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购物者。一类是“私人型”购物者，喜欢热情、友好的商店，她们认识那里的售货员，去购物感觉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这些购物者与另外三种类型的购物者差异很大：“经济型”购物者，将价值和便利置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伦理型”购物者，她们是小型零售店的支持者；“淡漠型”购物者，在碰巧走进的购物场所买东西。斯通坚持认为，私人型购物者反驳了人们普遍享有的城市居民之间不会产生密切联系的认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一名女性带着“强烈的个人依恋……往往趋近于亲密性”，在培养甚至寻求“半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重要陌生人的关系。这是她以自己的方式在使这个城市不那么陌生。这样的一名购物者会开车几乎穿过整个城市去频繁光顾那家她感到“熟悉”的商店。55年之后，尽管购物场所已经发生了改变（原因是很多小商店被大型零售场所驱逐出了市场，另外也有其他原因），但斯通提出的4种类型的购物者仍然存在。而且，正是这种个性化的购物体验让我们更频繁地回到某家商店去购物。
这正是位于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的安妮花卉礼品店的目标。当安妮·奇瑟姆刚开始搜索可以用来把这家乡村小店装点得更加时尚的原材料时，她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过去。她想要的是弗莱德热狗加盟店、伯尼斯美容室、塔尔顿蔬菜店、时尚精品店以及其他“在我那只有4000人口的家乡、像家一般的公共场所”所具有的舒适和熟悉感。这些场所为所有顾客都提供了“近距离的关爱”。根据传统意义，安妮的商店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一个“保育室”，在这里，不仅仅是植物和花卉，连人类也会受到滋养和抚育。奇瑟姆给人授课、出售当地手工艺品和家庭制作品、赞助种萝卜比赛，还通过数不胜数的其他方式深入社区。如果人们走进来只是为了坐一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以及随便聊聊天，她也会很开心。州际公路与奇瑟姆的6英亩地接壤，为了引起沿州际公路驾车行驶的陌生人的注意，奇瑟姆在路边挂上了吸引眼球的标牌，这些标牌的内容还时常变化，比如“树木标志着该往前走了——让你知道可以到哪里去度假”。特别吸引顾客前来的一块标牌是“来吧——告诉我晚餐你想吃什么”。然后人们就这么做了。
存在空间在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上是双赢的。店主因我们的光顾、推荐并成为回头客而得到回报，而通过那些同我们共享乐趣、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使我们感到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的人们来巩固社交护航队，我们也会因此而受益。在走得更近、形成部分私人关系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互关爱、关心社区发展，社会又能因此受益。“这只不过是人们基本的普遍共识。”弗莱德·肯特解释说。肯特是曼哈顿公共空间项目的负责人，正是这个项目将布莱恩特公园从一个破败的贩毒场所转变成了如今可供人们前来进餐、休息、听音乐会、看电影的城市绿洲。“我们需要的是人们在其中感觉舒适、能与人联系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抒发情感、微笑、大笑、融入其中、讲故事。都是关于幸福的感觉，真的。”
雷·奥登伯格补充说，实际上，我们在好客的场所会更多地大笑。他分析了对中西部一座小城里不同酒馆的介绍，以找出那些以谈话作为其中主要活动的酒馆，以及由一群可靠的熟客保证友好、欢快的气氛持续存在的酒馆。奥登伯格发现，某个酒馆越是符合那些标准，就能激发出越多的欢笑声——伴随着“来，喝一杯”的无穷无尽的故事以及本意良好的善意玩笑，这项发现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事实是，当我们处在一个鼓励我们将行动慢下来的场所中时，我们就会放松，并有更大的可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酒店不再采用正规的前台，而是代之以小型、私人、能引发更多个人化沟通的隔间的原因。威斯汀酒店的“5～10原则”，即“在每位顾客身上至少花5分钟、陪同他们走10步”，将顾客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推入了重要陌生人关系的范畴之内。“我总是要回到那些工作人员用名字称呼我、不厌其烦地和我保持联系的酒店去住。”一名50岁出头、频繁出去旅行的食品销售代表说。“我记得那些工作人员，而且我觉得他们也认识我。”即使是军队，也开始着手设计更加多元化的社区，来使驻扎人员更方便地会面。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海里福特村是围绕着一块中央绿地而建的，用一块邮寄区代替了个人邮箱。星巴克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商店都在徒步可达的距离之内。与军队里陈旧的、以军事基地房屋规划为典型的“不深交”政策不同，海里福特村呈现出了多元化，向士兵和军官开放。这与电视节目《军嫂》中所描绘的虚构军事基地十分相像。
营造出能温和地使人们逗留并彼此接触的空间，这一哲学也缓缓流动到了职场中。这也是很好的业务：盖洛普公司的研究人员汤姆·拉斯指出，如果一家企业的物理环境能使员工更方便地进行社交，那么形成团结的工作团队的可能性会增加3倍。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企业鼓励员工们以轻松的方式交往，生产力和利润将会上升，缺勤和工作不满将会下降。比如百思买公司，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总部为5000名员工设立了一个城市广场中心。你无法在每一层都找到咖啡壶。为了喝上早间咖啡，你就不得不到这座大楼里最繁忙的中心地区去，在那里，你还可以在健身房锻炼身体、打排球或者掷飞镖。那里还有美食中心、礼品店、银行、药房、医务室、干洗店以及托儿中心。
职场中的存在空间不一定要花上数百万美元购买设备，起作用的是人们的目的感和参与感。波音公司为它在全球范围内7家分公司的100多个主题的“俱乐部”设立了会议室，这些主题多种多样，从制作葡萄酒、啤酒到练习方块舞。通过将不同群体的人聚集到一个没有压力的社交场合，这些俱乐部在工作场所营造了存在空间。这项政策有效地减少了员工流失，这绝非偶然。重新设计过的办公室、工厂以及重新考虑过的社会政策，都是以促进“员工融入”的方式改善工作场所的部分措施。
“员工融入”这个词暗含的意思是更好地投入工作，但是融入后也会在员工间形成彼此更加随意的、非工作的交流和沟通。
家以外的家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陌生人的到来是很罕见的，在极端情况下，陌生人的出现是为了庆祝活动或者刺杀事件。而千年之后，如社会学家琳·洛夫兰德所说，城市以及更小规模的郊区、城镇已经成为了“陌生人的世界”。当洛夫兰德这位得到承认的“城市名人”重新回到她年轻时生活过的人口只有8000人的小镇后，她去找了童年时期的朋友。她的朋友感慨地说，原来在市中心区走出一个街区，要不停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似乎“怎么走也走不到”目的地，“而现在，我走过整条街道也几乎看不到认识的人。情况真的不同了”。
和格里高利·斯通的个人化商店一样，我们渴望能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中进进出出的认识的人。如果你足够幸运，能生活在一个使每个人都适合在此生活的地区，那么你的身边很可能就环绕着存在空间。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疯狂地进行了城市改造，我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在连邻居都不认识的街区里、在缺少吸引人前来的公园和安全的游乐场所的社区里、在社交不在议事日程上的公司里打发着时光。为了消除“陌生感”，我们要将公共或半公共的地点转变成为“家庭版图”——一个我们认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存在空间。
对托尼·奥鲁姆来说，白母鸡小吃店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所。每天早上7点，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研究场所特性的城市规划学者奥鲁姆会对妻子宣布说，自己要出去喝咖啡。“就在家里冲一杯不是更方便吗？”
妻子经常会满腹狐疑地问。但是，白母鸡小吃店能给她丈夫一些周边地区和家里都给不了他的东西，一种在社区里“为人所知”的方式。当时，奥鲁姆夫妇居住在芝加哥北部湖岸边一座豪华的大房子里，那片地区是一块典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郊区区域。区划管理保证了商业设施和工作场所与居民区分开。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奥鲁姆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汽车里度过的。随着这片地区的人口越来越稠密，并且不断外延，大型购物中心将很多小零售店挤垮了。中心地区的小商店为了消除“陌生感”，我们要将公共或半公共的地点转变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存在空间。
没剩下几家，客流量也所剩无几。当奥鲁姆沿着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小径慢跑或遛他的两条狗时，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在能看到人时，那个过路的人也很少冲他点头示意。飞速驾车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的人们不太打算“留心周边地区的人和事”。这样一来，垃圾桶被踢倒了也没有人扶起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相反，离铁路不远、只能站下几个人的白母鸡小吃店就成了值得人们珍惜的礼貌与联系之岛。在进门时，奥鲁姆会把门撑住，让后面的人进来，而别的人也会这样帮他撑住门。走路明显有点跛的小吃店老板的弟弟鲍里知道，奥鲁姆会装满一杯16盎司的哥伦比亚至尊咖啡，走到柜台前，轮到他时，他会点上一份适合所有季节食用的百吉饼，还有他最喜欢的条状奶酪。奥鲁姆也知道，鲍里总会保证条状奶酪备量充足。现在让我们回到几年前，这两个人在一起谈起过这个问题。每天他们都会检查一下。奥鲁姆会问：“今天有多少，鲍里·”而鲍里则回答说：“哦，差不多1磅吧，但显然卖得有点慢。”奥鲁姆很崇拜鲍里这种庄重、慷慨的实实在在，就好像那次，他给了当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份工作，只因为“那个家伙需要工作和钱”。
奥鲁姆还喜欢和马科混在一起。马科在白母鸡小吃店已经工作好几年了，这位年轻的墨西哥裔移民习惯于递给每位顾客一张1美元的钞票，然后再嘻嘻哈哈地拽回来。这个玩笑总能让奥鲁姆发笑——这是在白母鸡小吃店另外一个可预测的时刻。夏天，奥鲁姆上了一期西班牙语速成课，他和马科一起练习。“我是一个白种犹太人，他是一个黑皮肤的墨西哥裔移民，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了，在我们开始用西班牙语谈话时，几乎就像朋友一样，更像是熟人。”
白母鸡小吃店的这些人不是奥鲁姆请到家中一起休闲娱乐的人。“但他们让我知道，每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当奥鲁姆到中国去研究中国公共空间时，他从中国给鲍里和马科带回了钥匙链。他们也是奥鲁姆社交护航队中的成员——与他非常不同，但对他的生活质量又如此重要。奥鲁姆后来搬到了芝加哥郊区的埃文斯顿，那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简·雅各布斯认可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小规模、密集、适于步行的城镇。
现今奥鲁姆不“需要”白母鸡小吃店了（不过看在往日的交情上，有时他也会到那里去遛遛），因为在埃文斯顿的街道上充满了生活气息，到处都是存在空间。对于我们中那些生活在不够吸引人的地区的人来说，奥鲁姆建议我们要“在早上或晚上环顾四周。在我们的身边，有街道拐角处的小商店、蔬菜店、报刊亭、小酒吧，还有运动场，在这些地方，我们不断丰富对自己身份的感悟和对所处社区的感悟”。
在卡皮餐馆治疗伤心
对于57岁的托比·罗森鲍姆来说，在她的丈夫高中教师杰瑞因肺癌去世之后，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就确实成了挽救了她生命的举措。35年来，这位一笑就有酒窝、热情洋溢的红发女子第一次过上了一个人的生活。她开始出现恐慌发作，并发展成了老年厌食症，这种疾病是常常被忽略的抑郁症的副产品，有时在丧偶者尤其是寡妇身上出现。托比·罗森鲍姆并非一直严格地恪守着作为一个母亲和顾家者的角色。她做了20年卖鞋的售货员，还有10年在百货商店卖珠宝。然而，从她22
岁起，就已经成了罗森鲍姆夫人。可是如今，没有了杰瑞在她身边，她又是谁呢·伴随她的身份一起失去的，还有她进食的欲望。而且，她还是密友中第一个丧偶的。托比·罗森鲍姆不想成为“第五个车轮”，她一再拒绝他人要她去家里做客的邀请。在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后，托比和杰瑞几乎每天都要去餐馆吃饭，可是现在去餐馆更糟糕，因为在那里，“人人都有一个伴儿”。
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托比·罗森鲍姆在情绪上感到安全。她不喜欢待在家里，因为一切事物都能让她想起杰瑞，但她也害怕离开家。“我非常孤独。在家里我不吃东西，我总是有恐慌发作。我害怕自己要得心理疾病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这样在自己家里待下去，我的情况就会更糟。我必须开始做点什么事情来向自己证实，我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
最艰难的一步是走出家门。”
托比·罗森鲍姆选择进入的是卡皮餐馆的大门，这是附近的一家希腊风味的餐馆。“餐馆老板和工作人员并不是完全的陌生人。他们总是能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当我丈夫生病时，他们也知道了，而且非常支持我。他们总是对他说：‘杰瑞，你今天看起来好多了。’”而在杰瑞住院后，托比就不再去卡皮餐馆给他买馅饼了。“当我问‘我欠了你多少钱’时，餐馆老板之一、大个子乔治根本不要我的钱。‘别这样。’他说，‘我们希望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记住了他们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