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与自己不熟悉的人联系，这样做的价值很难被我们高估……如此的交流一直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哦！你要去的那些地方啊！
——苏斯博士
无意中的社会学实验
与丈夫一起去购物时，苏·艾伦·库珀给自己买了一顶鲜红色的软呢帽，她买这顶帽子只不过是为了好玩。库珀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富勒顿，是一名壁画画师和自由绘图师。几个月之后，她开创了一项生日传统：给每一个到了或超过50岁的朋友送一顶红帽子。库珀在给朋友们送红帽子的同时还附上了一条“警告”，这是一首几十年前她在一家老旧的二手书店淘到的小诗。小诗写的是一名女性思考自己变老以后将能获得的自由。她要穿紫色的衣服，戴红色的帽子，学着吐口水，还要做其他能补偿她那“清醒”的年轻时代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名女性沉思道，“也许我应该现在就练习一下·这样的话，认识我的人以后就不会感到太震撼、太惊讶了。”
对于库珀和她的朋友们来说，练习貌似是一个好主意。有一次，她说服了好几位朋友，一起戴着红帽子、穿着紫衣服出去吃午餐——能以某种方式释放她们最无忧无虑、轻松有趣自我的外出活动。“在那天下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库珀说。她们给自己授予了“红帽会”的称号，并发誓说要计划其他冒险活动。10年之后，多亏了口口相传（后来靠的就更是这个了）的作用，“红帽会”已经遍布各地。尽管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想象出一个现代版的贵妇形象，但这并不是女性辅助俱乐部。她们的唯一规定就是没有规定。目前，“红帽会”的分会已经将近4万个，分布在全美及世界各地，大约100万名“红帽客”还激发了人们进行媒体报道、组织会议、创作百老汇音乐剧以及开发某种白金信用卡的灵感。
“红帽会”主要由妻子和母亲组成，她们或是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女性，或是做志愿者工作，她们可能已婚、离异或单身。在她们如今这个人生阶段，部分旧的角色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也不再那么吸引人，很容易就会使人觉得自己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们策划了反叛性的小型活动，比如在正餐之前先吃甜点、参加踩葡萄比赛（就像露西和埃塞尔所做的那样）、从飞机上跳伞来庆祝60岁生日。想象一位有4
个孩子的母亲，释放了她内心深处的兰博，第一次不再约束自己；或者想象一群和附近的年轻人对战激光搏击游戏的老奶奶。其中一个“红帽会”分会组织了“壁花舞会”——没有约会对象，但是打扮得绚丽夺目。
另一个分会参加了狂欢节大游行，领头的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她把自己当年的指挥杖从箱子底儿翻了出来，重温了过去在游行队伍中担任过的女指挥角色。
但是，这并不只是一个中年女性找到朋友陪伴或允许自己“内心深处的小孩子”跑出来玩耍的故事这么简单。“红帽会”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诠释了重要陌生人关系带给人们的关键益处之一：每一段社会关系都是潜在
的资源，是能燃起我们自我意识的火花，常常能推动我们去往意料之外的方向。我们经常会在不重要的时候以及每天与认识的人谈话时获得重要信息，决定是否愿意开发一个新创意或新产品，或者尝试一种在家里不会太受欢迎的形象。曾经的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到她的公婆家里去拜访，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乔治坐在沙发上，把他的脚放在了咖啡桌上。
突然，芭芭拉·布什大声说：‘把你的脚拿下去。’乔治的父亲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芭芭拉，他可是美国总统啊。’而老布什夫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可不管他是谁——我不想让他把脚放在我的咖啡桌上。’”劳拉·布什得出结论说：“即使是美国总统，也要听妈妈的话。”但这个故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至亲好友容易限制我们，他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身份的一方面，而与我们关系没那么密切的人则更容易让我们体会到自我的不同方面。
“红帽客”共同维系了一种文化，能鼓励她们成为超越自己的人。
而她们又没有要履行的义务，主要目标就是度过美好时光。库珀对此的解释是，新成员有时会“因为自由的意义而感到眼花缭乱。她们可以表达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而无须受到旧的形象限制，也不用解释自己正在发生改变。” “红帽会”让它的成员拥有了种类繁多的社会关系，她们不用为这些关系背负包袱，也不用去考虑今后的关系发展。很多人加入“红帽会”是因为她们需要新鲜的体验，还有一个穿着新服装的机会。“在我们一次乘大巴旅行期间，一名成员告诉大家，一般她总是穿得很‘职业’，在工作中也行事很谨慎。”库珀回忆说，“她觉得，如果她的同事看到她戴着红帽子、穿着紫衣服，上面还装饰着羽毛和人造水晶，同事们肯定觉得难以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像一名演员扮演了一个角色，还就真的陷入了角色之中而无法自拔。毕竟，她只是出演了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莎士比亚写于16世纪的作品《皆大欢喜》中，忧郁的贾克斯声称，我们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演员”，而且，“一个人在一生中要扮演很多角色”。一些人认为，这个说法在那时就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卓越的心理学家威廉姆·詹姆斯曾经在他1890年的著作中指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自我，与认识他并且在心目中对他有一个看法的人的数目一样多。”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正确。为了应对现代生活的要求，我们不得不使用并提倡多种身份——出现在不同情境下的人格面具。我们在小环境下过着自己的生活，像跳房子一样，从社交护航队中的一个小团体跳到另一个小团体。
我们从衣橱里选择合适的装扮，或者说自我，以便符合当时的场景。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要由每一个角色的规则所决定。这时是家长、伴侣，那时是市场分析师、博主、酒品鉴定师、学打太极拳的人、积习难改的旧货商、艾莉西娅·凯斯的歌迷。
正如心理学家肯尼斯·戈根所解释的，我们的心灵一直在被我们遇到的人所“占据”——其中多数是我们的重要陌生人。我们不再只拥有“一个基本自我”——一种身份和一套主要的密切关系，就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种种身份的集合。我们从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陌生人那里获得信息，并一直持续获得新的信息。
“现在你是在数目繁多的社会关系中度过每一天。”戈根说，“没有哪一种关系是让你承受不了的，你可以轻松地从一种关系中转移到另一种关系中。”当今社会的许多社会学家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考察自我。这不仅仅是指努力做到独一无二的“个人”自我，还包括寻求与他人的联系、追求归属感的“社会”自我。这种社会自我由重要陌生人所定义——弱联结以及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可以是某个团体（教会、足球队），或者集体身份（教徒、钢铁厂工人）。
拥有“扩展的”或者叫复杂的自我（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沟通所塑造）就好像会跳各种各样的舞步：不管是什么样的舞曲，你都知道如何迈步。你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形势和情境，更方便地获得了解信息的机会。
令人惊讶的是，松散的社会关系不仅能指引我们在多种多样的社交领域中游走自如，甚至指引我们走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还能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信仰的事物。事实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当然，基因和经历也有作用，但是其他人能支撑起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眼睛来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至亲好友能对我们的身份产生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是重要陌生人以及我们与他们的常规交往、日常谈话，才引领我们超越了熟悉的人和事，扩展了我们的自我，于是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角色的规则：少一点，不是多一点
“我戴着很多帽子。唯一有问题的时候是在其中一个帽子大小不合适的时候。”帕特·希科克开玩笑说。她是一位妻子、母亲、继母和祖母。
希科克现在60多岁，一辈子都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精力充沛。在白天，她专门负责看孩子，还是她参加的那个“红帽会”分会的“女皇”。她与全美各地的成员保持联络（大多是通过电子邮件），还经常和她的好友们一同去参加冒险活动。希科克澄清说，自己被看做“一级”成员，不够积极的“四级”成员“只有两三套服装，最多一个月出去参加一次活动”。
希科克是2003年加入“红帽会”的，那时她住在圣地亚哥，在街头集市上，她碰巧走到了一个卖红帽子的女人的桌子旁边。“我正想要结交一些新朋友，找点新鲜事情来做，于是我从她那里拿了一张宣传页。”在希科克和与她结婚30年的丈夫决定搬到拉斯维加斯居住后，她就创立了一家新的分会——罪恶之城甜心会，并欢迎所有前来参加的人。这家微型分会的成员相互之间太不一样了，听起来几乎就像是拼凑起来的：“一位在教堂全职工作的女士、一位处于第三段婚姻之中的犹太女士、一位新近守寡的女士、一位抚养自己的孩子和孙子的黑人同性恋女士。”希科克简直再开心不过了。“我对大熔炉不感兴趣，我喜欢自助餐。认识了她们，就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原来那里是被遮掩着的。”
我们不一定非要加入“红帽会”才能戴上不同的帽子，这种说法不是打比方。和我们有联系的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机会来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戴在头上的帽子取决于我们和谁在一起、我们在做什么，以及当时的情境。和你一起打篮球的一个熟人，可能激发出你身上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很不错的幽默感，但是当你在教堂里遇到他时，你可能就不太会表露出那个喜欢开玩笑、身强体健的你。我们通常能够意识到这些多元化的自我，是因为我们能感觉到自己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一项1995年开展的对亚利桑那州一个大学社区进行的调查中，38个人总共报告了自己的559个不同的身份。我们中的一些人向往的是不那么复杂的生活，他们抱怨说总是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电话，还有太多要履行的义务。
但是时光不能倒流，精灵已经从瓶子里出来了。现代生活需要多元化的角色。
在几十年之前，一些研究身份问题的社会学家警告说，具有不同的角色会将人们置于“角色冲突”或“角色超负荷”的风险之中。这一担忧是有必要的：相互冲突的角色，比如母亲与职业女性，会使人感到压力和疲惫不堪。而有时，某个尤其重要的角色还会渗入到其他情境之中。这就好像那个古老的笑话，讲的是一个全职母亲在参加宴会时，心不在焉地转向坐在她身边的人，开始帮他切肉吃。这位“母亲”从来也没有放下过自己的责任。
一名角色理论学家推测说，我们体验到“复杂的情感”，有时是因为某个特定情境激活了相互冲突的两种角色，哪怕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激活。假如说你是一名公司律师，建议CEO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办一家新工厂。你的律师自我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为进行这种业务扩展概括出事实依据。但是，这一项工作还唤醒了你的社会活动分子自我。在你的头脑中，作为律师的你希望公司繁荣发展，但作为社会活动分子的你却在问：这样做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不过，抛开这些现实不谈，我们的多数
角色，特别是那些在重要陌生人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分别出现在不同阶段的。而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表明，拥有复杂自我所能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风险。“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对你很有益。”肯尼斯·戈根指出，“能你让自我感觉良好。”其他社会学家也赞同这种观点。我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自己。他们对我们行为的反应带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或最深的恐惧。关于在不同情境中，自我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给了我们新的看法。他们的反应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否正是人们期望我们做的。而且，我们也更容易在他人评价我们时对自己进行评价。社会学家佩姬·索里特斯概括说：“一般来说，个体拥有的角色身份越多，他们所能获得的目的、意义、行为指引和满意的社交反馈就越多，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或整体安康状况也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