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剧团签约都是签一年的，这里剧团很多的，光是缙云一个县就有30多个剧团，我们武义县可能有十个左右，有些村里的庙建好或进新房或是家里人过生日，特别是一些老人的寿辰等就会请剧团来热闹热闹。请一次可能也要好几万，你想一下，就我们演出最少也要一万五左右，还要造一个台，请那些专门造戏台的人，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还有请亲戚朋友，还有烟花炮竹啊，等等这些，最少也要花两三万块钱。我们在义乌演戏时，那家放鞭炮就花去6万多块钱，在义乌演戏不是很多，但费用是最高的。至于到哪里去演，那也要适合那个地方人的口味的，比如说有些地方的人喜欢看悲一点的，有些地方的人喜欢看热闹一点的，总体来说要看各个地方和剧团的适应，演员的阵容等方面。一个剧团大概要排三十多个剧种，就像电视剧一样，一个片一个片的排。我们首先把会演的剧种列一个单子给村里，由他们来选演哪个。
我一年走一个剧团，到现在已经走了七八个团了。工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每年7月份出去排戏，演到明年3月底，共9个月时间就发我们8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9个月，那多演一天就要多给一天钱，如果我们演了两个月就放假，那也得给我们8个月工资。我现在每个月有3500元，我老婆是3000元，我爸爸是1500元。
我家在山上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后来我读职高，学的就是婺剧，当时村里像我这样读书的人不多，大概6个吧，他们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去了。我读职高毕业以后就干这类工作了，当时是有剧团的老板来找我，后来也都是老板主动来找，我们基本上不用去找老板的，因为搞这行的都是知道的，老板看过你表演以后，如果他想要你的话，他就会想办法跟你联系的，经常是到我家里来找我的。如果我家现在还在山上的话，我应该也是会走剧团的，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学这个了，但是生活条件肯定不比现在好，因为山里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通，连电话都没有，信息完全被阻塞的。在山上很多方面都无法与现在比的，像这种房子是绝对没有吧，应该是那种泥土房，更别说其他的生活条件了。
像刘孙俭家这样以婺剧表演赚钱的人家在村里并不多，毕竟这是一门艺术，要拿得出来还得有一定的功底，所以他的家庭是非常特殊的，收入也是比较高。在访谈中刘昌荣说一般都是老板主动到家里请他们去演，假如是住在山上，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在山上时村里也有自己的“婺剧队”，有一个戏台，农闲就组队排练，由村里人自导自演，每年有一两次演出，仅供村里人娱乐。下山后再也没表演过，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全村花一万多元钱请民间婺剧团到村里表演。可见，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够花高价享受民间艺术。虽然婺剧表演很赚钱，但绝大数村民没有这种演技，只能依靠别的途径赚钱。这些人更多的选择进厂工作，如村里的刘海洋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
个案4扑克厂的夫妻档——采访刘海洋夫妇
十几年前还在山上时，我们夫妻俩就进了钩鱼牌扑克厂，我们到扑克厂工作是别人介绍去的，那时候进厂里工作是很难很难进的，是我老婆的表兄在那里当总经理，我们才能进去，别人都进不去。下山后有一年董春法带电视台到我们厂里拍一部电视，我和我老婆在那个厂，他们是要来拍我们夫妻俩，拍有关下山脱贫的，我们之前不知道，厂长也不知道，董春法跟他说后，他后来就知道了，那些人要和我俩合影，要拍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情况，当时就我们夫妻俩在那里。到后来那个厂长很高兴，他是有话说的，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些下山脱贫的人，我的扑克销到东南亚等等。”后来在浙江二台播出，他就相当于做了广告。到后来我就不干了，去了表兄自己开的一家扑克厂干，现在我也不在那里干了，在要巨企业有限公司。以前在钓鱼扑克厂的待遇很好，现在因为厂多了，所以待遇没以前这么好。我现在在的这家公司很大，在王宅镇过去一点，是一条龙生产，有造纸、扑克、箱子等。
我的工作是按件算钱，做得快收入就高。我就是把扑克放到机器上，然后开机器，机器切好扑克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再放上去，就是这样循环。每个人每天做的量都不同，而且上班的时间也不统一，有些去得早一些，有些去得迟一些，再有些人晚上加班，有些不去加班，都是自己定的。我们早上五点半就开门了，那些外地人很早就去了，下午想做到五点半或六点半都可。每个环节有十几个人，有些机器24小时都有人在上班，每个人做了多少，都是自己记的，我们一般都是老实人，当然也有人会多写，那些小人肯定也有。月底会有人查的，如果多几块钱，别人也不会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的。
进厂工作比在山上种田好多了。现在我家的田都不种了，给别人种。那个活吃不消了，现在种不种也无所谓了，一袋米70块钱，够吃一月了，两个人一天干下来也可以买下了。
从个案4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海洋夫妇通过多年进厂打工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生活比较富裕，下山分到的1．5亩田也已经不再种植，宁可买米吃。可见，对他们来说，进厂打工要比种田划算得多，但想想刚下山那几年由于生活还比较贫困，1．5亩的田也是不舍得给别人种的。村里像刘海洋夫妇这样进厂打工的人数最多，他们工作的单位有林业公司、链条厂、文具厂、扑克厂、锁厂、保温杯厂、剪刀厂、图钉厂、电镀厂等，这些工厂基本都在村子附近，村民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村里从事苦力活的人数也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四五十岁没有文化和技术的男子，这部分人主要在砖瓦场、建筑工地、公路段等地方工作，比较辛苦，但收入也还不错，现在每天至少有60元的收入，多的时候每天可以拿到上百元；此外，村里还有些人凭着一门技术当起电工、修车工、泥水工等；有些人买面包车搞起货运生意；有人开商店做生意，村里就有一户人家到温州开超市，有两户在村里开商店，有3个人搞流动生意，每天用一辆机动三轮车拉着货物到各个乡镇的集市上赶集；有8户人家买有制茶机，每年有两个月搞茶叶加工，单这块就能赚上一两万元；妇女们外出打工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在家做些来料加工，如加工扣子、耳环、收纳袋、瓣豆子及做一些体育休闲用品等，这些活相对比较轻松，收入不算高，加工扣子一个月大概有700～800元的收入，加工耳环的收入比较少，做好一斤才4元，而且是比较细的活，通常都是一些老人或小孩闲着时才拿出来做做，打发时间；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村民，他们没有技术无法进厂打工，也没有体力去做苦力，只能干些地里的农活，如果身体还好，他们会承包别人的田来种，小孩有空也会帮忙，如果身体不太好，种一点自家的田和地就行了。虽然村里有近1/3的家庭承包别家的田来种，但并不表明有1/3的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农业，其实每个家庭的收入来源都是多方面的，当某些季节外面没工打时，有部分人就会回归农业，如砖瓦厂的工人在雨节时就没有工作可做了，那时候只能在家里务农。而且现在种田都是机械化，拖拉机可以开到田头，收割机也是柴油收割机，承包田多的家庭一般都是请人来种，请人收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要是与山上比起来，山下种10亩田都没有山上种1亩田这么辛苦。通过上述的例子，似乎让笔者看到了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在山下过着和谐而安定的生活。
二、富得快：“贫农”变“富农”
1．思想观念大改变
下山搬迁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改变，通过搬迁，新九龙山村村民在负债建设家园的压力下，在与平原地区群众对比中，促进了观念的改变，激发出更大的拼搏精神和创业斗志。下山前，节衣缩食、量入为出、听天由命、知足常乐是他们典型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和方式严重制约着村民脱贫致富，也阻碍了山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下山后，一是借债建房的经济状况，迫使他们抛弃“量入为出”“无债一身轻”的观念，树立市场意识，从山头、田头、栏头转向码头街头，想方设法依靠经商、办厂、打工等寻找创收门路。二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环境，促使他们设法加快生活节奏，勉励自己跟上时代潮流，逐步树立起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生活品位的现代生活理念。三是生产条件的改善促进村民生产观念的改变，以前锄头、扁担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靠山吃山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只是为吃饱穿暖，把精力仅仅投入在维持生计上，现在则设法通过租田、包地，走集约化经营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效益农业。
交通方便和与外界交往的增加，是促进下山农民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原先在山头上是死守一方贫土，一年辛劳为的是填饱肚子，别的不会去想，也不敢想。现在条件变了，信息灵了，头脑活了，农民不再满足于田间做做吃吃过日子，而通过办厂、经商或打工等方式多赚钱，快致富。用董主任的话说就是：“下山后，他们的脑袋像换了一个似的。”对于思想观念的变化，村民刘昌荣认为下山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我家下山以后对我影响应该蛮大，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读小学、初中都是很调皮，读书的成绩一直很差，下来以后，有时候连上学的车费，或者是零用钱都没有，于是思想就完全转变了，想着要让家里的条件变得好一点，开始认真地读书。我曾经从这里到武义读书是骑自行车的，要2个多小时才到，那时候没有车费，就觉得钱重要，所以就一心要学好，想着学好以后就好赚钱了。下来以后，接触的人和环境都是不同的，而在山上每天接触的人都是本村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文化的人，只知道在田里干活，其他什么都不懂。而山下都是和城市里的人打交道比较多，特别像我们这一行的都是往那些比较富有的义乌、永康等地跑，与有钱人打交道比较多，参加演出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
在山上，电视一般是收不到的，收到的也就一两个台，而且还是看不清的，广播基本上也收不到，在这种既看不到清晰的电视节目，也收不到电台广播的情况下，村民的思想要更新是很难的，每天也只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此外，村里人还存在别一种观念，他们担心到外面去打工会非常累，在山上就不一样了，反正活一天算一天，自己愿意去干就干，不愿意去干就在家里躺着，或坐着，反正最低的生活标准还能过得去，就算吃吃玉米、地瓜、土豆、黄豆等也能过得去，也就是那么回事。再则在山上很多大龄青年都娶不到老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也算是好事，这样他们肩上没有负担，没有责任，不需要自己养家糊口，想干活就干活，不想干活还可以出去玩或在家休息，穷就穷点，反正自己能过一天是一天。这样一种观念在山上的光棍汉中并不少见，也使这些人逐渐变成了懒汉。由光棍汉变成了懒汉。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村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近80%的人无法用普通话与笔者进行交流，这些人多数是文盲，过去在山上很少与外界接触，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从未到过县城。刘村长告诉笔者：“下山后，由于经常有考察团到这里参观，加上村里来了几个外省媳妇，在几年的接触与交流中，一些原来听不懂普通话的村民，现在也能跟外人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了。如果没有下山，村里现在起码有30%的人连一句普通话都听不懂。”的确，当笔者面对村里60年岁以上的老人时，他们是听不懂普通话的，而对于45～60岁的中老年人时，他们能听懂一些普通话，但交流起来还是非常困难。总的来说，下山后的11年时间里，村民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思想也开放了很多，面对外来人不再感到羞涩或害怕，敢于用很不正宗的普通话与外来人交谈，就算一句话里只有一个词是用普通话说出来的，也照样大大方方的、面带微笑的与外人说话。这要是在山上，一定会转头就走，不理睬外来人。老支书邓书记说：“虽然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一直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相比，一些人在礼节方面还是差一些。”记得董主任也曾跟笔者谈过有关村民下山后思想观念改变的例子：
像这种啊，最大的改变实际上还是观念改变，脑袋都换了一个。这么致富门路多了，其他的东西跟着观念改变，致富门路加大，一步一步上来，好起来了。就拿我们陈东新村来说，这个村里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叫卡山，一个张坑，卡山的人全部都下山，一个都不留，张坑的人一个都不下，后来我们再上去动员，就有一部分人下山，一部分就留在那个山上不肯下来，现在看到陈东新村要比张坑好几十倍几百倍，而他们现在还是要爬山，还有十几户在山上，当时我们动员他们下山，他们不肯下，年纪大的有，年纪轻的也有，当时还说：“你们下去致富好了，我们就在山上穷了，以后你们富了，房子里放不下，门口满着去，我们也不要。”他们就是说你们再富，我们也不眼红。这就说明一种观念落后。那些下了山的村民，脑袋都换了一个，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下山以后一定要讲到观念变了，像金桥村，他离城里很近的，自行车骑半个小时也就到了，很多人开始是自行车上面放两个篮子，用绳子吊起来，大棚蔬菜放在里面，再运到菜市场去卖，开始男同志不愿去卖，好像卖菜是件很丢脸的活，脸皮过不去，叫老婆去卖，老婆也是不喜欢去的，结果两个人吵起架来。再后来，也变得不是太难为情了，好像卖菜也不是难为情的事情了。这也因为观念发生改变后心态也就改变了。
九龙山村搬迁下山后，经济发展了，环境优化了，离集镇近了，信息灵了，离工厂近了，就业机会多了，致富门路也宽了。同时，村民搬迁后，建房、购置现代家电、家具、交通工具等生活用品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需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一方面刺激了内需，另一方面，使搬迁户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债压力，迫使农民改变了“量入为出”“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促动他们想方设法参与市场，树立市场意识，从山头、田头、栏头转向码头、街头，依靠经商、办厂、打工等来赚钱。
2．生产方式由单一变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