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就是我们来研究，民族生活中这样的无常性，这样的渺小性，倘使是没有什么相当的代价的。
没有别样东西，比了那种生活的流动性最为显著的了。日本人民代表着一种分子，永远运行不息的媒介物。它的活动力，就在它那特具的本身。它比了西方人民的活动力更是大而向外发展，虽然在各点之间，比较的要微弱些。它也格外的要近于自然——自然得不能在西方文明中存在着。一个欧洲人和一个日本人的相对动性；可以将什么颤动的高速度和什么低速度，两者中间的比较表示出来。不过那高速度，在这样的比较中，也许要代表着那应用的人为力量的结果，比较稍慢的颤动则不然。这种分别的意义，不但是表面上能看出来的几件事。在某种意义上美洲人想他们自己是大旅行家，也许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确是错误了；在美洲的人以旅行家而论，不能和在日本的人两相比较。当然我们研究人民的相对动性，必要想到那大群众，工人们——不仅是小小的富人阶级。在它们自己的国里，日本人真是不论那一种文明百姓中最伟大的旅行家。他们之所以为大旅行家，是因为他们即使是在山岭重叠的境地，他们也不顾什么险阻，要旅行过去。最会旅行的日本人，并非那种需要铁道或汽船带着他往来的人。
在我们中间的平常工人，比在日本的平常工人，要自由得少些。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为了西方社会更复杂的组织，它们的力量都是趋向着团结和凝固的。他之所以少自由，乃是因为他所倚以为生的社会的和工业的机器，使它适合了它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其中需要着若干特别的和人为的能力，须将若干别种天生的能力耗费。他之所以少自由，因为他必需生活到一种标准程度，而这程度则使他仅仅用节俭的方法，就始终达不到经济独立的地位。他要达到这样的独立，他必须比那成千个同是渴想求得自由的额外竞争者有那更大的额外性格，和额外材力。因此，简单说来，他之所以少独立，那是因为那文明的特性，使他那不需机器或大资本帮助的生活本能，渐渐萎缩无用了。这样人为的生活着，意思就是独立运动的能力迟早之间终必失去。一个西方人行动之前，他有许多要考虑的事情。在日本行动之前，他就什么事也不必想到。他不过毫无困难地离开了他所不喜欢的地方，来到了他所喜欢的地方。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阻制他。贫穷不是阻碍，不过是刺激。他没有阻碍，即便有他于数分钟间也能解决它。距离对于他没有什么意义，大自然已经给了他完美的两条腿，每天能带着他走到五十里以外，而不觉得痛苦。给了他一个胃，它的化学作用能从欧洲人所不能倚以为生的食物上吸收到巨量的滋养料；给了他一个体质，不怕什么冷热干湿，因为不合健康的衣服，过量的享乐，在芦帘低阁间火炉边寻求暖气的习惯，都与他毫发无损。
我们足上的穿着，照我看起来，所表示的意思似乎还不止平常我们所想到的。那种穿着，本身就代表着对于个人自由的阻碍。它甚至还表示着浪费；不过在形式上，它所表示的还有无穷的意义。它已将西方人的脚扭失了原形，使它再不能做它所做的事。体质上的影响，不是只限于脚上。在运动器官上，直接或间接受了什么阻碍，它的影响就要达到体质的全部。祸害就这样停止了么？或者我们因为向鞋匠的残暴屈服得太久了，便向那存在任何文明中最谬误的习俗屈服了。那么在我们的政治中，在我们的社会伦理中，在我们的宗教制度中，也许就会有种种缺点，多少总和那穿着皮鞋的习惯有些关系。向身体上的束缚而屈服，一定要加添那向心思上的束缚而屈服的程度。
日本人中的男子——能够得容易超过任何同等工业上西方工人的良工——始终很快乐的向鞋匠和成衣匠独立着。他的脚看起来很好，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他的心是自由的。倘使他要旅行一千里，他能在五分钟之内准备好了上路。他全部的行装值不到七角五分钱，而他所有的行李则能放在一条手帕中。他能够藉着十块钱，不必工作的旅行到一年，或者他只要藉着他的能力工作便能旅行，或者他做一个香客，也便能旅行。你也许要说，不论任何野蛮人也能作这同样的事的。是的，不过任何文明人是不能的；而日本人之为高等文明人，却至少已不止一千年了。因此，他现在的能力恐吓着西方的制造家。
我们实在太会将这种独立的行动，和我们那种求乞走江湖的生活并作一谈，要想得到这事内容的什么正确观念。我们也以为这事和不开心的东西——不洁与恶臭——有些关系。可是张伯伦（Chamberlain）教授说得好：“一个日本群众是世界上最香的。”日本的走江湖者，倘然他还有一分钱付得起应付的代价，他每天必定要洗浴一次，倘使他没有钱，他就洗冷水浴。在他那小小卷包之中，有木梳、牙签、剃刀、牙刷这许多用物。他永不会使他自己不舒服。他到目的地，他就会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旅客，虽然穿着简单的衣服，却是净洁无垢。不必有家具，不必有辎重行李，只须有少少一些清洁的衣服，便能生活下去的能力，在生活的奋斗中，比了日本民族所占的天然优越，格外能够显示出来：它也显示着我们文明中的真正软弱之处。他反映着我们日常需要上种种繁文缛节的无谓。我们必须要有皮、面包和牛油；玻璃窗和火炉；帽子、白衬衫、羊毛内衣；靴和鞋；大箱子、皮箧、小箱子；床架、卧褥、被单和毛毯；所有这些东西，日本人都是用不着的，而且的确还是不用的好。思想一下看，西方衣着中，仅仅那很费钱的白衬衫一项，是何等的重要呀！可是甚至是细麻布的衬衫，称之谓“绅士之徽章”的，根本便是一件没有用的衣服。它既不给人温暖，也不给人舒服。它在我们的风俗中，代表从前一个奢侈阶级的什么遗迹，在今日呢，就和外衣袖管上的钮子一般的没有意思和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