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山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的人也许很少考虑红军创建时期的艰苦卓绝，在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大大小小的起义140多次，最有代表性的是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打出第一面军旗的秋收起义，第一次亮出红军称号的广州起义，但都是在战略决策上没有适合中国国情而受挫。朱德在南昌起义时只是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起义成功后他的第9军也只不过是空架子，但在起义部队失利的危难时刻，他以年长者的威望和身先士卒凝聚了部队，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奠定了红军创始人之一的地位，而且英雄所见略同，他和毛泽东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加强军队组织建设和向农村进军，实行战略转变。毛泽东只是一介书生，但却比任何职业军人更悟出打仗的真谛，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无人能比，更伟大的是他的建军思想，常言说，自古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民众也对历朝历代的军队保持着一种抗拒和敌意的心理，中国民间在近代流传的口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足以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的心理中，中国军队有什么样的地位。毛泽东深知，历史上所有的中国改朝换代，都最终要获得民心才能持续，而丧失了民心的政治军事力量，无论有多么强大，都会很快的失败。强大和严峻如秦朝，野蛮和凶残如元朝，都无顾民心的向背而获得了天下正统，但其统治周期都短得与其力量不成正比，这就是典型的民心向背问题。但要在建立一支官兵一致，人民拥戴的军队谈何容易，尤其是我军初创时期，成分比较复杂，农民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员占相当多数。特别是农民意识和旧军人的雇佣思想、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十分严重；还有，官兵尽管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但沾染了一些旧社会的恶习，如吸食鸦片成风。政治建军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旧军官。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对官兵平等和军事、经济、政治三大民主从根本上给予抵制；其次是官兵不但要彻底改掉恶习，还要把老百姓当父母，不但不能损害人民利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从为群众做好事起，如帮驻地群众扫地挑水、收庄稼，到为人民扛枪打仗，为保卫人民牺牲一切。最先体会到军民团结的是，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并带领红军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红军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颂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呕心沥血，终于建设成了一支受到人民无比爱戴的军队；不但战争年代军民一心，就是现在，能够在这支军队中服役，仍然是中国所有少年男女的梦想，也是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时最具体的目标之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是我们这个社会仅有的受到人民一致尊敬和爱戴的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和精神，归功于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堪称我军最早的"学生官"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北京大学的刘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这些人都曾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16人中，除陈毅、罗荣桓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其余14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江西真是名副其实的红土地，在瑞金，我见到了连队战友，在他们热情介绍下，我认真参观了刚建好的中央苏区纪念馆。了解到真正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实际上是在瑞金举行。在党旗、军旗、国旗三面红旗中，有两面红旗在江西升起。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
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决议。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八一路双清桥巷。由革命旧址和历史陈列厅两部分组成。旧址有180多处，在叶坪有临时中央政府及所属部委和中央局旧址，在沙洲坝有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毛泽东参加挖掘的水井。历史陈列厅建于1979年，展出文物50多件，辅以大量照片等资料，系统地介绍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等全过程，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期间战斗、工作和生活的风貌。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围剿”及经济封锁，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英勇苦战一年，仍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被迫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已经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才发下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就是从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当然，红军在长征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长征中，光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位，其中，包括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等8位军以上干部和80余位师以上干部。
据说红军在陕北会师后，看到都是衣不蔽体的官兵，毛主席潸然泪下，但他更坚信这些革命火种一定会成燎原大火。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洗刷了民族的羞辱。他们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毅力，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精神，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是长征干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来自江西信丰的开国中将，原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将军说：抗战爆发后，连经过长征的红军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毛主席的经典红诗《七律长征》让人振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记得当时有个在兄弟部队当侦察参谋的参训队同学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据说是台湾当局对红军长征的记载，让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吹牛水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台湾当局对红军长征是这样记载的：
“长征”：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由一群七拼八凑的、没有工作的工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反叛国民政府的武装叛军——“红军”在强大的国军五次精心组织的围剿下，从盘踞的江西山区有组织的狼狈逃窜过程。
从1934年10月开始，英勇强大的国军对溃逃的“红军”进行了致命的追击，通过“湘江歼灭战”、“四堵赤水逼迫战”、“乌江拦截战”、“铁索桥以少胜多之战”、“追敌入草地之策略战”、“赶匪上雪山之巧计战”、“六盘山阻击战”等大小战役，范围包括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众多省份，国军转战征程将近两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直至1936年10月将共党“红军”从江西赶到陕西境地。“红军”死伤惨重，大部被歼，一路病死、饿死、被捕者人众。最终，号称三十万人之众“红军”被消灭至仅剩数万老弱残兵。
国军并未因“红军”仅余不堪一击的数万残部而作罢，继续对其进行剿灭。数百万精良装备的国军对用小米加步枪武装的剩余“红军”（后称之为：“共军”）组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精彩围歼战役。经过了近13年（包括被迫合作期）的成功奋斗，国军围剿共军从大陆一路追杀至台湾，最终将共军困在大陆。
但这次我们营是参加拍摄反映老首长陈毅元帅在赣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影片。我详细查了资料：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决定，留红军第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月下旬，占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和大部乡村。接着，改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全歼红军。红24师和地方武装，在阵地防御作战中，遭受很大损失。1935年2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24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接着，部队在分散转移中，大部损失，何叔衡、毛泽覃、贺昌、阮啸仙、李赐凡、李天柱牺牲，部分转到赣粤边、闽西等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留在南方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亦独立坚持游击战争。这样，在南方8省内逐渐形成了14个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 1935年3月，项英、陈毅和蔡会文等率领共300余人，先后转到油山山区，同先期到达该地区活动的李乐天部会合，共1000余人。之后，红军游击队依托油山山区，分散活动于大余、信丰、南雄、全南、龙南等县境内，同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蔡会文、李乐天在战斗中牺牲。至1937年7月，红军游击队尚有300余人。
闽赣边游击区 1935年1月，中共瑞金特别委员会书记赖昌祚领导3个红军独立营及游击队共1000人，在瑞金附近坚持斗争。至5月，部队在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下大部损失，赖昌祚牺牲，余部30余人编为瑞金游击队，由钟得胜率领，转到大柏地山区坚持游击活动。此时，还有两支游击队在瑞金、长汀县境内坚持活动。1937年春，这3支游击队合编为汀瑞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11月，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闽西游击区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到达永定地区与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8、第9团等部会合，共约1500人。之后，红军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分散在永定、上杭、连城、漳平、南靖、平和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至1937年7月，红军游击队仍保存1300人。
闽粤边游击区 1934年秋，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书记黄会聪领导红军独立第3团，在南靖、平和、漳浦地区坚持斗争。1935年5月，靖和浦游击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红3团分散在漳浦、云霄边界和云霄、平和、诏安边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活动，至年底，重建了（南）靖（平）和（漳）浦游击区。1936年9月，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同年底，部队发展到13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到海岸，西与闽西游击区相接，南至广东省潮南、澄海、饶平，北迄福建省漳州城郊地区。至1937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尚有3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