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二、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三、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四、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五、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六、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七、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