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衡量谎言的程度，费尔德曼在一所大型州立大学邀请本科学生参加了他的研究。照他对学生们的说法，研究是为了考察人们在遇到以前不认识的人时如何互动。在10分钟的会面之后，研究者问学生他们关于对方的描述是否“准确”——费尔德曼希望避免使用“撒谎”这个更能造成压力的词。他回忆说，在听到指导语之后，“很多实验参与者都本能地表示，他们能肯定自己说的完全准确”。但是，当随后将关于二人会面情景的录像放给实验参与者看时，他们才看到了真相：总体来说，超过60%的参与者至少说了一次谎言，而在短短10分钟内，那些撒了谎的人平均说了两到三次谎。而与“唐纳德”实验类似的是，学生们经常是因为另一个人喜欢某个人才说他们也喜欢这个人。还有一些人说了更大的谎言，比如伪称自己是某个摇滚乐队的明星——这是印象管理的一种极端形式。
这些实验参与者开始相互并不认识，费尔德曼承认，他们也许被“不得不在实验室环境中与一名陌生人聊一段时间这种尴尬情景”所影响了。
他指出，在酒吧、咖啡馆、网络上或者任何人们初次相遇的地点，这样10分钟的谈话都标志着一种泛泛关系的开始。对人没有伤害的谎言能在谈话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是一件好事——而接收谎言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聪明到识破这个谎言的程度。请不要认为是这些参与者太年轻才会说谎，因而面对这些研究发现不屑一顾，费尔德曼和德保罗两位研究者都在年纪较大的人身上发现了几乎相同的撒谎程度。
德保罗使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她请一组学生和一组社区居民在一周的时间里记日记，内容是与家人、好友、其他朋友、认识的人以及陌生人进行的持续10分钟及以上的谈话，将“任何有意的误导，包括非言语的误导”记录下来。大学生每进行3次社会交往就会说一次谎，而年龄在18到71岁之间的社区居民每进行5次持续10分钟（或以上）的谈话就会说一次谎。他们的谎言处于一个从“非常微不足道、不重要”到“非常严重”的连续体中，更多的谎言靠近不严重那一端。人们是计划好要说谎还是本能地说谎的呢·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们还会讲同一个谎言吗·如果不把向亲密的朋友说谎还是向重要陌生人说谎考虑在内，那么人们所讲的大多是没有经过计划的谎言，在说谎时，人们会稍微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事后也几乎不会为此后悔。在10个人中有7个人将会再次说谎。
我们对关系密切的人和重要陌生人说了谎却还能安然无恙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搜索谎言的雷达没有发展得特别完善。在50多个实验室测试中，“接收者”（即听取了谎言的人）被要求判断“发送者”是否撒了谎，多数人的判断都不比通过掷硬币判断得更准确。结果是，即使是经过训练的识别谎言的专家，判断正确率也只有56%。正如一名研究者所总结的，我们在“识别欺骗方面顶多算是不准确”。
德保罗以及其他专家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具有“对事实的偏向”——我们在全社会中都倾向于认为他人所说的内容是事实。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巴菲”粉丝对那些揭穿潘林德的人比对潘林德本人还要不满。我们核心社交圈中那些人所说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相信。“人们在解读配偶的谎言上尤其不擅长，原因是他们对配偶有感情投入。”德保罗说。
但是，这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尽管潘林德对于“青铜夜总会”的成员来说是一个重要陌生人，但他们也和她共度了很多时光。哪怕是一些愤世嫉俗者也有所投入。因此，德保罗指出：“关系在朝着更密切的方向发展。”
艾莉森·比特里斯后来又看到过其他网络社区经历成长的烦恼，她也同意这个观点。起初，网络社区的成员因为发现这里还有与自己感受类似的其他人而非常兴奋，但他们没有看到向他人敞开心扉的风险，防范意识也减弱了。“到那时，我们的唯一体验就是人们告诉我们的都是事实。在网络社区的生活中，出了一个像潘林德那样的人，天堂就消失了。
我们也在这里遇到过差劲的人，但即使是差劲的人也会告诉你他很差劲。
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对方描述的自己与实际情况一点也不符合的人。人们感到与她有紧密的联系。我能感受到共情。我们知道人们会说谎，但是我是以我自己傲慢的方式在思考，怎么就让我陷入了这样一个诡计之中呢·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是很糟糕的感觉，而有些人的反应是不希望看到事实真相。这让他们感觉更糟。这件事动摇了你对人们的信任，如果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你是很难理解的。这对人们的伤害很大。”
误用与断绝关系
很多与重要陌生人的关系变“糟糕”的方式并不是那么戏剧化。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个人主义（即与他人的联系不一定由家庭或组织所规定）的反面是，未来的社交同伴们也有权不与我们交往——或者是我们不与他们交往。摆脱与他人的联系令人不适。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社会关系容易起伏波动。随着时间推移，两个人可以变得相互非常坦诚、亲密，但他们也可能彼此疏远——也许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个体的差异。开始时你受到了某个人的吸引，但后来却可能发现这个人不是你希望与之交往的类型。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因为与重要陌生人“关系破裂”而烦恼。这正是为什么黛娜·卡明斯★在接到一个认识的人特地打来电话宣称她们的“友谊”结束了时如此惊讶的原因。尽管卡明斯喜欢与那名女性见面（她们也不是经常见面），但她从来不觉得对方算是自己的朋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那名女性让卡明斯清楚地知道，她不再希望与自己交往了！
在重要陌生人的关系中也许更容易错过某些信号。由于这种关系一般来说不需要精心维护，所以我们也许不用费心设置界限——直到某个人越界。偶尔和你一起吃午饭的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表达了想和你周末一起看电影的愿望；和你寒暄过的邻居要求你周日和他们一家共进晚餐；和你一起在附近酒馆看比赛的人请你帮他准备会员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超出了你愿意给予的。
当一对同伴中的一方按照某一套没有明说的规则行事，而对方按照另一套规则行事时，亲密关系也会受到损害。但是，心理学家欧文·奥特曼指出，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泛泛的关系中。
“我觉得这相当频繁。人们经常说彼此是‘朋友’或‘有联系’，但他们只是有零零散散的联系——就是你所说的重要陌生人。零散的联系有很多种类型，对于规则，他们也许有一致的看法，也许没有。这与社会渗透理论相符，说的是世界上有的关系亲密性只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也只涉及人的特定部分。从理论上讲，当双方对他们的关系没有共同的定义时，困惑就会产生。”
如果社会关系涉及需要支付费用的服务，那么从一开始就内嵌了不平衡。比如说，你非常喜欢你的女按摩师，因为她有令人宽心的声音和精妙绝伦的手法。尽管她可能也真诚地喜欢你，并在你接受按摩时喜欢和你说话，但她每个月要给50个身体按摩，而且只有在她把按摩床准备好并看到你来了之后才会想起你来。与此类似的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是你心底最深处秘密的守护者，是帮助你走过那段痛苦日子的人。一天中，在你工作的时候，他的声音萦绕在你的脑海之中。你甚至还会梦到他。
但是，他受到职业伦理规定的约束，不能让私人的情感进入治疗关系，因此，尽管你会“爱慕”他，你也只是他“星期一2点要见的来访者”。
督导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欧洲某些类型的督导项目的特点就是“学习伴侣”，双方在理论上都能相互促进彼此的职业发展，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关系通常较为传统：一个有资历的人帮助一个新手了解情况。在督导项目中，相对较新的一个趋势是成为“发展性网络”的一部分，而不是依靠唯一的某个人。但是这个已经得到一些组织支持的观点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智慧的、有进取心的人经常会采取主动，希望能与某个最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人或团队建立联系。劳拉·沃恩德★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当时，沃恩德20岁出头的时候，在一家数据搜索公司工作，就在那时，她认识了中西部地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副总爱丽丝·休顿★。“我的工作就是保证她能从我们公司得到所有她需要的东西。爱丽丝45岁上下，是你崇拜的那种女性，你会想，这就是我希望成为的那一类高级管理人员。她性格开朗、有魅力，带有得克萨斯州白领女性的特点——长发，浓妆。同时她还是一位母亲，对此她也并不觉得辛苦。每年我能见到她两次。如果她来这里，我们通常会一起出去吃午餐，每个月我们会聊一次天。”
这两名女性所谈的内容大多是关于业务的，当沃恩德提出督导项目的话题时，休顿自愿担当了她的督导。尽管她们二人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但她们关系的开始完全和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在她们的第一次电话交谈中，休顿提出了很多适当的问题、给沃恩德布置作业，并帮她设定目标。
“我非常忙，列出要做事情的清单，完成她让我做的每一件事。”在大约8个月的时间里，休顿让沃恩德总是能找得到自己。同时，沃恩德也获得了充分的自信来自己独立创业。“当我离开公司时，爱丽丝似乎很激动、很支持我，但就是从那时起，电话开始逐渐减少了。”沃恩德回忆说，“我试着理解她，并保持耐心。她的业务做得不太好，所以我想，她一定是太忙了。”
沃恩德开始感到，自己就好像“跳下了悬崖”，而曾经许诺要给她提供降落伞的休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已经给她打了两三个电话，然后我开始担心，她会觉得我在跟踪她。她不再回我的电话，后来，我收到了她写来的一封态度非常积极的电子邮件，这才消除了我的忧闷。
这就好像是当你在和一位男士约会时，他却掉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了。而当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就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我给她回了很长的一封信，可后来，我就没有再收到过她的邮件。”
沃恩德最终停止了尝试。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爱丽丝·休顿那一方的故事，但是沃恩德怀疑，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职业上的嫉妒。尽管最初的动机是美好的，但一些指导者会在被指导者开始崛起之后对他们大为不满。沃恩德也承认，她也有做错的地方。“我不应该回那么长的邮件。”
而且，沃恩德补充说，尽管从理论上讲，公司外的督导会更加客观，但“如果她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情况也许就不同了，因为其中会有内嵌的动机。”也许她的督导会有别的想法：“我想她会觉得，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经理人，她应该指导某个像我这样的人，这符合她的形象。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发展，很可能她感到自己从中没有得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