，在下议院中形成了严重的问题，以至解散议会乃为必不可免的需要。可是不论如何的解散议会，总不过将那问题拖延着，而不得解决。直等后来新约告成了，对中国宣战了，那问题才换了趋向。只有联合起来的西方，用那残酷的实业压逼和政治压逼来反对日本，才确实造成了这次的战争——这战争是最小抵抗力的扩大表示——那不是很清楚的么？可喜那种扩大表示居然有了效果。日本已证明伊自己，能够反抗着世界，自主起来。伊并没有和西方断绝实业上关系的念头，除非那关系太深了；可是伊既已藉着武力立了国，所以伊受西方影响——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的日子，已是确实地过去了，这是差不多可以断定的事。排外的反动，在种种事情的自然秩序中，格外还要发生——不必定是暴烈或无理的，只是民族个性的充分确定。看到千百年来习惯专制政体的人民，居然也能作立宪政体的试验，结果虽然还是可疑，可知国家要有些变更，甚至是政治的形式，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派克斯爵士（Sir Harry Parkes）预言日本将变成“一个南美洲共和国”的话，对于这个神妙不测的民族的将来，却还不能算是定论。
这是真的，战争还没有过去——不过日本最后的胜利似乎是确然的——即使中国的革命终有令人惊恐的机会之一日。世人都已在那里急切地问着，将来究竟要怎样？或者这在列国中最和平而又最守旧的大国，处于日本人与西方的两重压逼之下，在自卫上，终于不得已会确实地学会了我们的战争技术。这样以后，或者中国在武力上顿然很靠得住的一鸣惊人起来，和造成新日本的情形差不多，将伊的腕力伸向南方和西方去。至于可能的最后结果，我们可看披亚生博士（Dr.Pearson）最近的一本书《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这是应该记得的，原来柔术这种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西方更应该看清中国——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伊那永不变动的数百兆人民，已若干次被屈于外族，结果只像一丛芦苇，掠着了几阵微风。的确，说不定总有一天和日本一般，逼不得已，也只好用柔术来保护伊自己的完全。可是那种巨大柔术的最后，也许便成了全世界最严重的结果。中国终要向那些侵略，勒索，剥削复仇罢，殖民政策的西方，对付弱小民族，实在太会用这些手段了。
有些思想家，总合了那两大殖民国家——法国与英国，思想家不会误会的——的经验，已经预料过地球上决不会给西方民族完全占据去。世界的将来，还是属于东方的。有许多久住东方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信念，他们已会看到那奇异人类的内心，在思想上，和我们绝对不同之处——已会了解它那生活潮流的最深处和力量之所在——已会明白它那不可思议的同化量，已会辨别它那对于南北极之间，不论何种环境都有自适的能力。据那些观察者的判断，若说一个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竟有消灭之一日，则我们自己文明的将来，现在也就可想而知了。
或者，果然诚如披亚生博士最近的话，西方扩张和侵略的长期历史，现在正向它的终页接近着了。或者我们的文明，传遍了全地球，不过使许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技术和实业竞争，不来帮助我们，反来抗拒我们罢了。世界已是这样了，我们还不能不叫大半的世界屈服于我们之下——所需要的力量是那样的大。或者我们竟欲罢不能起来，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社会机能，正和故事中的恶鬼一般，在我们不能维持他的时候，便恐吓着要吞灭我们。
我们这样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创造品——从痛苦逐渐加深的地狱中，逐渐的高大起来；看来它既奇妙，而又非常可怪。它在社会的地震中，立刻都要成为粉碎，这样的情形，早已是那些处于火山边的人的恶梦。为了它的道德基础，它不能始终作一种社会组织维持下去，这样的断定，乃是东方智慧的教训。
在人类还没有将他的活剧在这个行星上顽尽之前，它（我们的文明）的种种劳力，还不能就此湮没无闻，它已经复活了已往——它已经复兴了古人的语言；它已经从大自然那里劫取了许多无价的秘密；它已经解剖了各个日球，克复了空间与时间；它已经勉强看不见的成功了看得见的；它已经在“大无穷”的面幕以外，将所有的面幕都撕去了；它已经建设了千百种知识的系统；它已经将近代人的头脑扩张到中古人头脑的容量以外；它已经开发了人类个性的最高贵形式，虽然它也开发了最可恶的形式；它已经发展了人类所知道最精细的同情心和最高尚的情绪，虽然它也发展了别个时代所不能有的种种自私与痛苦。在理智上，它已经长大到各星球的高度以外去了。无论如何，它将来的关系，比了古时希腊文明的关系还要重大得多，那是不能不相信的。
可是它每年只将一种机体的组织愈复杂，则它的变化而入于覆亡便也愈快，这样的定律，加以显明就是。力量愈增加在里面时常会发出对于每一个震动或创伤——对于每一个变化的外力——愈深切，愈清楚，愈精细而又繁复的感觉。世上任何遥远处水旱或饥荒的结果，供给货物的极小中心地的破坏，一个矿区的消乏，任何交通脉络的暂时小小停止，对于不论那一个实业的神经，加以轻轻压逼，都能够产生分崩离解，将痛苦的打击，输入那巨大结构的各部分去。那结构藉着里面相关的变化，来抗拒外面的压力，那样可惊的容量，也许就要有内部性格变化到完全不同的危险。的确的，我们的文明是在将个人逐渐的尽量发展着。可是这岂非现在将他发展着，就很像了人造的热和有色的光和化学的滋养料要在玻璃之下发展起一株植物么？这岂非要紧要将千万人，牵入那不能支持的特殊地位——使少数人享受着无限的奢侈，使多数人遭遇着钢铁和蒸汽的残暴奴役么？对于这些疑点，已经有答案了，社会的改变将要供给着反抗灾祸，恢复损失的方法。至少总有一个时期，社会改造总会作些奇事出来的，这并不单是一种希望而已。不过关于我们将来的最后问题，似乎还没有什么可以想到的社会变化，能充分的解决它——便是一种绝对完全的共产主义成立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较高等民族的命运似乎都赖着他们在大自然掌握中的真正价值。对于“我们不是较高等的民族么？”这个问句，我们可以用力地回答说“是的”；可是非这样的肯定，却还不能回答那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生存的最适者么？”
生存的条件在什么地方？是在对于不论什么环境或每一种环境，都能自适的容量中；是在对付意外之事的临时能力中，是在应付和战胜天然势力的固有强力中。的确不在使我们对于自己发明的人为环境，或对于自己制造的规则势力，所有的一些适应能力中——不过只在生活的简单强力中，现在，就在这简单的生活强力上，我们这些所谓较高等的民族，正是远大不及那些远东民族。虽然西方的体力和脑力超出了东方人，他们却只能浪费着这种完全不同的优点，以为支持。因为东方人已证明他吃一些米饭，便能研究而又学会我们的科学结果，并且就藉着那简单的食物，便能学习了去制造去利用我们那最繁杂的种种发明。可是西方人呢，要是没有二十个东方人的生活费用给他，他就连活都活不下去。在我们的高等性质中，便有我们在命运上软弱的秘密潜伏着。我们体质的机器，在种族竞争，人口压逼，可以预料得到的，那个将来的时代中，为了要去运用的，所付的燃料代价，实在太贵了。
在人类出现之前，也许在以后，有许多巨大奇妙的动物种族，现在已是消灭了，也都住在这个行星上的。他们的消灭，并非由于种种天然仇敌的攻击；有许多似乎都不过为了他们身体上极大的消耗，那时地球的赠品，不得已的少了起来，他们就只好奄然以尽。情形是相同的，西方民族将要灭亡了——为了他们生活上的耗费。他们一朝达到了他们的顶点，或者就要不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为更适于生存的人民挤去了。
正如我们对于弱小民族仅仅的“放纵他们的生活”——将他们幸福所需的各种东西，差不多不必用什么自知的努力垄断了，吸收了——他们都消灭了，到了最后，我们也要被那些能够“收缩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也垄断的民族，大自然援助的民族，所消灭了。这些民族，当然要接受我们智慧的衣钵，采用我们格外有用的发明，继续我们最好的实业——或者竟能使我们科学中和艺术中最有价值去维持的事物，垂之永久。可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消亡，不见得会有什么懊恼罢，正和我们看了那凶猛兽（Dinotherium）或鱼龙（Ichthyosaurus）的不再留存，漠不关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