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交通控制员喜欢用“除了我们造成人员死亡的时候，这就和其他工作一样”来描述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顺利的一天，对飞机起降进行精确监控也是一项压力极大的任务。空中交通控制员的眼睛要紧盯显示器，必须通过耳机与飞行员进行沟通，而另一只自由的耳朵要仔细倾听雷达回波的环境声效，同时又要和一起工作的其他空中交通控制员对话。在较大规模的机场，通常还会有一名主管值班。空中交通控制员必须在刹那间做出决策，他们经常睡眠不足，而且还会有极其悲惨的、往往包括几个晚上甚至几个周末连续工作的时间表。
你会认为，从事如此高风险的职业，不利的工作条件将造成重大损失，而在某种程度上，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实际情况还远不只这些，特别是在你与招人讨厌、奸诈狡猾或心理攻击性很强的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在空中交通控制员因上级或同事感到紧张或与他们发生争执的日子里，不仅他们的情绪状态急转直下，而且还更倾向于躲在家里不出门。而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上述情况下，他们还更容易限制自己的孩子。当然，更繁重的工作任务会导致压力更大的一天，但莱皮迪指出，“人际关系对日常情绪状态的影响甚至更明显。”
莱皮迪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3年，她的研究对象只包括男性空中交通控制员。不过，在今天的空中交通控制员中，有18%是女性，她们不仅同意莱皮迪那违反直觉的结论，还认为，一个讨人厌或能力不足的同事会危及她们将自己工作做好的能力——这是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风险。“繁忙的起降和雷暴都能应付得来。”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的机场工作的查克·艾德姆斯解释说，“你可以与人讨论那些问题，并弄明白下次怎样能做得更好。你还能控制你聚集到同一块地区的飞机数目。如果飞机多得难以控制，你就可以限制起飞的飞机数目。在你评估事态进行得如何时，你可以让任何一架飞机停下来。但是，对于同事，你就不太能控制得了了。那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变量。”
其他空中交通控制员指出，工作状况是一直在变化的，糟糕的天气变成晴空万里、繁忙的星期一之后是比较轻松的星期二……但是，同事是不会变的。和许多高风险职业一样，从事这类工作的人都对自己要求很高，还有完美主义倾向。正如一名空中交通控制员所说：“空中交通控制员都是典型的A型人格。我们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说明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背后会受到很多非议。”
艾德姆斯身体强壮、头发灰白，不到50岁，过去曾在军队任职，和很多有经验的空中交通控制员一样，他们是在1981年里根总统因一次非法罢工解雇11000名空中交通控制员时加入这一行列的。艾德姆斯把这份工作比做待在狐狸洞里。“你要依靠其他人在工作中帮你留心各种情况。如果另一个空中交通控制员在背后对你做了坏事或说了你的坏话，那么你的自信心就被打破了，而且还会产生敌意，这会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头脑中浮现出了某个同事的名字。“他是一个不顾一切地要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在控制室里，我就觉得不安全。我觉得我都不像是我自己了。”艾德姆斯发现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经疲惫不堪。
机场的规模大小，将决定空中交通控制员是在监控飞机起降的控制塔台上工作，还是在一旦飞机降落到距离地面3000多米的高空就开始对飞机进行追踪的地面雷达指挥中心工作。典型情况是，空中交通控制员每2～4人为一组一起工作，有时还会有主管监督他们工作。在工作中，他们没有办法回避不讨人喜欢的同事；每一天，你去哪里，他们也会去哪里。
“你来上班，看到箭头向上指向控制塔台，或者向下指着雷达室，每个人名字的首字母都写在箭头旁边。”在印第安纳州的伊万斯维尔做了20年空中交通控制员的迈克·帕特森解释说，“于是你要么很开心、要么很难过，因为有些人实在很讨厌。”你和他们一起工作很痛苦，通常有1～3个原因：他们人品不好，或者毫无个性，或者是水平不行。帕特森还说，水平不行的空中交通控制员会加重你的工作负荷。“我坐在那里，不光看着我负责的航空区域，还得看着他负责的区域。”帕特森还回忆起了一个尤其可恶、总是在事后批评别人所做决策的主管：“他一点也不尊重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工作中有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回到家后，你就会把狗踢开、冲妻子叫喊，然后再想方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皮迪在自己的研究发现中也提到了“把狗踢开”的现象。）
如果你在研究压力，就像莱皮迪所做的那样，那么男性空中交通控制员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莱皮迪后来又研究了另外一个群体——以低收入、孩子在上幼儿园的工人母亲为主的一个人群。她发现，这些母亲先前在工作中的日常社会交往也与后来对待孩子的态度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在5天的时间里，莱皮迪请这些母亲对关于自己工作负荷的描述进行评级（“我感到几乎没有时间喘息”、“这一天还算节奏比较慢”）。和对待空中交通控制员一样，莱皮迪问了她们每天与同事和上级的交往情况。每个晚上，这些母亲还要完成一份关于自己与孩子互动情况的问卷。幸运的是，莱皮迪还能在某个中心将这些母亲与孩子见面时的情景进行录像，这让她能看到一个心力交瘁的母亲是怎样招呼自己的孩子的。
莱皮迪发现，有抑郁和焦虑情绪的母亲以及呈现出A型行为的母亲受到了繁重工作负荷的影响。但是那些有更好应对技巧的人，在工作要求更为苛刻的情况下却能表现得很好。不过，在4个小组中，没有一个小组能不受社交压力的影响。正如做空中交通控制员的爸爸们容易在遇到社交压力之后限制自己的孩子，一些与同事有过口角的工人妈妈们也会变得对孩子更爱发脾气、更没有耐心。不过，多数人只是逃避。这种“消极外溢”意味着小孩子们在那些日子里也会“更不开心”。
在整个（第4章）中，我们都强调了支持性社会关系可能对健康非常有益。但是反过来也一样：恼人的社会关系可以日复一日地危及我们的幸福安康，特别是在有一个不公正的上级而自己又几乎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在英国，科学家研究了医院、护理之家以及养老院的女性健康护理助理，她们要根据星期几来归不同的上级管理。研究者要求这些助理指出她们对47条陈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例如，“我的上级在做决策前鼓励讨论”以及“我的上级能公正地对待我”等。她们连续3天佩戴能每隔30分钟自动测量血压的便携式血压监测器。结果表明，如果这一天，某个助理与一个相处不是很融洽的上级一起工作，那么她的血压就会明显比与一个她认为很好的上级工作时要高。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在休息的日子里血压就更低了。当然，其他因素比如家庭背景和生活方式，能增大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但是，与上级和领导的紧张关系也会对这有所影响。
小团体、流言蜚语与唐纳德效应
已故演员乔治·卡林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拉里·金：“人们曾经一度很了不起，原因是你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人类这一物种所具有的所有美德、所有潜能，但是一旦人们进入小团体，我就会害怕——哪怕其中只有两个人我也会害怕。他们会说：‘我喜欢鲍勃，但是我看不上他和琳达在一起了。’”卡林因他对人性机智、风趣的即兴评论而知名，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如果普通熟人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交网络中的组成部分，比如在办公室里或社区组织，那么流言蜚语的效应就会放大。如果事实似乎与他们知道的和你情况类似之人的故事相符，比如和你同一性别、同一民族、同一职业的人，那么他们就更容易相信对你的议论（我们中有多少人听了关于律师的笑话会发笑，并在第一次遇到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时会对此人做出评价？），也更容易接受和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和谎言。
想一想这个情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小实验室里，学生志愿者得到了几分钟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对“唐纳德”的书面描述，他们被告知，唐纳德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写作内容中含有唐纳德明显的积极特质（例如，其中一句话表明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和明显的消极特质（比如脾气暴躁的行为），以及关于他的含糊不清的信息（比如既可以被解释为“自信”也可以被解释为“自负”的行为）。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在参加一个沟通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要消化吸收这些书面信息，再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唐纳德，不过不用指名道姓。这样做的目的，或者说是参与实验的学生以为的目的，是要向另外一名自称在参加学校饮食俱乐部活动时认识唐纳德的学生进行描绘，让他们听出来说的就是唐纳德。但事实上，对方学生其实是研究团队中的“托儿”。就在学生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前，研究者已经将这些被试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被告知对方喜欢唐纳德，另外一组被告知对方不喜欢唐纳德。
实验结果也许能让你想起7年级时的社交生活：如果学生提前就被告知某个家伙（托儿）喜欢唐纳德，那么这些学生对唐纳德的描述就好像他们也喜欢他。他们几乎没有提到唐纳德的消极特质，并且给含糊不清的描述赋予了积极含义，例如将他描述为“自信”。但是，如果志愿者认为对方不喜欢唐纳德，他们的描述同样也能反映出听众的看法。他们会把含糊不清的描述反过来解释，唐纳德成了“自负”的人，而且更多地向对方叙述他们所读到的关于唐纳德消极方面的信息。
事实上，我们中的多数人要在“观众”面前表演，并因此有选择地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披露给他们。我们还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观点变化。一个星期之后，当学生被试被问到他们对唐纳德的印象时，他们更容易回忆起他们所说过的关于唐纳德的情况——经过调整的版本，而不是开始时读到的原始信息。实际上他们对唐纳德的感觉也是如此。事实上，说得多了，也就信了。
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中，人们都可以有选择地披露信息，例如，在和一名坚定的自由党人谈话时不提起配偶保守的政治理念。但是，当处在一组重要陌生人之中时，片面的故事通常很容易就被采信了，而附带的结果可能会树立或破坏一个人的声誉。在不经意的谈话中也是这样，与每个人融洽地交流是一种礼貌。在你了解情况之前，还不是很了解唐纳德的人就会跳出来发表观点，使得其他人就不太愿意表达另一种意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唐纳德，而有个人在外面讲你的坏话，那么你最好盼望着当时有熟悉你的人在场支持你，比如一个喜欢你的同事。
结果，斯蒂芬·卡特就把卢克·布里奇斯变成了“唐纳德”。布里奇斯★35岁，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得到了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签了两年合同，薪水诱人，还有机会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部门。布里奇斯直接向CEO汇报工作。在第一次去圣地亚哥的总部出差时，布里奇斯遇到了斯蒂芬·卡特——已经在公司里工作了10年负责销售的副总。
卡特热情地跟布里奇斯打招呼，坚持要两人出去喝一杯。布里奇斯认为45岁的卡特没有架子，是自己的同盟，而副总也没有做什么来打消布里奇斯的看法——起初的时候。
“他谈起自己的情况时非常真诚。”布里奇斯回忆说，“在进公司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媒体行业做过，他曾经为岳父卖窗帘。后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于是他把这事从头到尾详细给我讲了一遍，并和我变得很亲近。在那时，我想，估计他是想和我做朋友吧。但是有时，他会让我感到有点别扭，比如他会在不经意间提起他对妓女有兴趣，或者想让我和他一起去酒吧跟女人搭讪。我不喜欢做那样的事，但是我也不想冒犯他。当他开始问关于我生活的问题时，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到了现在，我才认识到，向我敞开心扉不过是他手段的一部分。”
令人费解的是，友好的副总后来却开始不搭理布里奇斯，不接他的电话，一个星期也不回电子邮件。一次，卡特对年轻的布里奇斯说，他应该首先自己做事，而不是直接给CEO发电子邮件。卡特还坚持要求布里奇斯准备一份“行动计划书”，他们可以在周末讨论。布里奇斯熬夜完成了计划书，卡特却等了一个星期才向他要这份计划书。在电话里，卡特对布里奇斯赞赏有加，对布里奇斯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计划书。
后来，布里奇斯却发现，卡特对CEO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所说的都是反过来的。“斯蒂芬是打算拆我的台啊。”布里奇斯现在认识到，“我感到自己不得不一直看着后视镜。”
显然，卡特是在排挤自己年轻的对手。而不怎么出现在总部办公室的布里奇斯则在无意间成了一个方便的目标。布里奇斯经常出差，与潜在客户会面，要不就主要在家里工作。布里奇斯没有机会“控制”自己的声誉；他不在的时候，卡特就替他来“控制”他的声誉。这里计划一次质疑，那里制造一个谎言，卡特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不喜欢布里奇斯。
作为一名进入公司工作时间比布里奇斯要长的副总，他认识这些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