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曾游历西北、东南各省，广泛接触社会。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愤慨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著《仁学》，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后又倡导设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
谭嗣同等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激进表现，遭到湖南顽固势力的仇视，策划进行反扑。南学会被解散，《湘报》主笔被殴打，一些维新派人士被迫离开湖南。面对这种局面，谭嗣同毫无畏惧，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示，为了维新变法，不怕“杀身灭族”。
谭嗣同在湖南显露的才华，很快为光绪皇帝所赏识。1898年6月，他被征召进北京参加新政活动。当时他正在病中，因此延至8月，才抱病进京。在离湘赴京前，谭嗣同又一次陷入难眠的长夜。他高兴的是，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眼看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但他又有忧愤，因为知道变法谈何容易，可谓满路荆棘，前途吉凶未卜。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套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这些都表明了谭嗣同准备为变法冲锋陷阵，并为此不惜献身的决心。
谭嗣同进京后，于9月5日觐见光绪皇帝，表露了自己的政见。光绪皇帝对他很赞赏，随即下令破格授予他与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四品衔，时称“军机四卿”。军机处是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该处官员参与制定和决定。谭嗣同成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心腹参谋。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着。一次，光绪皇帝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列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皇帝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之手，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为了保护变法阵营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在赴京参与新政期间，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三次去信，督促他退出变法，火速回家，以避将来“杀身灭族”之祸。但谭嗣同阅后付之一笑。他那颗火热的心，早已献给了变法救国的大业。
变革、维新，自然不会一帆风顺，从一开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就激烈加以反对。他们麇集于颐和园，策划着道道阴谋，企图置维新派于死地。他们在采取了革除维新派大臣掌升迁官的职权后，逼迫光绪皇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又预定10月底，要光绪皇帝同太后一起去天津阅兵，届时一举废掉光绪皇帝，取消新政。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光绪皇帝9月14日和17日，两次给康有为等人下密诏，要他们迅速离京，急筹对策。在这万分危机的关头，维新派因手无寸权而惊慌失措，谭嗣同自告奋勇求助于表面上赞同变法、当时统率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要他在阅兵时杀死荣禄，带兵入京，“保护圣主”，保护新政。袁世凯当即满口应允，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为防袁世凯有变，谭嗣同临走时又告诫他说：“这次报皇帝的恩，救皇帝的难，立奇功大业，在于你；如果贪图富贵、向太后告密，杀了我，你可以升大官。”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决不会丧心病狂地把事情弄坏的。”袁世凯假意应承，却暗中向荣禄告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她囚禁光绪皇帝，亲自临朝“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
政变发生的当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同梁启超苦筹办法。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态度自若，毫不慌张，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了！”第二天，谭嗣同到梁启超当时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把自己所著诗书文稿及家书一箱交给梁启超，要他逃往日本。梁启超反复劝谭嗣同一起出走，谭嗣同执言不肯，对梁启超说：“没有暂避时艰的人，便无法寻机再举；没有为事业而牺牲的人，就不能激励后来的人。”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也曾同大刀王五策划过劫救光绪皇帝，但未成事。之后，王五劝他出逃，并自愿充其保镖。谭嗣同却决心已定，拒绝出走，他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以作纪念。后来，又有一些人劝谭嗣同出逃，均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后来者的觉醒。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神态自若，从地上拾起煤渣，在牢房的墙壁上欣然作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汉朝的张俭和杜根，都因揭发朝中权贵或劝太后归权皇帝而受打击迫害，他们吃尽苦头，但在当时就受到人们尊敬，死后更留下名声。谭嗣同自比张、杜，觉得问心无愧。他态度从容，决意含笑就义。他又想到了康有为和王五，他们的“去”和自己的“留”，是肝胆相照的，犹如巍巍“两昆仑”，皆为顶天立地的人物。谭嗣同衷心祈愿这两位“生者”继续实现“死者”未竟的志愿。
9月28日，清政府未加审讯，悍然将谭嗣同等六人残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在法场上，谭嗣同临刑不惧，面对顽固派的屠刀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后，就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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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国，谭嗣同全身心地投入维新变法的事业。慈禧太后镇压政变后，谭嗣同不愿逃走，表示甘为变法流血牺牲，后慷慨就义，并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一个人只要始终胸怀正确的信念，心有天地之正气，不管做什么，都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