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年代中，他所看见的西方文明，乃是少数日本人所能看见的；因为他漫游遍了欧洲与美洲，在许多城市中住过，在许多事情上工作过——有时用他的脑力，更有时用他的腕力——因此他便能仔细考察那生活中最高等的与最下等的，最优美的与最恶劣的。不过他是用远东的眼光来看着的；所以他那判断的方法并不和我们一样。西方人怎样的注意远东，所以远东人也怎样的注意西方——所有的分别只有这个：这一方面以为最重要的，大概恰恰是那一方面以为最微小的。两方面都是有所得，也有所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彼此完全的理会过。
在他的眼里，西方要比他的预想大得多——简直是一个巨人的世界；使一个最勇敢的西方人，孤零零在一个大城市里，无依无靠，而觉得沮丧的，当然也时常会使这个东方的流浪人，觉得沮丧；神经惶惑，寝食不安，为了那无形中千万人在奔忙的感觉；为了那车辆轰轰，一刻不停的闹声；为了那奇形怪状，无一是处的建筑；为了那富有的人，将人类的心思和腕力，当作便宜的机器，压逼得不能再压逼。或者他看见的这些城市，如多雷（Doré）看见的伦敦：昏惨惨黑沉沉的苍穹，和一层层，一行行，看不到尽头的花刚石的深沉，和以劳力的海洋为根基，惨淡经营起来的石工的山岭，和数世纪来渐渐积成带着威严的纪念场所。在那无穷无尽的层峦叠嶂之间，既看不见旭日与晚霞，也看不见风云与气色，在美丽方面，一点也不能动他的心。所以使我们急于赶向大城市去的，都是使他去之唯恐不速的；甚至光华灿烂的巴黎不久也就使他索然无味起来。那是他住得长久些的第一个外国城市。法国艺术，反映着欧洲最优秀民族的美术思想的，固然很能使他惊奇，可是一些也受不到他的眷恋。特别使他惊奇的，乃是他们对于裸体的研究。他承认这不过是人类弱点的公开表示，和不忠实或卑怯差不多，他那淡泊无情的训练，最看不起这件事。现代的法国文学，给了他可以惊奇的别种理由。他对于那说故事者可惊的技术，也不能充分的了解；在他里面，细琢细磨的价值，他也看不出什么；倘使他能喝一个欧洲人那样的了解它，他也许就不会确信这样是误用才能，粗制滥造，不过表示社会的邪恶了。渐渐的，在这首都的奢侈生活中，找得了那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使他发生一种坚信的确据。他历遍了娱乐之处，任何剧场与戏馆；他用一个避世之人和一个军人的眼睛看着，觉得西方对于人生价值的观念，为什么就和远东对于痴愚妖冶的观念差不多，真有些令人诧异。他见过若干时髦的跳舞会，和种种使远东人的庄重心所不能容忍的轩豁呈露——奇淫极巧，足可使一个日本妇女，直直羞死；他听见他们对于日本人在夏日之下工作时，那样自然庄重，而又极合卫生的半裸体，加以批评，他也诧异得说不出。他见过数不清的礼拜寺和教堂，而相近它们的地疗，却便是些罪恶的渊薮，和出卖各种荒淫极亵的秘密场所。他听过大讲道家的讲道；他又听过一班叛道离经之徒攻击任何信仰与爱心的亵渎话。他见过富足的区域，和贫乏的区域，和这两种区域到死的。究竟他却没有见过什么宗教的“约束力”。那个世界是没有信仰的。那是一个充满着耻笑，虚伪，穷奢极欲，自私自利，不为宗教所管理，而为警察所管理的世界；一个为人所不应该托生的世界。
英国比较的要阴沉些，威严些，可怕些，给了他一些另外问题，使他思考着。他研究过，伊的富足是常在增加着，而伊那污秽的梦魔也是常在黑影中添多着。他见过堆满着各地财富，大都是掳掠品的大港口；他知道英国还是和他们的祖宗一般，是肉食的民族；他想过，倘使伊仅仅只有一个月，不能再强逼别的民族来养活伊的兆民，伊将何以自堪。他见过在这世界最大城市里，使夜间成为丑恶的卖淫与酗酒；他对于已成习惯，假装看不见的假冒为善，对于在那里为现在情形而声声感谢上帝的宗教，对于差遣宣教士徒往不需要之处去的蒙昧无知，对于以怜恤疾苦与罪恶，藉以繁殖自己的慈善机关，他都不能不拍案叫绝起来。他也见过一个走遍许多国的英国名人宣布的话，说英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都是以犯罪为职业的，或是藉慈善救济为生活的。无数的教堂，周密的法律，济得甚事！英国的文明，的确不比别国，曾有人教过他相信那宗教的假力是进步的原动力，在英国这种假力都要少显些出来。英国的街道则告诉他另外一个故事：在佛教的城市中所能看见的景象，在这里是没有的。没有的：这种文明所表示的，乃是简朴的人和狡黠的人，弱者和强者，他们中间永久的不良斗争；唬吓撞骗，无所不用其极，将优柔无能者，推入了万丈深渊。在日本，连这些情形的恶梦也不会有的。可是他对于那些情形所发生出来的物质的和思想的结果，他只有瞠目结舌的称奇着；他虽然看见了意想不划的罪恶，他也在贫人中和富人中看见了许多好处。全部的哑谜，数不清的矛盾，都超出了他的解释能力之外。
他对于英国人，比了他所游历过的别国人，要格外喜欢些；而英国缙绅先生间的礼节也使他感觉得和日本武士间的有些两样。在他们形式的冷淡之后，他能够辨出他们大量的友谊和耐久的客气来——他经验过不止一次的客气；辨别出他们难得浪费的情绪力之深刻来；辨别出那赢得属地半世界的高尚勇敢来。不过在他离开英国，再去研究较为范围广大的人类的成就以前，他对于国民性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兴味了；他的心目中，只觉得西方文明是一个惊人的整体，其中并没有什么大差别——不论何处——不问是藉着帝国的，君主的或共和的方式——都显示着同样为无情的需要而工作，得到了同样可惊的结果。不论何处却以和远东思想绝对不同的思想为根据。这样的文明，他只能当作没有一些情感和它和谐的东西——当作有它时绝无可爱，没有它时绝无可惜的东西。它和他的灵魂，相隔得很远，好像是另一个太阳之下另一个行星之上的生命。不过他能明白它在人类痛苦上的详细代价，能感觉它那重量的可怕，能预知它那理智力的范围广大。他恨它——恨它那可怕而又计划完善的机械性；恨它那实利的稳定；恨它的习惯，它的贪婪，它那盲目的残暴，它那伟大的假冒为善，它那需要的卑污和它那富足的傲慢。在道德上，它是怪物；在习惯上，它是野兽。它给他看的堕落的深度，已经是不可测量，不过不是什么相等于他少年理想的理想。它完全是一幕豺狼的大斗争——在它的里面，他居然还能找出一些差别来。他看来似乎不能不算为奇事了。西方的真正得意之处，就不过是理智方面；是纯粹理智的峻远高寒，在它那永久的白雪之下，情感的理想是死亡了。日本仁慈克己的古文明，在那幸福的想象上，在它那道德的雄心，它那伟大的信仰，它那快乐的勇敢，它那质朴不自私，它那淡泊与知足，这种种上，的确都要好得许多。西方的高贵，不是属于伦理的。它全仗着历尽艰难困苦而发展，为强者用来破坏弱者的理智力。
不过他知道西方科学的逻辑是不可抗的，那样文明的势力，只有逐渐的扩大起来，而不可御，不可免，不可计算的痛苦，也将泛滥于全世界。日本应该要学习新式的活动，得着新式的思想，否则只好完全的消灭。此外决没有别的替代。于是怀疑中之怀疑，所有圣贤大哲都要遇到的难问题向他发生了：“宇宙是否合乎道德的？”佛教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最深刻的答复。
不过以极细微的人类情绪来测量，不问宇宙的进行是合乎道德或不合乎道德，他始终有一个信仰，便是逻辑也不能损坏它，那便是：人类确实应该用他全副的力量，向无尽的将来，追求那最高尚的道德理想，虽然天上诸恒星，都在它们的道上反对他。日本的需要，将要勉强日本去学会外国的科学，从伊敌人的物质文明上，采取许多东西；可是这同样的需要，却总不能逼迫伊完全放弃伊那对于是非曲直，对于本分尊严的种种观念。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目的慢慢地形成了——这目的，使他在后来的年分中，成了一个领袖和教师；就是要用他的全力，保存着古时生活中所有最善的东西，又大无畏的反对着，凡是对于国民的自保并不重要，对于国民的自展并无帮助的，一概都不用再行介绍进来。他也许要大大的失败，没有羞耻的失败；不过他至少总能从那破碎的沉船上，希望捞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西方生活的消耗无度，所给他的印象，比它的追欢取乐，不知苦在眼前，还要深刻；在他自己静萧萧的穷地上，他看见了力量；在伊不自私的节俭上，他看见了可以和西方竞争的唯一机会。外国文明已经教他明白了他自己文明的价值和美丽，本来他是不明白的；他切望着就能得到可以回归到故乡的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