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也从不忽视文明礼貌。因为礼貌是人类社会调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促进人际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与他人有效沟通、和睦相处的必备条件。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遵循礼规，礼貌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此方面，中国古人积累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经验之谈，直至今天，这些经验仍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与人为善
中国古人提倡和他人相处应把善放在首位。这里所说的“善”，不是巧言令色，也不是空具形式的繁文缛节，而是出自内心的诚意，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情感。《礼记·曲礼上》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只是表面上恭敬热情，而内心虚伪，或者仅仅内心尊重敬爱，而不表现出来，都是不够的。应该“内”与“外”结合起来，做到表里一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进而实现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尊重他人，就要做到平等待人，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因他人社会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只对处于社会上层的人表示礼敬，以势力取人，以利益交人，其实是小人所为。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孔子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孔子看见穿丧服、戴礼帽穿礼服的人和盲人。相见时，即使这些人年轻，孔子也必定会站起来。行过别人面前时，一定快步走过，以表示对他人的敬意。
古人尊敬他人的方法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古人认为“尊人”就要尊重他人的意愿，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体谅他人的难处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尊人”还应做到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不要强求别人去做，如果他人不喜欢某件东西，不要强求他人接受。古人云：“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与人交往中，幽默与善意的玩笑往往给人带来轻松和快乐，但决不能以此为乐，戏弄他人。拿别人姓名开玩笑，或给人起不雅的绰号，都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对此种行为十分气愤，曾说：“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相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
（二）礼尚往来
《礼记·曲礼上》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尚往来的意思是说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接受他人的好意，必须报以同样的礼敬。它是礼貌待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坚持这一准则，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好地交往，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
要做到礼尚往来，应具有一颗感恩的心。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古人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忘恩负义更伤仁德。孔子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可见，以德报德、受恩必报是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要求。当然，往来之礼也应适度，并非越多越好。因为送礼的本意是为了表达受恩者的感激尊敬之意，礼轻情意重，重要的是情意。正如《庄子·山木》篇所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四、容仪有整
仪表、仪态是一个人文明修养程度的重要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学业的进步和道德的提高。我国古代思想家曾经拿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类比，指出：禽兽如果没有了皮毛，就不能成为禽兽；人如果失去了仪礼，就不能成为人了。
古人对仪表、仪态的要求十分繁琐，但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衣着打扮
《弟子规》要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时至今日，这些规范对现代人的生活仍具有指导意义。帽正纽结，鞋袜紧切，这是个人仪表的基本要求，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基本礼节。如果一个人衣冠不整，鞋袜不正，通常会引起他人的反感甚至厌恶，从而不愿意亲近此人。当然，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应考虑自己的职业、年龄、容貌特征、生活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生活习俗等因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恰当的选择。一味浓妆艳抹，只会给人矫揉造作之感，适得其反。
（二）行为举止
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是因为，庄重是保持威严的前提条件，没有庄重就没有威严。否则，即使学习了，也不能得到巩固。具体说来，行为举止要做到“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也就是站姿要端正，坐姿要稳，行动要麻利，睡觉时应侧身而卧。在公共场所，举止不可轻浮，不可轻佻，应该庄重、大方、谨慎而又从容，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做，自己的行为才能处处合乎礼仪规范的要求。
（三）言语辞令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人们思想、道德和知识文化修养的反映。古人认为诚恳地修饰言辞是立业的根基，曾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人提倡要“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巧言令色，是不可能得到他人的信任的。古人还告诫人们要慎言。古人认为，上天生人，于舌头上下两排牙齿紧密围裹，又在外面包一层厚厚的嘴唇，就是为了要人们说话小心、谨慎。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并非要求人们少言少语，而是提醒人们说话要看具体情景，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所讲内容是我国传统礼仪规范中的精华。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古人关于仪态、仪表的一些要求和规定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可以体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种优雅得体的仪表有利于个人获得他人的尊重，也可为社会文明增色添彩。
礼仪在促进社会文明进程方面起着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一般说来，社会上遵从文明礼仪的人越多，个人的生活就越幸福，这个社会就越和谐、稳定。而社会和谐、稳定，就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统的文明礼仪中存在着许多对于今天仍有意义的积极因素，我们应对其加以继承和发扬，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修养。
案例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