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私家园林在清初康乾时代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经济繁盛的扬州地区，乾隆以后苏州转盛，时至清末，苏州已有风格各异的园林一百七十多处，基本上都是私家花园，既讲究清静雅洁，亦不失雍容华贵。松江府所拥有的私家花园，嘉庆时府志用了两卷篇幅加以记载，其中的赐金园，曾吸引康熙帝两次巡幸，可以想见它的精致与气派。嘉庆《松江府志》。太仓陆氏起造的忆园，包含台、斋各一个，楼二幢，亭三座，馆、庐、舫、山房各一所，轩二间，草堂一处，有山有池，有读书处，起居室，极其富丽堂皇。《太仓县志》。武进的青山庄、江宁的随园、五松园等，也都名闻遐迩，其建筑之考究，靡费之浩繁，规制之逾格，都是少见的。此外，无锡、松江、南京、杭州等地的私家园林亦不少。扬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实际一景即为一园），扬州城内的小盘谷、片石山房、何园、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无锡的寄畅园等都是着名的园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
水网密布，花木生长良好等都对园林的艺术格调产生影响。江南宅园建筑轻盈空透，翼角高翘，又使用了大量花窗、月洞，空间层次变化多样。再辅以青藤、篁竹、芭蕉、葡萄等，做到四季常青，繁花翠叶季季不同。这种优越的植物条件，也造成许多植物标题的景观。江南叠山用石喜用太湖石与黄石两大类，或聚垒，或散置，都能做到气势联贯，可仿出峰峦、丘壑、洞窟、峭岩、曲岸、石矶诸多形态。并且太、湖石以其透、漏、瘦的独特的形体还可作为独峰欣赏。建筑色彩崇尚淡雅，粉墙青瓦，赭色木构，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调。江南园林呈现的艺术特色是婉约、柔媚、通透的风貌。
岭南园林以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梁园为代表作，此外福建、台湾的一引宅园亦具岭南风格。因气候炎热，岭南园林建筑需考虑自然通风，其通透开敞程度更胜于江南宅园。同时受西方规整式园林的影响，水体与装修多为几何形式。建筑密度高。叠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的“塑石”技法，故山体可塑性强，姿态丰富，体型呈向空间发展。同时受地方工艺技术影响，在园林中应用塑壁及细木雕工较多。故岭南园林风格以幽奥、丰富、装饰性强的风格见称，但略显雍塞与繁琐。
4．宅居俗信因袭传统
清代汉族社会的宅居风俗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根据等级制度，朝廷对不同等级官民宅居的室基、门基、台阶的高度，油漆彩绘，门钉数量等做了规定。一般官员门柱禁涂朱色，庶民禁用琉璃、彩绘、朱红门及梁上贴金等。
北京四合院里的居住习俗严格遵守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之制，在住房分配上其“坐北朝南”的“正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正房（北屋）的东西“耳房”是未婚女子们的闺房，东西两排“厢房”为家中儿子、媳妇们的房间，外院为佣人居住。苏州住宅里的上房女厅，为女眷生活处，外人及执役男子严禁入内。
此外，在居处还有一些禁忌习俗，如已婚女子回娘家住宿不得与丈夫同房，犯忌则以为其娘家家道将衰落；房屋的门槛为神所凭依，故忌在上面坐、踏或站立，尤忌用刀砍，有犯者则以为会招致灾异等等。在营造宅居时，清时汉族社会还流行一种习俗，即奠基、上梁时不仅要择良辰吉日，而且还要善待工匠，如果怠慢了工匠，则会被他们暗中报复，施以魇镇术。对此，清代的笔记小说多有记载。《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曾记载了一则亲自听到的木匠施魇镇术的故事：他的曾伯祖是长期患失眠心悸而死掉的，后来他那一房辈辈都有一个男丁患同样的病，家里人都觉得奇怪，可是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有一年他家整修房屋，工匠师傅东看看，西望望，都觉得这房子有点问题。于是分头寻找，终于在一根柱子上发现一个外面嵌镶了一方木头的小洞，洞里放着一个泥做的灯盏，灯盏的底面画着符咒。他们把那个灯盏取出打碎。从此，他家再也没有长期失眠心悸而死的人了。
清时中国风水信仰遍及民间。风水理论与活动皆以“气”为中心，在理论总上讲究乘气、聚气、顺气、界气，在建筑实践上则表现为相地、外部空间的组织及内部空间每一位置的择吉等。
在汉族民间，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建筑新宅时都特别注重门的处理，究其缘由，乃是因其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所以投注了更多的风水观念。《相宅经纂》明确指出：“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正因为此，人们在建筑新宅时，对门的设置考虑最多，按风水测定的各种规则也最多。
风水将住宅内众多的门分为大门、中门、总门、便门、房门。大门为合宅的主要入口，坐北朝南的“坎宅”民居，风水认为三吉方为离（南）、巽（东南）、震（东），而以东南方为最吉，故一般此坐向的住宅多将大门开在东南方，俗称“青龙门”。民间风水认为，从大门到便门，各门不能位于同一直线，否则就会因气太盛而漏掉，影响房主的运气。民间恪守此信，使住宅之门出现了白幽、多屏墙、门不相对的封闭式等特点，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门”之艺术和影壁艺术。
四、交通习俗
1．文职乘轿、武职策马
清代前期汉族官民人等出行主要有陆路、水路；交通工具有骡、马、驴及车、船、轿。直接以骡、马、驴作为交通工具的，主要是农村、山区半山区的老百姓以及武官、兵士；城镇、经济发达地区、水网交织地及文官，多以车、船、轿为主要交通工具。车有辇、马车、驴车、骡车、大鞍车、小鞍车、敞车、冰车（又叫冰床）等。轿有舆、明轿、暖轿、官轿、平轿、花轿、素轿以及滑竿等。船有海船、航船、埠船、香船、游船、便船、篷船厂、方舟、竹舟、木排等。清代对官民士庶的出行工具制定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汉官三品以上，轿顶用银，盖帷用皂，在京4人抬，出京8人抬；督抚、钦差8人抬；司道以下，教职以上4人抬；四品以下文职，轿顶用锡，2人抬。武职均乘马，年过70岁不能乘马者，需请旨特批方可乘轿。五品以上命妇可以乘车。一品夫人车为黑色辕轮，皂盖，青缘，绿檐，皂纬。一品夫人以下命妇乘车颜色各依等级有所不同。《清史稿·舆服一》。三品以上大员可乘坐“大鞍车”（又称轿车，带棚畜力车），其他官员有乘驴车、骡车的，马车一般为太监乘坐。
官员出行，前呼后拥几十人，州县官前导有“肃静”、“回避”版，衔牌，金锣，伞，扇，旗；后有书吏、家丁。鸣锣七下。示以“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官又有护勇、顶马，鸣锣九下，示以“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督抚仪仗长达半里，鸣锣十一下、十三下，闻声即可知其品级。乾隆以前，京师官员，大多乘肩舆，即坐轿子上朝。乾隆以后，始易轿为车。道光初，京官有的坐轿，有的则坐车。官员乘坐的轿子，有车轿、八轿、显轿之别。显轿可露坐，又称明舆。乘坐显轿的官员，多为各省乡试入闱时之主考、监临、监试、提调；郡邑迎春时之知府、同知、通判、知县、教官、县丞、典史等。乘舆官员“必朝衣朝冠，端拱而坐”。清代前期品种较高的官员可乘八轿。八轿，又称为八抬大轿，因有舆夫八名而得名。此轿轿夫前后左右各二，轿四周围以绿呢。据有关史籍记述，清代前期京官无人坐八轿，外官中的督抚、学政，可于大典时乘坐；将军、提督亦只是偶有乘之者。此外，凡命妇因其夫、其子被朝廷封典者，则可乘坐此轿。一般官员多乘四轿。四轿，有舆夫四，轿的前后夫役各二。这种轿舆，规格较前者为差。乘座者多为京官中用舆之人及外省官员中藩台、臬台以下官员，亦有命妇受封典时乘用。轿四周用蓝呢装饰，以为标志。至于低级官员，凡外出长途行旅者，则另乘“眠轿”，将应用各物置于轿中，且可“偃卧以憩”。这种肩舆，较普通舆深且广敞。
清代前期官员乘坐的车，则有大鞍车、方车、官车等。大鞍车，车的尺寸较大，骡背之鞍隆起。车顶作弓背式，无檐；车外帏用蓝呢，下围红拖呢。两旁及后面各有一窗，冬用玻璃，夏用纱。夏令时节则车厢两旁施旁帐，而缀以飞檐。前面则有遮阳大帐，以竹杆两根，施朱漆，插在两辕稍后的铁槽内。其轮毂，自奉恩镇国公以上均为朱色，余则为紫色。车轮周围镶以铁瓦。其引马、跟马皆有定制，一引二跟，为习见者。车厢外褥下，有长方小车凳，主人上车时，另一车夫抽板凳出，以手按之，可踏以凳车。官车，系寻常仕官外出处理公务乘坐的车。清时官员的府第、住宅大门外一般不设阶沿石，而以青石凿横纹，宽度与门齐，两旁镶平面边石一条，积累斜坡而上。进门拐向前院处，亦用此种斜坡石道，以供官车出入。女眷乘车出入，都在二门（垂花门）外上下车。或有亲友的女眷来，车到大门外，车夫将驾辕骡卸下，带鞍牵至一旁。由本家打杂、小使双挽车辕，至二门将车落平。车内的女眷，仍盘腿端坐不动，候跟随的仆妇、使女在门外下小鞍车后，进门近前，先由打杂将车帘掀起，女眷始徐徐下车，由仆妇、使女搀扶入内。其出门上车之规矩也相同，不过只是由打杂将车帘放下，两旁驾挽而出，再由车夫牵骡入辕启行而已。小鞍车，外用蓝布帏子，下无拖泥，车轮油本色。车的尺寸较小，普通车之进深为3尺6寸，行车灵便，车夫得跨辕，凡司员入署及商民人等皆可用。
清代官员凡行水路，则弃轿乘船。官船分为座船与差船两种。凡官署所蓄之船，为本官所乘者，呼为座船。不载客，不运货，并用黄布为旗，悬挂船桅之上，上书本官的官衔。其官员和船役的接待由沿途官府负责。差船，亦属官署所有，但它专备本官的差遣所用，也不载客，不运货，但船旗上要标明为官署的差船，以示区别。朝廷规定，运河道上以及船过河闸时，先让官船，次及商民货船。
2．民间行旅南舟北马
清代前期，民间出行多用舟楫或肩舆，南方“使船”，北方“使马”，相沿成俗。
江南多水路，船运历史悠久，也十分发达，不仅有海船、航船、货船、香船、游船，还有鲜船、搭便船、竹排等等。在湖州地区，农家有大船、小船两种。大船用以迎亲的叫“花船”，用以载丝往返于沪杭的叫“丝船”，收租的叫“账船”。小船打鱼的称“渔船”，专载鸬鹚捕鱼的称“木鸭船”，放黄鸭的称“黄鸭船”，放丝网、鱼钩的称“脚划船”，以乞食为主的称“敲梆船”，等等。
绍兴地区有一种埠船，为中型船，可坐三十余人。它因有停靠的埠头，有约定的时间，所以叫做“埠船”。由某个村庄专开的，该村庄的埠头叫“本埠”，路过的埠头叫“客埠”。
杭州西湖的游船，至清季，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除达官贵人乘坐的各种画舫外，还出现了两种船型：“竹舟”和“方舟”。“竹舟”以巨竹为筏，筏上结篷屋，外有朱栏，以青幔为幛，屋内木板地，船中可设席宴饮，青幔可随时撤掉以眺远景。“方舟”由几节活动的方型船体组成，用时由人肩背至湖中，以中节坐客，再加上前后两节为首尾，客多时可加节，用绳连成小舟，用布帆，有人划桨。方舟两边还设有两小舟，一放茶具、酒果，一置笔砚、书笺。清末，西湖游船向简朴转化，大型画舫也不多见，时尚一种叫“划子”的小游船，这种游船可随时租借，每船可载7～8人。另外还有一种大些的叫“篷船”，有门窗，可蔽风雨，船旁还载有小舟，可烹食物，这种船亦可租用，但价格较昂贵，多为豪门富贾使用。
此外，南方还有沿海渔民专供捕捞之用的网船；有长江及运河上专供航运的江苏“无锡快”；更有以船为家的“疍船”。江宁（南京）、苏州、无锡、嘉兴一带则有专供游者在江上游览饮宴之用的“灯船”。
北方舟楫又是另一种类型。如渡黄河多用平底船。这种船平底，用巨木制作，一船可坐五六十人；甘肃黄河中，更有用牛羊皮船及板船作渡船者。其中，板船颇似江浙的大划船，它是甘肃至天津一带海口贸易与交通的重要工具。清代，民间陆上的行旅工具，多为肩舆车轿。其中，北方民间多为骡轿、小车，及骑驴、骑马等。骡轿，形如箱，用二长杠架于前后二骡之背，杠上再置轿，轿甚宽大，既可坐卧又可载行。此外，北方民间亦有肩舆，形制却与南方不同，仅有南轿之上半，乘者两足下垂，以一木板托起。坐椅两旁，贯以两木杠，木杠两端系一皮条，舆夫肩此皮条，两人相向而行。车辆方面，则盛行羊角车（独轮小车）、敞车、冰车（拖床、冰排子）等，由人力或畜力牵引，均可载物载人。
独轮车也叫小车，靠人推，轮子是木制的，是小贩用来运水、运货的车，通常为一人推，若推得过于吃力，则由另一人在前面用绳套拉之。
南方民间陆路多乘座肩舆，但形制式样各异。在湖南长沙一带，民间多乘用“响轿”，此轿形制普通，但轿行时常格格然有声，故而得名；广东民间则乘“飞轿”，此肩舆大而华、快而稳，轿夫有三人或四人之别，举步极速；广西民间则有“八卦轿”，轿夫有男亦有女，如坐客为男，二女轿夫肩舆则似坎卦，坐客为女，前女后男肩舆，则似震卦，故此类推而得名；云南民间，盛行三丁拐轿，此轿竹片编成，轿夫前二后一，以利行于山岭小道。四川山区道路，则通行滑竿。
五、器用风俗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官民士庶的日常器用基本继承明代的传统，器物的品种、功用等无甚变化，只是器物的造型、风格方面有所变动（图71）。
清代前期的照明器用主要的是油灯。油灯出现在古代，用植物油或动物油作燃料。人们把油放在瓦杯及罐中，用细绳作芯，点燃之，即制成油灯。讲究一些的则在罐外加一个玻璃罩。灯的用料有瓷、铜、铁、木，也有金玉宝石，各具千秋。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民间流行的油灯有“云母灯”、“料丝灯”、“西瓜灯”、“书灯”等。此外还有蜡烛，也是使用较广的照明器物。点火器用则是火石，以及类似近代火柴的“火寸”。“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呼引光奴。今有货者，易名火寸。”《清稗类钞》第12册，第6041页。火寸虽与火柴相似，但仅能引火而不能生火，使用极不方便。
砚是研墨和调色的工具，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多数的砚以特种石头为材料，着名的砚材有端石、歙石英钟。端石产于广东高要县端溪，温润发墨，花纹美观。歙石产于安微婺源县龙尾山，硬度在端石以上。端砚、歙砚均列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中，尤为清代文人所青睐，视为“文房四宝”中的上乘佳品。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它的产生比笔、墨要晚。在清代，我国传统造纸业有进一步发展。除了誉满天下的宣纸外，各种笺纸的制作也达到较高水平，如描金银图案粉蜡笺、描金云龙考蜡笺、五彩描绘砑光蜡笺、印花图绘染色花笺等。
六、娱乐风俗
清代汉族社会民间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官民士庶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岁时节日与迎神赛会时，民间就要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其形式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戏剧、体育等；日常劳动之余、公务之暇，则有围棋、象棋、麻将、蹴鞠等文体休闲活动。清代汉族社会文体娱乐风俗的丰富性和广泛性远远超过了明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