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成果之一，因此研究北京交通史的开篇必须从北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那个时代开始。目前已知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是“北京人”，是他们开创了北京地区最早的人类史及交通史。
（第一节）原始人时代北京的交通
就目前所知，原始人时代的历史在北京地区开始于距今约69万年前，结束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在这一时期，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着名古人类有“北京人”、“新洞人”、“王府井人”
和“山顶洞人”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着名古人类有“东胡林人”、“镇江营人”、“上宅人”、“雪山人”等。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经过这些古人类的艰苦努力，后世的“京西路”、“京榆路”、“京喜路”、“京承路”、“京张路”等北京地区通往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都已经被摸索出来了。
“北京人”等原始人历经千万年而摸索出的交通线路，不仅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区域与交往，而且也为后世北京地区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北京人”揭开北京交通史第一页
“北京人”是目前已知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他们在距今约69万年前的时候开始生活在今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地区。这里地处山区和平原交接处，东南为华北大平原，西北为山地，周口河从山脚流过，气候湿润温和，是一个适合古人类居住的好环境。北京人在这里一直生活了40多万年的时间，到距今约23万年前的时候离开了北京。
(一)“京西路”的“开辟”
在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了生产、生活的便利，“北京人”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内开拓出一些便于行走的道路——最初是因长期往来行走而踩踏出的，后来(或者同时)也有披荆斩棘、填沟搭木等行为主动开拓的。东汉刘熙《释名》说：“道者，蹈也；路者，露也。”
意思是，道路就是经过人们践踏而裸露出的没有长草的土地。显然经过踩踏而成的人行小路就是交通之始。尽管这样的道路肯定极为简陋，既不会很平整，也不会很长，但它们无疑是北京交通史的发端。当然，这样的遗迹随着岁月的消磨和后人的活动，已很难让今人辨认出来了。
关于“北京人”的来历——是土生土长抑或来自他方，目前尚不明了。如果能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们或许能判断出他们行走的路线。那样的话，这条路线将是北京地区已知的最早的交通道路。但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尚不能准确地知晓“北京人”的来历。
不过，虽然“北京人”来自何方尚不清楚，但考古学者已为我们找到了“北京人”后来迁徙到哪里的有价值的材料。因此，他们离开北京所走的线路，今人大致已经知晓了。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与河北省阳原县交界的许家窑发现了距今约10万年的“许家窑人”。经研究表明，“许家窑人”不仅在体质上具有与“北京人”相似的性质——尤其牙齿的模式惊人相似，而且其石器制造风格也与“北京人”同属一个系统，同时他们还显现出一些比“北京人”进步的特征。所以，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基本确定“许家窑人”是“北京人”后裔的一支。
从北京周口店到山西许家窑，直线距离达200公里。据估计，“北京人”迁出北京的线路，大致从今房山区周口店先向东或向东北到永定河，然后顺河道向北到今门头沟区三家店，之后进入山区，沿永定河河谷向西，穿过西山进入今河北省，再沿永定河的上游河流——发源于今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北麓的桑乾河河谷奔向西北，最终到达位于山间盆地的许家窑。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永定河-桑乾河河谷这条西出北京的天然走廊不仅很可能是“北京人”离开北京的通道，而且还是当时古动物往来迁徙的一条通道——在桑乾河流域出土的一些古动物化石，如仲骨鹿等，有不少都在周口店地区发现过，属于北京动物种群，由此更为“北京人”的去向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北京人”离开北京走的就是前述的京西重要孔道——官厅山峡，是“京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从今周口店到官厅山峡(见图11)这条因“北京人”的迁徙而摸索出的线路就成为北京地区可以考证出的最原始交通线路之一，同时也是已知的进出北京的最原始的交通线路之一。这条交通线路距今至少有20万年的历史。
(二)“京榆路”的“开辟”
“北京人”时代，不仅西出今北京地区的路线已摸索出来，而且东出今北京通往东北地区的路线也已摸索出来了。这从今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本溪市庙后山及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鸽子洞3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得到证明。
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市所辖大石桥市西南8公里处，东距渤海20公里，发掘于1974年。据测定，该遗址距今31万年~16万年，人类化石距今28万年，是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从“金牛山人”的头骨壁厚度小于“北京人”的情况分析，其进化程度要更高一些。科学家研究表明，金牛山遗址的文化特征与周口店“北京人”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其石器的打制方法、加工方法和类型与“北京人”很相似。这表明，当时从北京周口店到营口金牛山700多公里远的两地之间很可能有着交通往来。
庙后山遗址位于本溪市南山城子村东庙后山的南麓山坡上，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地理位置最靠东北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978年发掘。据考证，其最早年代距今40万年以上。
有研究表明，庙后山遗址的石器文化也与周口店“北京人”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证明，在北京周口店与本溪庙后山之间也很可能有着相距800多公里甚至900多公里之遥的交通往来。
鸽子洞遗址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南约2里远的西汤山南侧峭壁上，1973年发掘。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一说5万年~7万年)。研究表明，鸽子洞文化同样与“北京人”文化有着继承关系。因此，相距500多公里的两地之间也很可能有着交通往来。
据分析，从北京周口店到金牛山、庙后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线路，很可能是沿燕山山脉南麓的“京榆路”东行，穿越榆关孔道后沿渤海湾沿岸转向东北，在今辽宁省盘锦市分道：一路转向东南，继续沿渤海湾沿岸南行，进而达营口；一路继续向东，抵达本溪。从金牛山、庙后山两遗址的时间测定上看，这条交通线路的历史也应该有20万年以上。而从周口店到鸽子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既可走“京榆路”——出榆关孔道后北上而达朝阳，也可能走“京喜路”——穿卢龙塞孔道而抵朝阳。如果是后者，依鸽子洞遗址的年代测定，“京喜路”应该至少有5万年以上的历史。
二、“北京人”之后北京的原始交通
在“北京人”之后，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石器时代，不仅北京与外界沟通的交通路线进一步繁芜，而且北京地区的交通也有了线索。
(一)“京张路”、“京郑路”的“开辟”
在“北京人”之后，目前已发现的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是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南山坡、距离“北京人”居住的洞穴约70米的“新洞人”。“新洞人”生活年代距今四五万年之间(一说距今1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而同样生活在龙骨山上距今只有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则更加有名。
尽管都生活在龙骨山上，但无论“新洞人”还是“山顶洞人”，他们都没有见过“北京人”，他们也不是“北京人”的直接后裔。与“北京人”一样，出于生产、生活和交往的需要他们也一样会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内开辟出一些便于行走的道路。
不仅如此，“山顶洞人”与今北京地区以外的原始人类有了更加广泛的交通往来。考古工作者在“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里发现了渤海沿岸所产的蚶子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带所产的赤铁矿和黄淮流域以南所产的巨厚的蚌壳等物。显然，“山顶洞人”和与之进行交换活动的其他原始人，共同摸索出了今北京地区通到渤海、今张家口市和黄河流域的“京榆路”、“京张路”和“京郑路”的部分线路。
(二)从山区到平原路线的“开辟”
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和新时期时代，北京地区的交通也有了新发现。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中心地区的王府井东方广场发现了距今2.4万年~2.5万年古人类的遗物和遗迹。这是在周口店之后北京地区远古人类遗存的又一重大发现。“王府井人”的发现揭示了旧石器时代后期远古人类离开靠近山区的丘陵地带来到平原湖泊沼泽地区生活的事实。
“王府井人”遗留下892平方米的生活遗址、2000多件打制石器和骨制品、明确的用火遗迹及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曾在这里定居生活了很长时间。因此，围绕这一地区的人行小道肯定得到了开辟。而他们迁徙到这里所走的道路也应属于山区通往平原的一条重要的线路。
经考证，“王府井人”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类型，与“北京人”文化和“山顶洞人”文化关系密切。“这表明北京从五六十万年至两万年前在文化上可能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王府井人”很可能是从今房山区周口店向东渡过永定河来到河湖密布的平原地带生活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动的发展，人口的增殖，以及各部族人群交往的日益增多，北京地区的交通线路也进一步增多，范围也更加宽广。
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着名的古人类有发现于今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距今约1万年的“东胡林人”。东胡林遗址位于今永定河支流清水河畔一片低矮的黄土台地上。据科学家初步判断，这里可能是“东胡林人”的季节性营地。“东胡林人”遗址显示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离开丘陵地带来到平原河谷台地生活的事实。据估计，“东胡林人”迁徙的道路很可能是沿东北走向的永定河支流清水河谷行进的。当然，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今天还不能准确地认定。
(三)“京承路”的“开辟”
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原始人与外界的交通往来越来越频繁，这从镇江营、上宅、雪山等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得到证明。
镇江营遗址发现于今房山区南部北拒马河的西岸，距今6400年以上。考古工作者在其文化层中发现了中原仰韶文化后岗一期文化的因素。显然“京郑路”的存在是促成这两地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
上宅遗址发现于今平谷区东部韩庄乡上宅村，距今7000~6000年。从这里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形制、纹饰，还是制作方法，都与内蒙古的兴隆洼文化、东北的新乐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原的磁山文化有相近之处。
兴隆洼文化发现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赵宝沟文化发现于今辽宁省西部辽河上游。从北京地区到这两个文化遗址所在地的最近线路应走“京承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便是“京承路”已被摸索出的证据。新乐文化发现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上宅文化与之交往走的应该是“京榆路”。出“京榆路”从山海关到沈阳的直线距离有350多公里。磁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中南部，上宅文化与其交往走的应该是“京郑路”。
雪山遗址发现于今昌平区雪山村，其距今约6000年的一期文化的某些器物透露出中原仰韶文化和内蒙古红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其距今4000多年的二期文化的遗存器物，则与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类型某些因素相似并与河北省蔚县壶流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存某些基本因素相同。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红山而得名，从北京到赤峰的最近线路应走“京承路”。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类型，即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市的后冈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780-公元前2100年，雪山文化与其及仰韶文化的交流走的还是“京郑路”。河北省蔚县基本在北京的正西，从昌平到蔚县的最近路线应走“京张路”，然后向南折。
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目前已发现了40多处，各地区的原始人在本地区的道路建设及与外部交通往来等方面肯定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三、远古传说时代北京的交通
据古代传说，5000多年以前着名的传说人物——黄帝、炎帝和蚩尤等，都曾在北京地区或北京地区附近活动过。古代传说，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其中肯定包含着一定的史实，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传说中所传递出的有关北京远古交通的信息，经过科学家的考证，基本上是可信的。
(一)黄帝和炎帝的“进京”之旅
据史籍记载和传说，黄帝族和炎帝族均出自于今陕西省。《国语·晋语四·重耳婚媾怀嬴》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根据《国语》及其他传说推断，黄帝族发祥于今陕西省西北部，后来沿着北洛水向东南到洛河与黄河的汇合处，之后东渡黄河进入今山西省西南部，继而沿中条山、太行山东麓折向东北，最终进入今河北省北部与今北京市交界一带。炎帝族则发祥于渭水上游，后来沿渭水、黄河东迁至今河南、河北、山东3省接界处，继而向北迁徙，也来到今河北省北部与今北京市交界一带。
黄帝族、炎帝族迁徙的线路应该是“郑西路”及“京郑路”。
(二)“京张路”成为军事要道
黄帝族和炎帝族同属华夏集团，进入中原地区后汇合成一个部落联盟，并以黄帝为领袖。《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后来神农族又逐渐强大起来，为重获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开始不断向黄帝族进行挑衅，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所难免。
黄帝族与炎帝族之间的这场大战被称为“阪泉大战”，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门槛之前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也是传说中几次大战当中唯一有明确材料证明并与北京地区有关的战争。据考证，这场大战发生在西起今河北省涿鹿县、怀来县，东到今北京市延庆县西部一带的几十公里的一马平川上的。《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即双方经过多番攻守进退，浴血搏杀，最终才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的战场经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考证基本上已经被认定下来。另外，从这一带一些由古代流传至今的地名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在今涿鹿县有一巨型古泉，日出水4600~4800吨，其名即阪泉。而在延庆县也有阪山、阪泉村之名。尤其阪山一带泉眼遍布，水源充足，且山势平坦，地势开阔，作为一处古战场是再理想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