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泉大战是不同于以前氏族部落之间械斗的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它已经具备了后世战争的一些基本要素，如士兵的征集与训练，军队的行进与调度，战场上有组织地进兵与退兵，以及后勤补给的运输等，而这一切都必须仰仗于交通道路的开辟。这场大规模的战争表明，当时在西起今河北省涿鹿县、怀来县，东到今北京市延庆县西部一带已有比较发达的交通网络系统了。因为只有这样黄帝才能从各地调集军队，并连续与炎帝之族进行几次大规模会战。
实际上，阪泉大战的战场恰好就在“京张路”上，这场战争也可以被看成是“京张路”
初步成型的一个标志。
(三)“京鲁路”的最早传说
当黄帝族和炎帝族来到北京地区附近后，蚩尤之族也很快发展到这里。
蚩尤是发祥于泰山以西及今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交界处的九黎族的首领，其族属东夷集团。九黎族后来向西北发展，也来到涿鹿，并与华夏族发生冲突，结果与黄帝族爆发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门槛前的第二次大战——涿鹿大战。
涿鹿大战虽没有明确资料证明与北京地区有关，但其战场在今涿鹿县，与“阪泉大战”
有重合之处，因此很难说在这场历时数月、紧靠今北京地区的原始大战中双方军队完全没有进入过今北京市的地界并开辟相应的道路。
另外，蚩尤之族在向西北发展的过程中无疑也开辟出了由今山东省进入河北省及间接进入北京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很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与鲁国、齐国交通往来或交战运兵所使用的道路——“京鲁路”的雏形。
(四)黄帝之后的“京郑路”
打败炎帝族和蚩尤族后，黄帝族在涿鹿建立了都邑，这是有关在北京附近建立都邑的最早传说。另据传说，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黄帝。“幽陵”就是“幽州”，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名称。颛顼之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省北部地区，他到“幽陵”显然应该走“京郑路”。还传说，到了帝尧时代，在幽州建立了最初的都邑，称为“幽都”。帝尧曾派和叔来管理幽都，治理北方。帝尧之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北中部和山西省一带。又传说，帝舜时，曾把治水失败的共工流放到这里。共工之族主要活动在今河北省南部地区。以上这些传说，都向我们传递出了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部民通过“京郑路”与北京及附近地区交通往来的信息，可见这条道路自古就是一条繁忙的交通线路。
从上述可知，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北京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往来已比较频繁。而“京郑路”的“开辟”，不仅使黄帝族、炎帝族从黄河一带北移至今河北省和北京市一带，同时也为后世北京地区政权与建立于中原或关中的中央政权之间发生密切联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先秦时期的北京交通
北京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与中原夏商王朝的建立同步，即大约公元前21世纪初的时候。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增殖及交往的频繁，北京地区的交通线路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车舆的出现使得道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夏商时期北京的交通
夏商时期北京地区活动着几个不同的族群或方国，主要是肃慎、燕亳、孤竹、山戎等。据殷商甲骨文记载，商朝的时候，这里的居民要向商王朝交纳奴隶、马匹等贡物，有的方国(族)还和商王朝保持着婚姻关系。
(一)“京郑路”开拓成车马大道
殷商时，地处今北京地区的古燕国与商王朝联系最为密切。古燕国即前面提到的“燕亳”，在殷商甲骨文中写作“妟”，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一个北方小国。从甲骨文中常见“妟来”的卜辞判断，古燕国和商王朝的联系非常密切。
“妟来”，即古燕国派使臣来商王朝。由于商族人非常迷信，事事都要占卜，所以每一次古燕国使臣来，商王朝都要先进行占卜，以卜问吉凶，然后再决定是否接见，并将此事刻在甲骨上，从而保留下来这些非常珍贵的史实资料。甲骨文中还常有“妟妇”字样，即古燕国嫁于商王朝之女。可见，远在北方的古燕国不仅与建都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有着频繁的政治交往，而且还保持着通婚关系。另外，古燕国还经常把自己盛产的白马作为贡物献给商王朝。如甲骨文有卜辞曰：“贞，妟乎取白马氐。”
古燕国与商王朝之间频繁的往来表明，此时“京郑路”很有可能已经开拓成车马大道了，因为使者往来、女子出嫁一般应是乘车而行的。
(二)北京地区最早的车舆形制
车舆在中国起源很早，传说中就有黄帝及其后代奚仲造车的说法。从黄帝号“轩辕氏”，也可以看出他与车舆的关系。轩是古代一种有围篷的车，辕则是车舆的重要构件，“轩辕氏”之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黄帝与发明车舆的关系。《汉书·地理志》也称：“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可见，不仅车舆在黄帝时代已经发明，舟船在同一时期也已经发明出来了。至于奚仲造车之说，史籍中记述得就更多了。还传说，他曾在夏王朝担任掌管车乘的车正一职。这样，为其造车之说更平添了几分可信度。另外，还有传说称大禹为治理洪水而奔走四方时曾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使用过不同的交通工具，即“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交通工具的丰富多样，表明车舆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上述这些内容都证明，车舆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一时期车舆的形制因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所以今人尚不知晓。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车舆实物是殷商时期的。
商王朝时，车舆的使用不仅已有明确证据。如甲骨文(见图12)中有“大车以载有攸住”、“见舆曳，其牛挚”等字样。另外，在殷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陶文中，都有不少“车”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表明，车不仅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已在殷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这些表示车舆形状的“车”字可以看出，当时的车已有车厢、车辕等主要部件，其中大部分车是一衡双轭，由两马驾挽的。
殷商车舆(见图13和图14)的实物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中有出土。其形制一般是双轮、独辕、方形车厢，辕后端与车轴相连，辕前横衡，衡两边各有一个或两个人字形轭用来驾两马或四马，车厢后面留有开口，便于乘车人上下。
除了这种乘人的马车外，殷商还有主要用于货运的牛车。牛车据说是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发明的。因不乘人，牛车的结构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装饰，只是车厢较大。
北京地区目前尚没有殷商时期的车舆出土，但由于古燕国与商王朝往来密切，因此可以断定其车舆的制造肯定会吸收商车的许多元素，甚至可能与商车相差无几。这样，上述殷商王朝的车舆便基本上是当时北京地区车舆的形制了。
(三)北京地区最早的交通法规
商王朝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对道路设置的保护相当重视，如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作为商王朝全国性交通干道之一的从殷都向北通往古燕国的“京郑路”显然属于“公道”，因此这条法规无疑也适用于今北京地区。
至于用车制度，则完全按照等级制的原则。商王朝规定，只有贵族，具体而言是“士”
以上的人，才能乘坐用红颜色装饰的车舆。可见，红色在殷商时期代表了高贵。另外，普通人也不能使用两马驾车。史籍中虽没有商王朝使臣派往古燕国出使的记载，甲骨文中至今也未发现，但估计肯定是有的。因为“礼尚往来”一直是中原王朝密切与周边属国或臣服部族关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出使古燕国的商王朝使者肯定是依这一规定乘坐与自己级别相当的车舆而来的。同时，古燕国也很可能会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而确定自己辖区内使用车舆的等级制度。
二、西周时期北京的交通
西周建立后，封帝尧之后(一说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取代了古燕国。从此文献上再没有见到关于古燕国的记载。
(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作为帝尧之后的蓟实际上早已在北京地区存在，因此它属于被西周“褒封”的诸侯国。由《公羊·隐公元年》何注：“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可知，“褒封”是对各地旧有政权或原有部民的一种认可，不是西周时新建立的诸侯国。所以，蓟国实际上是西周对自己的势力尚未直接统治到的地区所进行的名义上的分封。蓟国统治的地区偏于北京的北部地区，主要在今永定河以北，其都城在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以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为中心。
燕国则是西周王室的亲嫡诸侯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西周之所以将其分封在燕地，除了让其镇抚边鄙、扞卫王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燕国阻遏住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交通线路，守护住中原地区的北大门。燕国的统治地区一开始偏于今北京的南部地区，其范围主要在今永定河以南的拒马河流域，首都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一带。
蓟都和燕都两城内部道路交通的情况今已无法考证。但据《周礼·考工记》，西周的城一般为方形，每面开3个城门，每面城门与对应面的城门基本对称。在对称的城门之间形成3条东西向与3条南北向交错的大街，南北之道称为“经途”，东西之路称为“纬途”。每条大街由并列的3条道路组成，即所谓“九经九纬”。这种道路格局至少应为亲嫡的燕国都城所采用。至于街道的宽度，据考证周都镐京的街道宽在16米以上，这样作为诸侯国国都的燕都，其街道虽肯定窄于王都，但估计至少也应在10米以上。
蓟国和燕国两国交通往来的情况史籍也无记载。不过，两国之间，尤其是两个都城之间，应该是有道路相通的。为了研究方便，我们称之为“燕蓟路”，属于“京郑路”的北京段部分。到了西周中期，燕国势力逐渐强大并向北发展，最终吞并蓟国而占有其国，并将都城迁到了蓟城。由此可知，两国之间经永定河渡口的“燕蓟路”也应是一条车马大道。因为西周时军队的主力是车兵，道路不够宽阔、平整，车兵将无法运动。
西周时，今北京地区的道路宽度，从琉璃河遗址一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燕国单辕四马驾车可窥见一斑。其车轨距为2.44米，车轴通軎达3.08米，即车舆本身的宽度已超过3米。
而4马并驾齐驱，其宽度当为4米左右。可见，当时今北京地区的道路应该是宽度至少在4米以上的车马大道。而如果是上下双车道，则路面宽度就应至少在8米以上了。果真如此的话，此时的道路当是非常壮观的。
当时包括北京地区道路在内的西周各条干路不仅相当宽阔，而且非常平直。《诗经·小雅·大东》曾歌颂西周道路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砥”为平，“矢”为直，后世以“砥矢”比喻平直。《大东》作为诗歌，虽有过溢之情，但基本史实当不会有很大出入。
(二)“京榆路”开拓成车马大道西周时期，由于“京郑路”比以前更加密切地沟通着燕国与东都洛邑(亦称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和周都镐京(亦称宗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的政治、经济往来，所以它成为北京地区与外部交通往来使用最为频繁的道路。据记载，燕侯或其臣僚时常沿“京郑路”南下，然后接转“郑西路”前往洛邑、镐京或朝聘纳贡，或入侍王室。如出土于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的“圉鼎”上的铭文就记载了燕侯及臣僚前往成周参加王室庆典之事；“燕侯旨鼎”
则载有“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铭文；“堇鼎”铭文也有“匽侯令堇馔太保于宗周”之语。
匽侯，即代召公就封于燕的召公元子、实际上的第一代燕侯。太保，即召公奭，名义上的第一位燕侯，他没有亲到就封地，而是留在镐京辅佐周天子。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燕国与西周统治中心的联系至少在西周初年的时候是十分密切的。
据史籍记载，西周还封殷太师箕子于朝鲜。另外，居住于东北地区的邦国——肃慎曾多次向西周进贡楛矢石砮，以示友好。如《国语·鲁语》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无论是封于朝鲜的箕子之国还是肃慎，它们与西周的交通往来都必须经过北京地区。显然，当时经榆塞孔道通辽西的“京榆路”也应该开辟成车马大道了。
(三)车舆的形制
西周造车技艺较之殷商变化不大，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轮距逐渐变窄，车辕逐渐缩短，轮上辐条的数目由多变少而已。
1974年在琉璃河遗址一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燕国车形制是：车轴通軎3.08米，径8厘米，两端较细。轨距2.44米。轮径1.4米。从残存的半轮推算，车轮辐数应为24根。车辕置于轴上，其残存的后端直径为14厘米。车厢左右宽1.5米，前后进深90厘米。而1981-1983年在1100号车马坑发现的5辆同样制式的独辕、双轮车的材料更为丰富。这5辆车的车轮直径均在1.35米左右，辐条18~24根不等。其中3号车的数据比较翔实：从辕首到车踵全长2.9米；车辕剖面为圆形，直径7厘米；辕首上翘，车辕后部置于车轴之上，上面置车厢；车厢平面近长方形，前部两侧略内收，宽1.3米，后部宽1.38米，前后长为0.9米；车厢中部略偏前有一条横贯车厢的供乘车人手扶的木条——车轼，其剖面呈椭圆形，长径为4厘米、短径为3厘米，两端搭接于车厢两边；车轼与车厢前壁相距23厘米，由一木条相连；车厢后面正中留有可供上下的车门，宽41厘米；车厢四壁均竖有栏杆，前壁16根，两侧各12根，后壁车门两侧各7根，其中位于车厢四角和车轼之下及车门两侧的栏杆直径为4厘米，其余均为2.5厘米；伞盖直径为1.5米，由26根直径为2厘米的木条撑开，并由固定在车厢四角的木柱支撑。另外，4号车的数据也可以作进一步的参照，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西周燕国车制。4号车的车厢前部宽1.2米，后部宽1.36米，前后长为0.86米；前部高0.3米，后部高0.4米；车门宽0.3米。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车马坑的发掘，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当时燕国车舆的形制，对于北京交通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四)严格、规范的道路管理
西周时期，随着奴隶制文明的进步，以及宗法制度的发展，对道路的管理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同时显露初森严的等级制色彩。
《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论陈必亡》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即西周的道路两旁必须栽植树木，以指示道路的所在，同时沿途还设有为过往行人提供饮食的庐舍。“鄙食”则是当时管理道路的最基层官吏。如此，作为构成西周道路交通整体网络的“京郑路”及“京榆路”，肯定应是有专人负责维修和管理的宽阔平直的绿荫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