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秦汉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秦汉时期（前221年-220年），始自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皇朝，终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共441年。秦汉时期，从总体上说，统一是时代发展的主流，但其间也出现过短暂的混乱和分裂。秦王朝，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到公元前207年冬子婴“奉天子玺符”降刘邦，共享国14年。秦帝国灭亡后，反秦势力分裂成楚、汉两大军事集团，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了楚霸王项羽，在“泛水之阳”称帝，建立了汉朝，是为西汉。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代，建立新朝。在推翻新莽政权的斗争中汉宗室刘秀脱颖而出，陆续剪除诸雄，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是为东汉。公元190年，董卓进京，废少立献，各地割据势力趁势而起，东汉帝国土崩瓦解，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之中。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东汉帝国正式灭亡，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的国土疆域，汉武帝时东北与三韩接壤于朝鲜半岛中部，北至阴山、长城与匈奴、乌桓接壤，西北拥有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地，西南有四川盆地和哀劳山东北之云贵高原，南有岭南、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中部地。秦汉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大体以此为限。
2．秦汉时期的社会特点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从秦始皇统一，再经西汉、东汉两代共400多年的发展，为我中华民族在民族、疆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对汉族的形成及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齐国，完成统一大业，称始皇帝。全国统一后，秦积极开拓疆土，北伐匈奴，东击辽东，南降百越，西南制服巴蜀、笮、夜郎、滇等族，把“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的广袤疆土基本置于一个政权的统属之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局面。为了确保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巩固，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专制主义官僚体系，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并在广修驰道加强域内联系的同时，又修筑长城以防御匈奴的侵扰。秦朝政权虽然由于劳役繁苛、刑法严酷和文化思想方面的专制，而导致秦祚短暂，传之二世，即被秦末农民起义的大潮所推翻，但秦朝所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却一直得到后世的继承。即使后来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个分裂的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
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一方面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通过削夺王国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经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在政治上，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君主专制得以加强；在军事上连续击败匈奴，收复秦故地，并控制了河西走廊，基本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在外交上打通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文化思想上，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大一统”的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
在秦汉时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与域外民族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往，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外向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2]，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周边。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不仅与周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越等的交往十分频繁，而且与中亚、西亚各民族也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西域文明便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人中国。汉代文化的影响也远及亚洲西部，并伸延到欧洲。多方面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秦汉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又一显着特点。
第三，汉民族的初步形成。
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为当时全国人数最多、居住区域最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华夏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因汉王朝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形成汉族。
汉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以诸夏部族为主的中原民族，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长期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文化认同，逐步在黄河流域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华夏族。秦汉的统一，以及后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融会合流，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基础。在统一的国度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3]，不仅使原先分裂成七国的华夏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由分散到统一，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使原先属于“诸夷”的楚、巴蜀、吴越的大部，以及东瓯、闽越、南越、骆越、南蛮、西羌等的一部，也先后于汉时逐渐融入其中，从而发展成一个整体民族。
秦灭六国，完成北方诸夏的统一，秦的声威飞扬四域；四域各国则称秦境内统一的华夏民族为“秦人”。秦朝断祚，又迅速被更为强大的汉朝所代。汉王朝在通西域、伐匈奴、征朝鲜、降南越、收闽越、服西南夷的过程中，与周边民族和邻国的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交往。于是，四域各国则改称汉境之内的人为“汉人”。经过西汉、东汉四百余年的发展，“汉人”便成了当时汉朝境内主导民族的族称。从此，“汉族”也就成了以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历二千余年，直至现在而不改。
3．秦汉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秦以前的中国文化，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碍，各地区相差悬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居住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诸民族，在文化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就风俗习惯而言，南方的“断发文身”、“披发左衽”，明显与中原的“宽袍博带”、“束发冠巾”迥异；在宗教信仰方面，殷人崇拜“帝”的一元神宗教观念和周人关于“天”的观念，在殷、周遗民中仍居统治地位，而秦国则信奉着原始的、多元的拜物教。至于文字更是如此。同样一个字，各国有不同写法，甚至一国之内也有不同的样式。
秦统一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行同伦”[4]等措施。“书同文”即是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5]。秦始皇又令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爱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广大民众又创造出更加简便的“隶书”，也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行同伦”则反映了思想和心理素质的统一。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规定全国只能“以吏为师”，推进了统一的步伐，而这些，又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互相汇聚和融合。到了汉代，自汉武帝起，更是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各地区的人民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逐渐趋于一致，终于形成了以原来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汉文化。
秦汉时期的汉族风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它的整合、成形，并发展和变迁的。
二、秦汉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整齐划一，风俗文化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整合、规范、定型和健康发展的时期。通观秦汉风俗，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以下三条发展变迁的脉络。
1．趋向统一
先秦时期，除中原风俗外，我国境内存在着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文化圈，如燕赵风俗、齐鲁风俗、巴蜀风俗、吴越风俗和荆楚风俗等，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如战国时期，“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6]。秦王朝建立后，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7]，其风俗文化千差万别。由于“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秦朝采用严刑峻法来纠肃风气，清除恶俗。如针对会稽一带的淫乱风气，秦始皇专门勒石宣布：“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8]，等等。使社会风俗初步出现了“统一”的趋
汉王朝建立后，同样强调“整齐风俗”。与秦代不同的是，汉代注重以经易俗，力图将风俗文化“统一”于儒家规范的框架之内。如婚姻风俗，汉代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仪采用传统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纳入儒家规范。服饰风俗，汉儒则根据经学思想强调衣着的尊卑等级，如董仲舒和班固都提出：“王者必复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表德劝善，别尊卑也。”[9]在出行的方面，王莽曾“奏为男女异路之制”[10]，显然是由《礼记·曲礼》“男女不杂坐，不同拢枷，不同中栉，不亲授”发展而来。
在以经易俗的同时，汉代统治者亦采取政权干涉方式对社会风俗加以整饬。如江南“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11]，北方儒者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即“移书属县，晓谕百姓，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巫祝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有屠生辄行罚”。以行政方法来禁绝“淫祀”。
在这样的情况下，汉代各地的风俗文化开始出现趋同的态势。尽管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经学亦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统一各地的生活习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以及其他的礼仪习俗，均呈现出大同小异的形态。
当然，秦汉时期社会风俗的“统一”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当时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在保持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各地的风俗、习惯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如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傥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12]，等等。
2．以礼制俗
秦王朝兼并六国，在秦国风俗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六国的礼仪，形成“秦礼”，用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矫正各地风俗。[13]汉代，从汉元帝始，掀起了一股恢复三代“古礼”的浪潮，确定“三纲五常”为中国封建礼制和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社会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白虎通·礼乐篇》曰：“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
秦汉礼制文化的扩张不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它还下渗和普及于民间群体，对社会的风俗文化加以控制和约束，并和民众文化结合为一，形成礼俗文化。汉代日常生活和社交方面的风俗习尚，诸如加冠、婚姻、丧葬、乡饮、大射、投壶等习俗，均被置于礼制文化的约束之下。其礼俗程序基本上都依准古时的“三礼”，或稍作损益。虽有一些局部的或细节的增减，但并不改变该礼仪的基本格局和面貌。汉文帝以后，虽废除了臣为君服丧三年的制度，但整个丧葬礼仪的基本程序并无大的变动，如子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制度未有变更，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后汉书·礼志》载曰：天子加冠，“仪从冠礼”；《后汉书·梁后纪》载曰；桓帝大婚，“一如旧典”，可见汉代的成丁、婚姻礼仪风俗仍然因袭、遵循旧礼，受礼制文化的控制。
比之以先秦，秦汉时期礼制文化的生存空间要更为广大。周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制的施行就深度而言，仅及于贵族阶层；就广度而言，仅及于京畿等区域。而汉代儒生和统治者重建礼制，则把加工、改造过的“周礼”变成全国社会普遍遵行的行为规范，并将推行礼制作为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主要措施和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礼制文化必然通过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普及，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送往迎来、处世为人等生活文化加以严格的约束，不得有所违反。因此，在汉族社会中，某种风俗事象的传布，也必须依附于礼制，方能获得合“法”的地位。比如丧葬，汉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丧葬风气，即薄葬与厚葬。它们都试图与旧礼制联姻，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前者如明帝诏禁厚葬即声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后者如原涉为父修墓，则根据《孝经》：“用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14]可见，其薄葬也好，厚葬也好，鼓吹者都努力从“礼”中寻找依据，使之纳入礼制化轨道。
秦汉以降，汉族风俗一直多以礼俗的形式呈现出来，除丧葬礼外，还有婚礼、诞生礼、冠礼、寿礼、祭礼、社交礼及年节中的礼仪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风俗事象中，俗中有礼，礼中有俗，礼俗交融，难以分别。
3．由武而文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秦朝与战国相接，汉朝则历秦末之乱及楚汉之争，均于血战中立国。时势造英雄，秦皇、汉武、班超、班勇等皆是当时勇猛剽悍的典型。“驰逐”、“骑射”成为秦汉前期士族阶层日常生活的主要修习科目和娱乐方式，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勇悍、尚武的风俗氛围，时人对于骑射、击剑等武功，总是从小就进行学习训练，即使文臣亦常常能将兵征战。如着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史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15]；陇西地区，“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种、代“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中山“民俗儇急”，“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上谷至辽东，“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扞少虑”，如此等等，均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任侠之风。
当然，秦汉社会风尚并非一成不变地勇悍任侠。随着汉代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稳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施行，以及各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在全国普遍播布，儒家生活风范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趋向普及，社会民风则由尚武任侠、勇悍急进向儒家式的温良恭谦、舒缓持重转换。
到了东汉时期，“重厚”、“敦朴”、“持重”等儒家风范已在上层社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在汉族社会流传千古，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至于东汉末年的清议之风，更是将尚文之风发展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