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要-仁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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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活了70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当时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今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药方,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

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40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

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

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20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

相传张仲景50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16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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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他的地位高低,只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就能得到人民的尊重、社会的承认,并充分体现其人生的真正价值。

张仲景身为长沙太守,官位显要,日理万机。但他凭着自幼聪颖好学,博览医书的功底,每月仍坚持坐诊两天,亲自为老百姓祛疾看病,丝毫没有高官贵族的架子。

张仲景晚年无心仕途,一心从事行医著书,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把“救死扶伤、行医施德”的信念更为形象化、具体化。“人命至重,德逾于此。”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对人民的“仁爱”之心和高尚医德展示得淋漓至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