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入侵、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而英勇斗争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从各种报刊上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下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输入中国牟取暴利。仅1856年一年靠鸦片贸易就从中国获得收入2500万美元，占英国当年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罪恶的鸦片贸易和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克思在文章中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写道：“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结法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派军舰北上，攻占大沽炮台，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炮轰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军发动更大的侵略，攻占天津和北京，焚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马克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了10多篇文章，指出这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他严厉谴责侵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暴行。他痛斥英国人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们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
马克思在文章中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他指出：“约翰牛（法国的蔑称）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了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抢劫和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对外国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欧洲人吃的面包里放毒；在外国船上举行暴动，夺取轮船；被强抓来的苦力在被运往国外的船上奋起反抗，宁愿同沉海底或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绑架和杀死外国人……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把中国人民的这些斗争形式诬蔑为“可怕的残暴行为”，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批驳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抗抵办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在自己生活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写文章声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而且寄希望于中国，把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看作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