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道修成后，雍正在《御制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碑文》称颂云：“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凡正供输将，匪颁诏糈，由通州达京师者，悉遵是路。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辅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者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至都会，而水陆之冲逵也。虽平治之令以时举行，而轮蹄经涉，岁月滋久，地势渐洼；又时雨既降，积雪初融之后，停注泥淖，有一车之蹶需数十人之力以资牵挽者矣。朕心轸念，爰命所司相度鸠工，起洼为高，修建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馀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经始于雍正七年八月，至雍正八年五月告竣。……是役也，远师古圣王之良法美意，而斟酌久远，一劳永逸，良用欣慰。庶使遵是路者瞻周道之荡平正直，咸庆同轨之盛治焉。爰志其岁月而勒诸石云。”
雍正所言不虚。这条石道的修建，不仅解决了以前土路的不便，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从通州到朝阳门的陆路运输，而且对运河的运输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如乾隆曾说：
“直省漕艘估舶，帆樯数千里，经天津北上，至潞城(通州)而止，是为外河。引玉泉之水，由京师汇大通桥，东流以达于潞，用以转运者，是为内河。然外阔内狭，故自太仓官廪兵糈暨廛市南北百货，或舍舟遵陆，径趋朝阳门。以舟缓而车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其间轮蹄络织，曳挽邪许，灌声彻昕夕不休，故常以四十里之道备水陆要冲。”
后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重修此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乾隆提出“毋节帑，毋狭材”的指导原则，不仅将原路的大部分铺石都更换掉，而且还延长了一千余丈。
(二)西南孔道的土改石
西南孔道位于广宁门外，经莲花河直通卢沟桥，是西南方向从陆路出入京城的唯一通道，也即“京郑路”的卢沟桥以东部分。清朝时，18省所隶官员朝觐天子、工贾往来莫不遵路于此。这条路一直是土路，到了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修建清西陵，他下令从广宁门到宛平城修筑石板路。
西南孔道的土改石工程于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完成。修成后，雍正撰写了《广安门新修石道碑文》，称：“……京师为四方会归、万国朝宗之地。我国家幅员广大，文轨所同，廓于无外。梯山航海者，联镳接轸，络绎而交驰，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门外通逵，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即降，潦水停注，则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悯之。乃命奉宸苑相度修治，自广宁门至小井村，长一千五百丈，皆填洼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二丈。凡费户部帑金八万两。工既竣，司役之臣请纪其事。朕宵衣旰食，勤求治理，凡可以济人利物者，惟恐智虑之未周，而施行之不力。念兹国门之外，辅辏之衢，稽于经籍，王政所重，宜以时修治，且期坚固永久，使仕宦商旅，车马往来，胥游于平直之路，朕心慰焉。爰濡笔而纪之……”30年之后，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月，又重修此路。这次重修工程比雍正创建时要大，不仅延长道路，而且工程质量高，石料“易砾以整，物备用良”，要求路面“无坎无垤”。乾隆《御制重修广宁门石道碑文》记录了这次工程的前后经过。其碑云：“广宁门在京城西南隅，为外郛七门之一。然天下十八省所隶以朝觐、谒选、计偕、工贾来者，莫不遵路于兹。又当国家戎索益恢，悉荒缴别部数万里辐辏内属，其北路则径达安定、德胜诸门，而迤西接轫联镳，率由缘边腹地会涿郡，渡卢沟而来，则是门为中外孔道，尤不与他等。乾隆丁丑(二十二年)十月，敕所司重修石道以利行者，至庚辰(二十五年)七月乃竣。于是上溯我皇考命工创建时，逮今30年矣。兹役也，因旧址修筑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崇先制，诏后来，不可以无纪也……”
(三)巨石铺砌的圆明园御道
在清朝统治的268年间，统治阶级为满足自己享受的需要，大规模地开发了北京西北郊的园林风景区——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西北郊“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是康熙至乾隆年间集中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精心营建的皇家离宫。
特别是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实为北京皇宫外的另一处皇宫和朝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经常在这里起居和听政。清末慈禧太后又以颐和园为宫外宫。所以，由京城出西直门经高梁桥、海淀到西郊园林的御道皆以巨石铺砌，绝无坑洼颠簸、泥淖陷足之虞。在北京近郊的诸多道路中，此路最为重要。
据《日下旧闻考》载：“(西直)门外修治石道，西北至圆明园二十里。”这条“每岁圣驾自宫诣园”的御道两旁也按规定栽种了大量树木。如雍正二年(1724年)谕旨规定：“自西直门、德胜门至畅春园，沿途皆着种柳，岔道亦着栽种。”雍正四年(1726年)，西直门至畅春园，栽柳九千二百九十七株。
清朝的北京城内外基本上都是土路，广宁门外、朝阳门外和西直门外这3条平整坚固的石道的修筑，其意义可见一斑。
二、新修道路
除了上述土路铺石改造外，清朝在京师还扩展或新修了一些重要的土道。例如，雍正四年(1726年)查勘修整了自右安门外至草场南的土道。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有谕旨称：
“近来朝阳、广宁等门普修石道，官民均为便利。惟德胜门外至清河一带，地势低洼，一遇大雨泥泞，车马往来不便，物价较昂，未必不由于此。”因而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选派贤能司员，修治土道。二十九年(1764年)，自新庄至土城、德胜门至清河一带，新开大道竣工，道旁柳株成行，行旅辐辏。
在这个时期完工的还有阜成门外新开大道。
（第四节）对外陆路交通的发展
清朝前期，北京对外交通得到发展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通往清东陵、清西陵及承德地区的3条皇家御道的修筑；二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的驿道——官马大道的完善；三是通往蒙古地区驿道的恢复。
一、皇家御道的修筑
清朝时，出京的皇家御道共有3条。第一条，出北京朝阳门，东经通州、三河、蓟州，到遵化州昌瑞山清东陵。这条道称东道，为清帝展谒东陵銮辇经行之路。在这条御道上，于三河县燕郊、蓟州白涧庄、桃花山桃花山寺、葛山隆福寺、遵化州马兰峪等地，皆建有行宫。
第二条，出广宁门，西南经良乡、房山、涿州、涞水，达易州泰宁山清西陵。这条路称西道，为清帝展谒西陵銮辇经行之路。这条御道上，于卢沟桥龙王庙、良乡县黄辛庄、房山县半壁店、涞水县秋澜、易州梁各庄等地，皆建行宫。
第三条，出东直门，经顺义、怀柔、密云、滦平，达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这条路又称北道，实际上是原京承路，为清帝每年巡幸热河山庄和秋去围场打猎时銮辇往返之路。
在这条御道上，于顺义县三家店、怀柔县祗园寺等地也建有行宫。
这些御道大都修的宽阔平整，中间一般只许皇帝銮辇通行，商旅平民的车马牲畜和往来行人只能走两边。
二、官马大道的完善
清朝称驿道为官马大道、官马支路，共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的官马大道；第二等、第三等属官马支路，分别是自各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的驿道和各地重要城市通往下面各市镇的驿道，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完备的道路交通网络。
清朝由北京辐射各地的官马大道分为北路、西路、南路3个系统。清朝政府在北京皇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专门管理这些官马大道。
(一)北路系统
清朝官马大道北路系统主要通向东北和蒙古地区。
通往东北地区的干线，即从北京向东走“京榆路”，出山海关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在这条路上，于迁安、卢龙、抚宁、临榆等地皆有行宫。到盛京后分为3路：一路一直向北，延伸到雅克萨；一路向东北，通到庙屯；一路向东通往朝鲜。
通往蒙古地区的干线有两条：一条从北京向西北走“京张路”，出张家口后分为两路，一路向北，直通到乌兰巴托、恰克图，一路向西通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一条从北京向东北走“京承路”，经承德至内蒙古多伦、海拉尔等地。
官马大道北路系统道路在开发清朝北疆及扞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西路系统
清朝官马大道西路系统主要通向西北和西南地区，即先从北京向西南，走“京郑路”，经保定到石家庄，向西穿越太行山井陉到太原，再向西南，过临汾、潼关到西安，然后分为两路：一条向西北，经兰州，到青海、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还有一条支路通到西藏；另一条向西南通往云南、贵州、四川地区，并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萨。
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这个覆盖中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官马大道西路系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南路系统
清朝官马大道南路系统包括云桂官路、广东官路和福建官路3条干线。
云桂官路从北京到太原，然后南下过黄河到洛阳，经武昌、长沙、贵阳，去昆明，而自长沙往衡阳则至桂林。这条路还可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的缅甸、越南及印度等国。
广东官路则是从北京向东南，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由于广州曾是清朝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所以清政府对这条干线特别重视。
福建官路从北京出发，沿途经过天津、德州、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衢州，最后到达福州。这条官道沟通着京畿与富庶的江浙地区，因而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
三、通往蒙古驿道的恢复
清朝时，由于掌握政权的满族贵族与蒙古族上层结盟，所以改变了明朝与蒙古地区交通不畅的状况，驿道重新恢复起来，北京与蒙古地区的交通往来也变得十分频繁。
(一)清朝驿传制度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