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
1997年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香港回归，我们高考。7月1日凌晨，政权交接普天同庆，我在一天一地的鞭炮声中惊醒后神经质地想：还有六天，我背会那段“一国两制”了吗？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传来天杨笑嘻嘻毫无睡意的声音：“同喜同喜。”
1997年，我们这个城市商业区的步行街落成。晚自习的间歇，常有我们学校的学生跑到那里去透气，华灯初上，高楼林立，麦当劳门庭若市。那一瞬间你不会相信，只要再步行十分钟，就是那个荒凉的堤岸，河水腥臭，废弃的建筑周围杂草丛生。而我们的北明中学，正好位于这两个地方的中点，仰着它红色花岗岩的高傲头颅。那年学校从南方买来几棵栀子花树，四五月间，到处都是幽香，掩盖了闹市区的汽油味，还有堤岸上河水的味道，于是，我的1997年的春天拥有一种乌托邦的幻觉。
1997年春天，方可寒死了。
1997年夏天，高考。然后，天杨和江东分手。
1997年秋天，我来到大学报到。
1997年冬天，我逃课去北京读新东方，在那里遇见了江东。
他在人潮里惊讶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哥们儿，有空吗？咱们喝酒去。”
那时候我的身边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不过我们喝酒的时候她先回去了。谈起从前的同学时，我很想问他：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忘了天杨。我当然没问，我不是那么煞风景的一个人。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2004年，一部叫做《无间道Ⅱ》的电影让我重新回忆我的1997年。银幕上烟花升起，曾志伟藏起刘嘉玲的照片，像换外套一样换上一副嚣张的表情，迎接大门里面的衣香鬓影，我和天杨都笑了，说这个片子还挺煽情的嘛。
这时候天杨突然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的手轻轻抓住了她的。我不知道屏幕上的1997年是不是让她想起了什么。总之，对我而言，1997年是个绕不过去的年份，与香港回归无关。
这时候门轻轻一响，我们赶紧分开。又是不不那个欠揍的小浑蛋。
“我睡不着。”他说。
“你缺钙还是怎么的，这么小就睡不着。”我恶狠狠地说。
“什么‘盖’？”──我忘了他不是中国人。
“我给你讲故事？”天杨说。
“不用。我要跟你们俩玩。咱们一起出去吃冰激凌吧。咱们三个。我要吃麦当劳的甜筒。”他眉飞色舞。
“不不，现在是晚上12点。”天杨瞪大眼睛。
“爷爷奶奶都睡了。”
“你不怕我明天告诉奶奶？”天杨说。
“那我也可以告诉奶奶，这个人──”他指指我，“这个人在咱们家待到12点还不走。”
妈的。
｛天杨｝
1997年年初，在我和江东最幸福的日子里，他总是问我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在我们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
这真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我想沉浸在甜蜜中的女孩子多半会用一句最现成的话搪塞过去：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但我总还是试图回答他，因为这对我自己也很重要。为了寻找答案，得一直往上追溯。
“江东，”那时候我们坐在我的小屋里，爷爷奶奶都不在家，“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比方说，第一次运动会，你们班得了一张奖状，老师把它举起来给全班小朋友看，然后大家一起欢呼鼓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和大家一起欢呼鼓掌，你是真心的吗？”
“这个，”他有些困惑，“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高兴，因为我一点都不想欢呼，不想鼓掌，可是当时大家都在那么做，我也只好照做。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说，集体的荣誉是每个人的骄傲，可是那时候我都叫不上来全班大多数人的名字，别的小孩也是的，那为什么他们就能把一群还叫不上名字的人当成个集体，然后为了它鼓掌欢呼，觉得自己真的‘属于’一群陌生人呢？他们还真是放心。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这件事。”我对他笑笑，“你看，江东，对别人来说像本能一样自然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从小到大，这种例子太多了。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我还以为你也是个不习惯这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他深深地看着我。
“因为，你的声音。”我不好意思地笑，“这种理由很烂吧？可是这是真的，因为你的声音。我喜欢听你的声音，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说话的声音。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上天专门给我造出来的，你也是。”
“现在是不是觉得误会了？”他笑着。
“现在知道你和我其实不大一样。不过，以前我总是在找‘一种’和我一样的人，可是现在，自从遇上你以后，我要的就不再是‘一种’人，不再是什么类型的人，我要的是‘一个’人，就是你。”
然后我们接吻，像电影里一样。
那段最好的日子里，心里总是涨满了海水一样温暖的疼痛。就连高考迫近也不再让我紧张。日复一日的模拟考，一张又一张的复习题，因着我们之间的那种温暖，不再面目可憎。我们一起面对它们。现在想来那时的爱情，经历过方可寒而变得厚重的爱情让我触摸到一点点“生活”的真相──我是说相对我同龄的女孩子而言，其实是这一点“真相”治愈我对高考的恐惧的，但那时我以为是江东。晚自习结束后，他就把我带在我的自行车后面送我回家，这件事情周雷直到今天提起来都是咬牙切齿。我们穿过闹市区，我紧紧地搂着他的腰，错落的霓虹灯晕染着楼群间隙的天空，夜晚才开始出没的三陪小姐们像藤蔓一样萦绕着巨大的广告牌。晚风吹过来，麦当劳巨大的黄色Ｍ在暗蓝的夜色里有点寂寥。
“没有星星。”我对江东说。
“有，有一颗。”
“从小到大，就只看得见这么一颗。”我很不满，“我就从来没见过书里写的那种繁星满天到底是什么样。”
“是污染的关系。”他说，“而且我听天文台的人说过，就咱们每天看见的这颗星星，都不是真的，是颗人造卫星，因为它离地面比真的星星近得多，所以咱们才看得见。”
“真──的？”唯一的一颗星星还是个冒牌货，这不能不让我愤怒。
“要看满天的星星就得到穷乡僻壤去，咱们还是凑合着看看这颗假的吧。”
“你还记得那个《星光伴我心》吧？就是咱们在肖强那儿看的。里面有个放羊的说：‘我放羊的时候看着满天星斗，就会想，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吗？’多棒的台词呀。”
“小姐，你真以为这话会是个放羊的想出来的？那个电影的编剧指不定怎么绞尽脑汁了呢。人家骗的就是你这种观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浪漫──”我尖叫，他突然加快了蹬车的速度，为了赶前面的绿灯，在我的尖叫声中，他笑着喊：“你越来越重了宋天杨！”
幸福这东西，一点不符合牛顿的惯性定律，总是在滑行得最流畅的时候戛然而止。剩下的事情就是锻炼你的承受能力了。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微笑了一下，因为我想起了张雯纹。曾经我颇有兴趣地等待她到底能依靠那个莫须有的罗小皓坚持多久，结果令我不得不承认：这孩子身上有种梦想家或者诗人或者狂人的禀赋，治疗越艰苦，我们从她嘴里听到“罗小皓”这个名字的几率也就越大。还有个跟着她起哄的杨佩，每一次做骨髓穿刺之前，杨佩都会对她眨一下眼睛，轻轻地说：“罗小皓的力量。”
“罗小皓将来一定会是花泽类那种类型的男人。”某个我值夜班的晚上，张雯纹突然对我说。
“花泽类是什么类型的？”我故意问。我现在已经摸透她的习惯了，聊起罗小皓时你要多提一些“开放型”的问题，这样她可发挥的空间会大一些。
“就是──”她今天一反常态地有些烦躁，“就是花泽类的类型嘛，你又不是没看过《流星花园》。反正我的罗小皓才不会像龙威或者袁亮亮那两个讨厌鬼一样惹人讨厌。”
张雯纹是龙威和袁亮亮的死敌。起因是上周末中午的水壶。龙威在病房门口要袁亮亮把他的水壶扔出来，结果袁亮亮用力过猛，水壶蹭过龙威的手正好砸在当时正站在走廊里的张雯纹面前的地板上，张雯纹尖叫一声，龙威急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接稳！”“你搞什么？！”张雯纹瞪圆了小豆眼，“我可是受惊了呢！”这时候袁亮亮不紧不慢地在里面接了一句：“没听说过接个吻就能受精的。”张雯纹夸张地大叫“流氓”转身跑了。但这个笑话却流传开来。就连叶主任也曾在人少处偷笑，我亲眼看见的。
“天杨姐姐，”她不像有些小孩那样叫我阿姨，“你说我会不会死？”
“不会。”碰到这种问题我当然都说不会，只不过对别的孩子我会斩钉截铁地说，对她，我会视具体情况调整语气。
“我昨天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叫她用我的邮箱发个E-mail给罗小皓，就假装是我发的，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北京跟我妈准备往大使馆递材料呢。”她的眼睛又亮了，“也不知道我的好朋友记不记得要在结尾的时候写上‘I love you’.”
“也不怕露出破绽让他看出来？”我说。
“才不会，我的这个好朋友最擅长做这种事儿了。有一次我们老师都说她适合搞地下工作。”
“要这么说，她一定记得住‘I love you’。放心吧。”
“那要是有一天，天杨姐姐——”她犹豫了一下，“要是我万一，你说罗小皓他不会恨我的好朋友吧？”
“不会。”这次的“不会”可是说得斩钉截铁。
“这个孩子真有意思，”我在值班室里对杨佩说，“她长大以后会是个好演员，太入戏了，她有时候简直就是‘想死’，这样就可以谈一场生死恋。唉，”我长长地叹口气，“还是小，她哪懂‘死’是怎么回事儿啊……”
“你懂！”杨佩打断了我，“你死过？你能比她强多少？”
我忘了这女人最近一直歇斯底里，尤其是周雷这些天常来等我下班，搅得她很不爽。
我走下楼梯，暮春的天空里有种暧昧的香气。张雯纹的主持人妈妈叫住了我。感觉上她跟她的女儿不大合拍，她的神情和病房里的其他母亲一样憔悴。在这阴郁的憔悴的笼罩下，嘴角一丝善意的微笑也有一种宿命的味道。她今天没化妆，看上去没有平常电视上那么漂亮。
“有空吗？我请你喝茶。”她说。
我们就近去了上岛咖啡。
“你喜欢雯纹吗？”当我往英国红茶里加牛奶的时候她终于打破了沉默。
“喜欢。”我笑了，“她是个特别聪明，特别……投入的小孩──举个例子，你听过‘罗小皓’的故事吗？”
她愣愣地看着我，很有兴趣的样子。
于是我开始讲罗小皓──她从不认识的自己女儿的罗密欧──正好都姓罗。长大后会酷似花泽类的罗小皓，从九岁起跟张雯纹恋爱直到十一岁的罗小皓，有那个关于移民加拿大的骗局，由好朋友伪造的E-mail，然后就是每次骨髓穿刺时的万灵咒语：罗小皓的力量；讲到《蓝色生死恋》的时候她终于憋不住大笑起来，我也跟她一起笑。虽然她的笑里隐隐含着一股紧张了太久之后终于暂时放松的神经质，但毕竟是快乐的。
她用手指抹掉眼角的一滴泪，“这孩子跟我小时候像，幻想力特别强。”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说，“她能自己找着一个支点，自己撑下去，哪怕是幻想呢。这是多少大人都做不到的。”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上上个月，我们还在你们这儿做过一期节目。我对着镜头说：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愿这些孩子们能早日战胜病魔──现在想想真是可笑，你战胜得了谁？”
“未必是谁战胜谁，你看像雯纹这样，不也挺好？”
“就是，不是战胜的问题，是要共存，是要懂得接受。”
“甚至懂得欣赏。”
“对，”她笑了，“就像雯纹一样。我的雯纹以后没准能干成什么大事。”
“那是当然。”
“只要她逃得过这一劫。”她深深看着我的眼睛，我们面前的红茶慢慢地冷掉了。
｛江东｝
“没有星星。”天杨说。很遗憾我看不见她说这话时候的表情。她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我猜她仰着脸的样子是很专注的。夜风把她的面霜的气息从后面传过来，清爽的香味，恍惚中觉得她其实是一朵花，就在你看不见她的时候开放。
2月还是很冷。这座城市的夜晚散发着一种铁锈的气味。远处的天空呈现出怪异的粉红色。那是我们这里特有的景观：不是霓虹灯污染空气，而是空气弄脏了霓虹灯。重工业城市往往如此，上空飘着太多肉眼看不见的烟尘，可是你却看得出来，一经这些烟尘的笼罩，“繁华”这样东西就不再理直气壮。
我会在天杨家楼下抱紧她，接个短短的吻，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浮上来，“宝贝，明天见。”明天，教室里的“倒计时”牌就会再被改写。市中心的广场的倒计时牌也是。只不过市中心的那个是在等待香港回归，我们的是用来制造紧张空气：距离高考仅有一百多天。
话虽如此说，我却还不算紧张。总觉得这个巨大的考验是有人和你一起面对的。这个人她天天和你一起穿越一个充斥各种压力的白天，一起穿越霓虹混浊的夜晚，当你抓住她的小手的时候就有种同舟共济的感觉。我珍惜这个。在嘈杂的教室里，大家都把每一天当成一百多天的最后一天来过──念书的疯狂地念书，堕落的不顾一切地堕落，还有人在疯狂念书之余谈起一场完全是为了调节神经的恋爱；而我，因为有她，我就觉得每一天不过是一百分之一而已。
“江东，你就是我在学校里的家。”有一天她突然这么说。
其实她对我的意义也是一样。现在我俩都良民得可以，星期天约会都是先在一块儿写完作业再去找肖强看碟。这是好事，比起周围那些混乱的人群，你有一个家，和那个你天天在那里吃饭睡觉的家不同，这个“家”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消解了周围类似“乱世”气氛的哀伤。
我不想恶俗地在这种时候加上一个“但是”，说真的我是多么不希望有“但是”发生，我是多么想让这种生活继续下去，在宁静的厮守中继续下去。尤其是，当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传说中的“幸福”的时候。不过我依然心怀感激，“幸福”这东西毕竟曾经来临，开始于1996年12月8日，结束于1997年3月1日，有始有终，我把它们轮廓分明地从岁月里切割下来做成标本，仅供在未来参考。
现在我要开始全神贯注地回忆那个“但是”了，我很喜欢这个词，两个音节，干脆利落地切换到一场劫难。这劫难也就因为这干脆利落变得不那么丑陋难堪。那天我送天杨回家之后，像平时一样搭公车回北明。平时我都会从学校的正门进去，可是那天，我突然想起其实从篮球馆的地下室穿过的话就会直接到我们家的楼下，于是我想：试试看吧，但愿篮球馆的后门没锁。
篮球馆的后门果然还没锁。地下室里飘着一股旧皮革的霉味。那气味从堆放着无数个新旧篮球、排球、足球的储藏室里发出。昏暗的灯光映亮了我面前的水泥地，我模糊地想着：是不是今天体育老师他们清点过器材了。我急匆匆地走，远处的卷闸门关了一半，看得见外面幽深的台阶。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突然听见这个太熟悉的声音，来自那间半掩着门的储藏间。我走过去，里面灯光昏黄。方可寒坐在一个旧得发黑的平衡木上，裙子撩得很高。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晃晃悠悠地夹在她苍白纤细的指尖，“我告诉你，我不是非要赚你的钱不可，当然如果这样能让你安心的话我会收。我和你上床是心甘情愿的。因为──”她慢慢地微笑，“我喜欢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