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的社交网络能给患者提供一张安全的网，并且将患者置于掌控者的位置——这在任何情境中都是很好的平衡状态。可以将这看做自定义你的社交护航队。如果已经处于你社交护航队中的人不具有你所需要的信息、经验或共情，那么你可以将其他做得到的人列入其中。你将这些人混杂在一起，并把你需要的东西和能提供这些东西的人进行匹配——至亲好友和重要陌生人、一对一的支持和集体活动、已经属于你的社交护航队中的人和新加入进来的人、面对面的相遇和虚拟的碰面。当然，根据我们的采访，看起来，合适的人经常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说着合适的话——只要你准备好了去倾听：
保罗★坚持每周上瑜伽课已经好几年了。一天，当学员们依次走入瑜伽工作室时，他告诉一起上课的其他人，自己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
其中一人有个很熟的朋友患有青少年糖尿病，他告诉保罗，在距离保罗家两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一个综合治疗中心。关于这个治疗中心，保罗的医生从来没有提起过，也许也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治疗中心。
特拉迪★刚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超出正常体重50磅，血压高到了对身体有害的地步，还有偏头痛。特拉迪在自家的农场长大，在那里，吃大餐是一种生活习惯，对她来说，减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新的环境里，身边都是了解她境况的教授和其他博士生，改变就成了可能。她的同学们把甜食从实验室里拿走，一些人甚至和她一起报名上普拉提课和瑜伽课。在3个月内，特拉迪的体重下降了30磅。
自定义我们的社交护航队是很有道理的。首先，我们需要理清往往相互矛盾的健康信息。今年我们被告知每天要喝8杯水，到了明年，就成了只有渴的时候才需要喝水。要服用维生素，但是请当心，太多的维生素会造成血液稀薄。荷尔蒙能预防骨质疏松症，但是你也许应该该停止服用荷尔蒙以便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如果真的患上了某种疾病，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接受手术还是继续观察·是服用可能造成眩晕的药物还是服用可能导致其他问题的药物·是找一位知名的医生还是态度好的医生·疾病本身造成的问题还不够，而且还有医疗保险能否支付全部费用的问题。一名女性回忆了她不得不去消化吸收的信息，表达出了刚被确诊的患者经常会有的感受：“一个大脑能接受多少信息·”不过，如果能有很多人来帮助你，就能减轻你和照顾你的人所面临的压力。
当我们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评估时，我们可以将有这种经验而且能与我们产生共鸣的特定的人招募进来。他们能带给我们信息、新的角度，还能提出我们可能想不到的建议。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受访者都指出，他们的危机或慢性病使他们与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的人建立了联系。这就好像所有与重要陌生人的关系，有些具有发展为友谊的可能，但有些则不行——部分原因是他们只和你在一段时间内有联系。劳拉·哈利戴是一名50岁出头的儿童服装设计师，目前单身。她和在肿瘤医生办公室里认识的另一名女性似乎产生了友情。“我们一起做放疗，还一起做了一些化疗。但是在治疗结束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哈利戴回忆说，“你就不再想谈论你们曾经的共同点了。”现在，哈利戴参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游说有关部门通过立法强制医疗保险公司支付淋巴水肿的治疗费用。哈利戴认为，自己“在这个不同的阶段，愿意扮演拥护者的角色。”
奉献：个性助推器及药方
2008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约翰·爱德华兹的妻子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是两个没人想参加的俱乐部的成员：孩子去世父母俱乐部以及癌症患者俱乐部。2006年，在伊丽莎白·爱德华兹全国巡回介绍自己的回忆录《救赎》期间，她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人们对我说‘你真坚强’。但是，要说我为什么能拥有这样的力量，这里有一个秘密。我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建立并一起编织的社交网络，我只是想讲出这个故事。”在爱德华兹的所到之处，她一直在向人们灌输同一条信息：与家人和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但也要超越家人和朋友。用名字而不是姓氏称呼服务员；抽出一小会儿时间和不同于你的人聊聊；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并在你能做到的时候给予他们回报。简单地说就是，广泛地与他人建立联系，你就能编织自己的安全之网。爱德华兹不断地感谢约翰和孩子们，还有在她16岁的儿子韦德去世和她接受癌症治疗时关心过她的其他家人和朋友。同时，爱德华兹也强调了那些和她关系泛泛的人的重要性。“我更坚强是因为邮递员爱德华以及蔬菜店的萨姆的微笑。”
当我们也向他人回报以微笑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坚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强调了从重要陌生人那里获得支持的重要意义。同时，将支持献给处于我们核心社交圈之外的人也是有益的。匿名戒酒会的老会员们早些时候曾告诉亨利·珀尔曼：“如果你想拥有，就要先付出。”如果他想保持不醉酒状态，就要“做些服务”——冲咖啡、带些多纳圈来、在会谈之后帮忙打扫卫生，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帮助新来的人。
1984年，在斯蒂夫·麦肯尼24岁的时候，得知自己HIV呈阳性。麦肯尼是一名心理学专业人员，他经历了从与世隔绝（只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和一个关系密切的女性朋友）到社会化（积极参加各种不同的支持团体）的转变，如今他已经将焦点延伸到了更广的范围（为患有艾滋病的人带领瑜伽训练团体）。这种进展与麦肯尼的自我接纳同步发展，也改善了他的健康状况。
辛蒂·吉布斯与她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后结识的12名癌症患者一起，将自己称为“满怀希望的人”。他们首先参加了“生命接力赛”活动，这是一项历时24小时的长走活动，寓意是要始终坚持与癌症搏斗。
然后，他们又为与癌症毫无关系的罗纳德·麦克唐纳德之家组织了资金募集活动。“也许这是标志着我们要往前走的一个信号。”
佩姬·索里特斯曾经分析过人们如何在长时间内应对消极事件，她认为，像环境、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种族以及我们社交护航队的组成这样的因素能限制或增加我们的选择。然而，“个人动力”（即在面对问题时做选择、采取行动并找到新的处理方法的能力）更强的人经常会以能改善自身处境的方式来控制周遭环境。这样的个体通常拥有更好的“个人应对资源”，包括高自尊、乐观以及“掌控感”，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形势。这样的人也较少出现抑郁或焦虑的症状。巧合之处是，“善于社交”的人也能表现出很多同样的能力，这些人随和，能广交朋友，这也与更好的健康状况有相关关系。
索里特斯指出，在我们努力克服“看起来无法解决、不可避免的困难”时，往往是通过转变事件的意义来做到的。想一想“反对酒后驾车母亲”组织或“孤独症如是说”组织。由于社会融合能赋予我们新的角色，所以可以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不幸。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受害者、病人、受苦的人、照顾者，甚至是劫后余生的病人，而是成为了社会活动家、支持者、游说人员、教师以及自主团体的领导者。
朱迪丝·斯努在全球范围内做了关于社会融合的巡回演讲，通过演讲鼓励其他残疾人就算面对困难也要融入社会。西尔维娅·麦凯坚持给全美橄榄球联盟的高层负责人打电话、写信，最终促成了“88号计划”
（以她丈夫的球衣号码命名）的实施。“88号计划”为患有痴呆症的球员提供了最高价值可达88000美元的家庭医疗保险。上面提到的这两位女性都在通过自己在生活中所面对的艰难困苦来帮助其他人应对他们的生活困境。但是，借用奥普拉·温弗瑞的话来说，“奉献”对捐助者来说也是有益的。而且和社会融合一样（也许就是因为社会融合的原因），所做事情的多少也是有关系的：人们做得越多，取得的益处也就越大。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越是得到改善，慢性疼痛和抑郁的水平也就会越低。
但是，是什么使得那些遭受着心理和生理痛苦、背负着沉重负担启程的人们能够超越自己，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里、更长远的目标上呢？是他们的人格吗？是因为他们更加灵活、更加富有同情心吗？或者是与各种各样的人融为一体的行为使他们成为了“将爱传递出去”的那类人吗·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环境和人格这两个因素能独立起作用，并且能相互影响。
想一想加利福尼亚州洛玛琳达的“七日末世教会”，还有居住在日本冲绳和意大利撒丁岛的人们——这3个地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可是这几个地区的居民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居民寿命要长。所有这3个地区的居民饮食都很健康，而且经常锻炼身体。他们的身边围绕着家人和朋友。但是，正是他们强烈的社区融入令心理学家布兰特·罗伯茨推断，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也更加和谐，能发展更加积极的人格特征。
罗伯茨的推断以他的“社会投资”理论为基础。他解释道：“那些对社会组织投入更多的人，倾向于比其他人更热心、更加负责任和有条理，也更少焦虑和抑郁。”罗伯茨认为，由于人格特征的作用，特定的人更愿意进行社会投资，也更容易成为社会组织所寻求的类型。科学家们将此称为“选择效应”。不过，“弄假成真”原理（实际上就是“社会化效应”）也适用：意思是说，扮演某一特定角色要求你与他人相处、承担责任，并且情绪平和；如果你并非天生拥有这些特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扮演这个角色将帮助你培养出这些特质。罗伯茨强调说，尽管一个人可以在理论上向单一的事务“投资”，但“这些活动多数是相互交叉的。正是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形成了这样的效果”。
埃斯特里德·马西斯就符合上述情况。她是一名漂亮、苗条还有点害羞的女性，棕色的眼睛里蕴涵着很多东西，散发出热情和同情心。当她住在委内瑞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听说了糖尿病，那时她看到了奶奶如何忍受低血糖阶段的痛苦。“这完全改变了我的人格。”马西斯回忆说，“我奶奶不得不硬把果汁灌进喉咙。后来她什么也记不得了。她是一个非常低调、内向的人，这给她造成了不小的难堪。有时她会哭着说看看她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讽刺的是，在奶奶去世两个月后，马西斯得知，自己也换上了I型糖尿病。还好那是在1993年，那时的医生已经比她奶奶时代的医生更了解该如何控制这种疾病了。
两年以后，当马西斯去了迈阿密时，她把自己的大家庭和计算机行业的工作都抛在了身后。她决定要“从头再来”——对于她这样一个最近刚刚分居、有两个年幼孩子要抚养的33岁女人来说，这可是一件难办的事情。马西斯是一名完美主义者，小时候她父母离了婚，在上大学期间，她“有点”抑郁，也有点饮食障碍。马西斯经历过自己的“人生低谷”，但是那并没有阻碍她。事实上，马西斯似乎就是约翰·卡乔波在观察到“赢得人脉关系和社交满意度的秘密就是不受自己的不良心情所分心”时头脑中所想的那一类人。
马西斯谦逊地将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她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差点错过的关于糖尿病和营养学的研究生班招生启事，并主动给教授打去了电话。“我们最后谈到了我要去迈阿密做什么。我在上大学时甚至都不知道还有那么一种相当于营养学学位的课程班。”教授允许马西斯参加研究生级别的研究讨论会，并鼓励这名年轻的移民再读一个学位。3年之后，马西斯得到了申请的第一份工作。在这样一座61%的人口是西班牙裔的城市里，母语不是英语影响并不大。在那些拉美社区里，8.6%的人口已经被诊断为糖尿病。
今天，马西斯的糖尿病还在伴随着她，但没人能说她是一个自我专注的人。马西斯是一家胰岛素注射泵生产厂商的教导员，并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分配给了不同的糖尿病组织。2007年，马西斯赢得了“强生志愿者精神奖”，并很快就将所得的1500美元奖金捐献给了青少年糖尿病研究所组织的夏令营。“与患有这种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并看到得这种病的后果，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这督促我要努力更好地照顾自己。我试着要成为一个范例，向人们展示我们也可以过健康的生活。”布兰特·罗伯茨的理论在马西斯身上得到了验证。马西斯给糖尿病组织的“投资”使她与各种各样的重要陌生人建立了联系，这改变了她的人格。“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但因为这是我所热烈向往的，所以我所有的害羞都消失不见了。”
也许这不过是一个巧合，但是如今已经50多岁、身边围绕着很多重要陌生人的马西斯已经不再有糖尿病的症状了。“患有糖尿病根本没有阻碍我做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