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南昌是举世闻名的英雄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地方。在南昌学习期间，我特意请假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更深层次地了解我军建军过程，而且老营长宋福兴的爱人正好在八一起义纪念馆担任讲解员，我能更详尽地了解当年的史实。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自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熊雄、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的地下，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沉。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夏明翰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能实现！当反动派把郭亮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和那些在危难时刻离党的不坚定分子相反，党外一些坚定的革命者恰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他们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会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由于部队在盛夏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中伤亡和中途的逃散，部队已严重减员。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很快，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南昌起义部队经赣南“三整”（安远整顿，大余整编，崇义整训）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纵队下辖一个兵支队，辖3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只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经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成功举行湘南起义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从此，这支人民的军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越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几经伟大的历史演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成长壮大，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其中由八一起义部队带来的这门迫击炮，在后来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尽管三发炮弹只有一发成功发射，却让敌人惊恐万分，连夜撤退，毛主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就是这门迫击炮的功劳.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让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第一支工兵队伍，第一支人民警察都是从南昌起义中走出。22年后，从南昌城头升起的红旗就飘扬到了北京天安门前。同时，八一南昌起义也孕育了伟大的八一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军民团结、百折不挠。
对于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早在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1933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了《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同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7月11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央政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6次会议，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后来在军史学习中，我和战友们也多次讨论过，大家一致更多认为的是，在我党我军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各有特色，八一精神主要体现敢为人先，井冈山精神主要是体现坚定信念，长征精神主要体现百折不挠，延安精神主要体现艰苦奋斗，西柏坡精神主要强调戒骄戒躁，抗美援朝精神主要是体现敢打硬拼。最推崇的是邓小平同志将我党、我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概括为：“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南昌起义还成为了我军将帅的摇篮，1955年授衔的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令人称奇的是，上述将帅有五位元帅和六位大将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五位元帅是：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六位大将是：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应当说，当时我对八一南昌起义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我粗心大意的缺点几十年后更显而易见。比如对起义部队在赣南“三整”的具体时间就忽视了，2010年，在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讨论我的一篇稿子时，副会长（曾任南昌军分区参谋长）徐兆麟问我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哪个在先时（他是故意考我，并指出我文章中的错误），我确实答不上来。这不能不让我脸红。
江西确实是片红土地。1980年12月，我接到连长张子明的来信，说我们全营也要来江西配合拍电影《梅岭星火》，问我如有空，可回连队看看，我考虑既能回连看下战友，又能到老苏区参观，向学校请了两天假，加上星期天有三天的时间，就赶往连队在赣南驻地。因原在一连时有个战士是遂川的，途中我特别拐到早以闻名的天下第一山——井冈山。
井冈山，满目绿岭奇嶂、涓涓清泉，景色美丽，同时，又是革命摇篮。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全部优良传统及革命精神，无不与井冈山精神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但在井冈山当时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