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深秋，巴金百岁华诞时，他发表了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怀念振铎》。巴金以他一贯讲真话、吐真情的风格，怀念着一个远去了而又亲切的人，当时巴金的手已不听使唤了，最后只得口授终篇。巴金在感怀一个远去的生命的时候，自己的生命之烛也将耗尽。这篇4800字的文章，融入了他最后的情感。而让巴金这样一个伟大生命最后挂怀的人竟是——郑振铎！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永嘉。早年家贫，1917年到北京以官费考入铁路管理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同年11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并与沈雁冰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编辑我国文学革命史上第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刊。
郑振铎在新文学界有很高的声望。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为生活书店主编了《世界文库》，并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同时与鲁迅合编出版《北平笺谱》。1936年与周扬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1938年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总会理事。
上海沦陷后，市面上一些家藏的珍版古籍便纷纷冒了出来，平日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如今满街可见，上海一时成了中国南方抛售古籍的集散地。一些北上南下的书商，趁机将购得的古书、古籍高价卖给日本人或美国人，以牟取暴利。
面对这种情况，郑振铎感到痛苦和愤慨。国土被占，民不聊生，现在连在劫难中幸存的记载着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文典史籍，也要流失到海外异邦，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啊！他将情绪调整过来之后，立即走进古书市场，他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华民族留住尽可能多的珍宝。如果说，“八·一三”之前的郑振铎，是以他的研究与爱好逛古书市场；那么，“八·一三”之后的郑振铎，则是自觉地将研究与爱好上升到为民族而战的地步了！正如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一文中所言：“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在他看来，他是以对祖国的一片忠心、用一种特殊的抢救“国宝”的方式在坚持着民族之战。
1941年的一天，郑振铎正在上海一家古籍书店里浏览，突然几个日本特务直扑进来逼问店老板：“郑振铎来过没有？”幸好这是一家进步书店，老板忙不迭地回答：“郑先生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郑振铎这次虽然侥幸躲过了敌特的搜捕，但他心里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不久前，日寇曾派一名文化汉奸找到他，交给他一张巨额支票，声称要收购他所有珍藏的古籍图书，若他肯合作，日方还会付给更多的酬劳。郑振铎当场撕碎了那张支票，把那个汉奸骂跑了。
那些文献典籍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郑振铎呕心沥血、一册一册选购或从收藏家手里重金购得的。尤其在上海沦陷后，他深知敌寇的掠夺一定会触及文化领域，因此他加紧到各大旧书店寻觅有价值的古籍。几年下来，他收藏了江南一带几乎所有的重要古籍文。
于是郑振铎闭门谢客，连熟悉的朋友也不能到他家中见面，因为那里藏有成千上万的古书。他被日寇列上了黑名单。郑振铎用生命保住了大批文化古籍。
后来，谈到他抗战八年、坚守沪上，为保护拯救那些“国宝”而付出的辛劳时他说：“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8年间，我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许多朋友都走了，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避过一切灾难，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情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织、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总算浮出水面，恢复了旧日的生活。在整理那些抢救下来的古籍文献的同时，郑振铎在充分占有大量图片的基础上，竟以他一人之力，做起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编纂工作。在文物的保存方面，则写出了论文《保存古物刍议》，表达了他的文物观。当时曾有人准备偷运一批珍贵的文物、字画、陶瓷出境，他很着急，很气愤，认为那“简直是卖国的行为”，“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而任凭古文物、古文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也在这时，他自己出资或借款，收购了大量的陶俑。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自己的文物古籍全部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对于古籍善本图书的保护和抢救，以及他的广博学识，在当时的上海、北平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大名鼎鼎，连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他也有所了解。据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国统区上层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回答他们关于保护文物的问题时，曾脱口而出“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这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郑振铎的理解与信任。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郑振铎进入政务院“内阁”，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当了“文物大臣”的郑振铎，在文物的整理和保护方面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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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佩的郑振铎，用他那忠心和才识，履行着对祖国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抗战八年的血雨腥风中孤军奋战，把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籍安然无恙地保存在自己家中。
德才兼备的郑振铎，用他那睿智和勇气，拒绝了用荣华富贵的引诱，在身陷魔窟的险恶境况中巧妙周旋，将流传千古的稀世珍宝保存下来，并毫不吝啬地捐献给祖国母亲。
他痛斥了倒卖文物古籍的卑鄙行为——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祖国的利益！
他以自己的高尚情操诠释了拯救文物古籍的重要意义——是保护祖国的遗产，捍卫祖国的尊严，弘扬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