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人之间，亲密性的迅速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
亲密性不是人为的，而是真实、深厚的，很适合我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流动性。暂时的关系将变得丰富而有意义，这将不再是毕生依恋的专利。
——卡尔·罗杰斯
沉默狂欢的反击
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大约2000人聚集在了曼哈顿市中心古老的联合广场公园，其中主要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和大学生。参加集会的人从纽约的城区、郊区以及更远的地方步行或搭乘公交车、地铁来到这里，有些人穿着上街穿的衣服；另一些人的装束看上去像是要去夜总会刷夜。还有一些人，比如那个打扮得像个香蕉的家伙，穿得就像要过万圣节。整个空间充满了期待。突然间，谈话声退去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公园的中央位置，在那里，一名18岁的英国人横跨在乔治·华盛顿青铜塑像的马背上，开始倒数。就在这个时候，正好下午5点28分时，参加狂欢的人们打开了他们的MP3播放器，开始跳舞，给“随心所欲”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个例子中，“随心所欲”的是你的播放列表。不过，这些旋转着、扭动着、挥动拳头的狂欢者们也感到了彼此间紧密的联系。
拿着表的年轻人名叫乔尼·韦森，是预科学校的一名交换学生，在伦敦他就参加过类似的沉默狂欢。他通过Facebook发起了纽约版本的BYO音乐活动，希望朋友也告诉他们的朋友，再告诉朋友的朋友：“想象一下想怎么跳舞就怎么跳的纯粹自由吧，”他写道，“伴随着各种你心中的音乐，不管是奥兹·奥斯本还是‘公正世界’（Justice），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韦森向Facebook上的成员保证，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朋克、哥特摇滚乐爱好者、锐舞客、乐坛新人、宅人、通勤上班族、青少年、退休人士、商务人员、音乐家、大学生运动员、怪人、老师、学生、基督徒、犹太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上东区居民和科尼岛的居民；这次活动为每一位想要跳舞和体验精彩时刻的人而准备！
像这次沉默狂欢这样，通过社交网站、电子邮件、手机和短信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属于“智能行动族”的范畴。这个概念是由互联网观察家霍华德·雷恩高德在几年前提出的，他曾预见性地称其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或几个人发起了行动，但他们并不把自己当成领导者。有些智能行动族是受到了像韦森这样有个好玩点子的自由人士的启发，其他还有一些是被“爱开玩笑的人”的组织所影响。参加者起初是陌生人，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有力的集体。行动内容也许是做一个政治声明、将公共空间转换成大众休闲场所，或者是进行一次无害的胡闹。
比如那一次，111名不穿衬衫、身材也不是特别好的男人冲进了A&F专卖店，这对这家服装公司广告中展示的裸露上身的魅力男性是一次微妙的取笑。“我们也许对参与其中没有多大兴趣，”雷恩高德在2002年对一名记者说，“但是如今那些17岁的年轻人有兴趣。”他说的简直太对了。
尤娜·肖格内西当时是一名中学三年级学生，对于自己没能参加在联合广场公园举行的第一次沉默狂欢，她很是“生气”。她所在教堂的青年组织曾经租了一辆大巴去见当时正在纽约参观访问的教皇本尼迪克特17世。肖格内西（作者在Facebook上随机选取的一名青少年）就读的是斯塔滕岛技术学校，这是纽约的一所比较有宗教意味、竞争较为激烈的中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肖格内西简单地归类。肖格内西喜欢结识新朋友，并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做无拘无束的事”。她还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那年是申请大学最紧张的阶段（她申请的几乎都是常春藤盟校），肖格内西的课业负担很重，并感到精神“高度紧张”。她已经错过了在联合广场公园举行的枕头大战和在时代广场举行的泡泡大战。于是，在那个夏天，过完17岁生日之后不久，当肖格内西看到关于8月17日“沉默狂欢的反击”宣传时，她知道，自己一定要去参加。
乍一看，沉默狂欢似乎体现了我们对于科技对年轻人的影响最深的恐惧。但是，这样的活动既不沉默，也不疏离。一个女孩拿着一块上面写了“你的iPod里有什么歌”的破冰标牌走来走去——这是“你的记号是什么”在2008年的化身。几个人携带着写了提供“自由拥抱”的海报。
当肖格内西的朋友电池没电之后，其他的舞者和她分享了自己的耳机。
一支跳着康茄舞、成员位置不固定的队伍摇摇摆摆地穿过人群。即使是在舞者们快速移动或变换位置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拿出自己的手机或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身着亮闪闪的黑色无袖低腰裙的肖格内西曾一度闯入了一个“坑道”——舞者组成的圆圈，并开始伴着“ReelBigFish”
乐队的歌曲跳舞。“他们是一个斯卡乐队。”肖格内西对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访谈者详细描述说，“舞蹈动作就是来回扭动。”之后，她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自己的形象，看上去很像iPod的广告。
真的，那天晚上，在联合广场公园听不到音乐声，但是友好的交谈和欢笑声划破了夜空。尽管“狂欢”这个词一般来说代表着疯狂的行为，每个人都会喝醉，或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沉默狂欢并非如此。“我认识的一个人以前在参加活动时吸大麻了，但是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活动本身就足以让人很兴奋。”肖格内西说，“而且这次活动还很有社交意义。我跳舞了，但是在我们听别人的播放列表或者至少是当我坐在旁边休息时，我还和很多人说话了。组织这次活动的人决定了活动的调子。他们要求你爱护这个公园，并且要在活动结束后把现场打扫干净，而人们就是这么做的。”参加者的身份多种多样，这正是乔尼·韦森所希望的——来参加狂欢的人具有各种你所能想到的身份。也许这是这一代人的伍斯托克音乐会，但是没有人需要痛苦艰辛地长途跋涉，没有人被逮捕。唯一的目标就是使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欢乐。
新的英雄
如果说，世上有哪类人的生活和习惯能提示我们重要陌生人之未来如何，那就是千禧年一代——像尤娜·肖格内西那样的年轻人。根据曾详细研究过代际改变循环模式的历史学家尼尔·豪以及已故的威廉姆·施特劳斯的观点，与他们之前的那些年轻人相比，比如叛逆的婴儿潮时期出生者以及爱抱怨的X一代，千禧年一代将反驳每个新一代都“比上一代人彼此更疏远、更可能存在风险”的假设。他们坚持说，千禧年一代出生在1982年到2005年之间（其他来源对千禧年一代的定义略有不同），他们将更少地受到自我的推动，更多地指向团队合作；不太倾向于高风险的行为，更倾向于表现良好。到了最后，他们将成为我们的下一批“英雄”，在祖父母从“英雄”的角色中退出后，他们将填补祖父母留下的空缺。
也许这是一个高傲的预想，但是关于千禧年一代的选举习惯和政治觉悟的研究也支持他们的推测。历史学家指出，塑造每一代人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见证过的公共事件。当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倒塌在火焰之中时，年龄最大的千禧年一代也几乎还没有高中毕业。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将可能的“美国公民生活的重生”归功于这些年轻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就好像珍珠港事件促成了热心公益事业的‘最伟大一代’，‘9·11’事件也许最后能促成更加投入于公民事务的一代年轻人的产生。”
至于千禧年一代的社交生活，这些年龄从4岁到26岁（使用尼尔·豪和威廉姆·施特劳斯的说法）的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空前的相互依存性。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出生之时起，就一直在上幼儿园、一直和其他人在一起玩耍。那些已经长到10几近20岁的年轻人与他们的朋友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父母保持着亲近的关系——就算在地理上不近，在情感上也是亲近的。
千禧年一代是“超级”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人担心，他们已经过度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不记得没有电脑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他们来说，数字世界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社交空间的延伸。一旦他们长大到能够阅读，他们就会使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工具；然后就是短信、微博，浏览彼此的主页，看看各自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正是尼尔·豪和威廉姆·施特劳斯对他们的描述：千禧年一代期望与同伴有不间断的沟通。
千禧年一代在网络之外的生活也是呼朋唤友。他们结伴出游、集体约会，意识到了社交护航队的力量。一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最近观察到：“通过同心圆般的朋友圈，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希望能让自己的约会生活模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结识他人的方式。”
很多研究社交网络的学者怀疑，“数字网络”代表了我们有关未来的重要一方面，给了我们获取信息的通路，以及通过共同的兴趣和目标集合在一起的能力。千禧年一代有时也被称为互联网一代，他们已经存在于世了。事实上，千禧年一代中年龄最大的那些成员正在推动未来的发展。2003年的时候，当马克·扎克伯格建立他的第一个社交网站Facebook的前身时，他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26岁的丹尼尔·奥兹特和25岁的艾德姆·萨奇斯创立了Igniter.com网站，使一群20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和筹划集体约会。23岁的乔丹·戈德曼最近正在为Unigo.com网站吸纳资金，这是一个由学生成立的大学指南网站。在规划阶段，他的核心团队由高中学生组成；现在，这个网站已经成立并运行了，在他手下的25名员工中，多数人都比他还年轻。
与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相比，千禧年一代能通过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由于沉默狂欢能扩展他们的社交范围，因此自然会吸引他们。
千禧年一代感到，当他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时，就能加速社会变革的进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出生在各种不同的解放运动之后，出生在一个见证了民族和种族多样性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个趋势注定将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他们看着时常表现各种风格、不同特点人物的电视节目长大（或正在长大）。他们自己的家庭，有很多是非传统的家庭。有些人生活在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家庭中，或者父亲和母亲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具有不同的种族。还有一些是移民家庭的后代，必须适应两种不同的文化，这被古巴裔美国人恰如其分地描述为“连字符中的生活”。可以证明的是，很多千禧年一代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巴拉克·奥巴马，是因为奥巴马与过去两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都不同，他的背景及雄辩成为了模糊种族之间界线的典范。奥巴马还为千禧年一代提供了社交网络化的工具，并相信他们的网络忠诚度（以及金钱）将转化为网络之外的行动。照一名有经验的活动组织者的话说，奥巴马给了千禧年一代“台面旁的座位，并允许他们成为玩家”。
不可否认的是，千禧年一代是刚刚走上台面的新人，与之前的各代人相比，他们在社交上不太保守——佩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在2007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976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平均只赞同2.4%的保守价值观。这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你依然能找到一些坚定的政治保守者，比如尤娜·肖格内西就读中学里那个“坚信自己某一天将成为总统”的年轻共和党员。在他们中间也有顽固的盲从者，以及通过泡在一起、排斥他人来使自己远离偏见的那些孩子组成的小团体。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农村或贫困地区的孩子往往无法和比他们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同龄人拥有同样多的渠道。但是从整体来看，而且当然是要通过互联网，千禧年一代拥有空前的机会来围绕文化兴趣和生活选择等因素建立联系，现在这些因素是不在以往的划分因素如种族、宗教或民族之内的，或者说，可能原来的这些因素干脆已经被取代了。
将自己描述为“100%的韩国人”的尤娜·肖格内西，是一名收养的孩子，爱尔兰裔的父亲是电脑程序员，韩裔的母亲在尤娜童年时期一直在做药剂师。肖格内西就读的学校和斯塔滕岛一样，多数都是白人，但是通过肖格内西在Facebook上的个人主页可以看到，她的社交护航队非常多元化。“我的社会关系以个性为基础，”她解释说，“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肖格内西在罗得岛参加了一个布朗大学组织的暑期项目，她上了“学术文章写作班”，还在击剑训练营待了一个星期，期间她又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如果专家们是对的，那么，肖格内西的“多元文化能力”恰恰就是她需要在未来着力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