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郑路”则从蓟城往南，出广阳郡，经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邯郸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到达位于今河南省北部的三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京郑路”上也有两条道路可抵咸阳：一是经常山郡治所、邯郸郡治所，到河内郡治所折向西南，南渡黄河，经三川郡治所，一路向西，入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过丽邑(今陕西省临潼东北)，北渡渭水，抵达咸阳，基本上就是“郑西路”；二是从常山郡治所向西，走“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井陉，穿过太行山，至太原郡治所，然后南下到达咸阳。
这样，从蓟城至少有4条道路可通秦都咸阳，在蓟城和咸阳之间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交通网络。
(三)秦始皇东巡燕蓟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燕蓟，来到今北京地区。
秦始皇三十二年的这次出巡，是秦始皇的第二次东巡。他率领大队人马从咸阳出发，先沿驰道东出函谷关，过三川郡、河内郡，然后沿太行山东麓折向正北，经邯郸郡、常山郡、广阳郡，进入今北京地区，到达蓟城，再从蓟城向东，渡过今北京市通州区东面的白庙村潮白河上的白庙渡口，出今北京辖区，之后继续沿燕山南麓经蓟县东行，最后到达碣石。回程时，秦始皇一行没有走原路，而是从今北京地区的北面经右北平郡、渔阳郡(今怀柔、密云境内)向西，过今北京市昌平区关沟而达上谷郡(今北京市延庆县南)，然后再往代郡、雁门郡和云中郡，巡视北边后，南下返回咸阳。
秦始皇这次东巡表明，秦时通过今北京地区的驰道规格是相当高的。
(四)首次出现在今北京地区的天子车驾
秦朝时的车舆在北京地区至今没有发现，但由于秦始皇曾途经北京地区，所以其乘坐的车驾也应属于北京交通史的一部分。
秦始皇车驾的原物，现在尚没有发现，但陕西省临潼市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铜车马基本上真实地反映出当年秦始皇车驾的样式。
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的一座陪葬坑内，发掘清理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其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这对于世人了解秦朝的车舆形制有很大帮助。
秦始皇陵铜车马之1号车(见图17)为双轮、单辕，四马驾车，车体显得非常小巧玲珑。其车舆为横长方形，中立一柄独杆圆盖的车伞，伞盖由22根伞骨支撑。车舆左右侧有阑板，在前阑板上沿连一双层轼板，高度可达站立御官俑的腹部。舆内大小可容纳二至三人，左侧位置虚空，似以待尊者乘坐。御官俑立于伞下偏右，身佩长剑，腰系玉环，头顶鹖冠，足登方口翘尖履，双手执辔，其腹部倚住车轼，以保持行车时的身体平衡。轼下挂有一悬板，掀开悬板，在前阑板内侧有一箭服，内置50根尖头箭和4根平头箭。左阑板内侧附装有一副盾服，内插一盾牌。这种车古代叫作“高车”，从其造型和兵器的配备来看，应该是具有警卫车的性质，是秦始皇出巡时侍卫人员所乘坐的。从1号车的数据推测，真车从伞顶到地面应有3.3米左右高，车舆前后估计长不足1米、左右宽可能在1.4米以上，伞盖直径当在2.4米以上，大于车舆。
2号车(见图18)也为双轮、单辕，四马驾车，但车舆的外形好像后世的轿车，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前后两室。前室是御手居处，呈近正方形，估计真车宽约0.7米、进深0.7米多一点。前室前、左、右三面无遮板，舆底可能是皮条编制的席子，一高级铜御官俑跪坐其上。该御官俑身穿长襦，头戴冠帽，冠帽呈双卷尾形，腰际束带佩剑，双手前举，双手握执马缰。后室则要宽敞许多，估计真车宽在1.5米以上、进深在1.7米以上。后室四周立有厢板，前有轼，后边留门，门板与门框之间用活铰(俗名活页)连接，活铰的形制与今日门窗上安装的普通活铰完全相同，左右两侧及前边各有一窗，前面的窗板和窗楣之间也用同样的双向活饺连接。顶部龟盖状即椭圆形的拱形篷盖把前后两室罩于篷盖之下。车身上绘有精致的彩色花纹，并以大量金银作为装饰，显得华贵堂皇。这种车子古代叫作“安车”，车上有门窗，开窗则凉爽，闭窗则温暖，俗名又称“輼輬车”，是秦始皇出巡时乘坐的车。
秦始皇出巡时，高车在前，安车在后。为了防止有人行刺，秦始皇出巡时车队中一般得有5辆一模一样的安车，使外人不知秦始皇坐在哪辆车中。
二、西汉时期北京的交通
西汉时期，今北京地区分隶于燕国(后先后改为燕郡、广阳郡、广阳国、广有郡等)、涿郡(王莽时改称垣翰)、上谷郡(王莽时改称朔调)、渔阳郡(王莽时改称通路)和右北平郡(王莽时改称北顺)等5个郡、国。其中燕国、涿郡为西汉新置，而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均为秦时旧置。另外，汉武帝时设立刺史制度，全国划分成13个州部——监察区，今北京地区属于幽州刺史(西汉末改置幽州牧)统监。
西汉时，燕国地区或置国或置郡改换频繁，但无论是置国还是置郡，都是以蓟城为都城或郡治的。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广阳国共领4县，其中蓟城、广阳、阴乡(王莽时改称阴顺。治今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南)在今北京境内。除此之外，其余诸郡领县如下：
涿郡，治涿(今河北省涿州市)，领29县，其中良乡(侯国，王莽时称广阳)、西乡(侯国，王莽时称移风)2县在今北京境内；上谷郡，治沮阳，领15县，其中军都、居庸、夷舆(王莽时改称朔调亭)、昌平(王莽时改称长昌)4县在今北京境内；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怀柔区梨园庄)，领12县，其中渔阳(王莽时改称得渔)、狐奴(王莽时改称举符)、路(王莽时改称通路亭)、平谷、安乐、厗奚(王莽时改称敦等德)、犷平(王莽时改称平犷)7县在今北京境内；右北平郡，治平刚，领16县，其中仅无终县西部在今北京境内。(一)主要道路的进一步开拓
西汉时，从燕蓟地区通往首都长安的交通道路及通信联系是相当方便及快捷的。如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刘邦命相国樊哙北上击燕。樊哙率军抵达蓟城之南后，刘邦又命“陈平亟驰传载(周)勃代(樊)哙将”。陈平、周勃沿“京郑路”急速北上赶到前线，由周勃接替樊哙为将，并很快打败卢绾。再如，昭帝时，燕王刘旦与在中央朝廷任职的上官桀、桑弘羊勾结谋反，双方曾“置驿往来相约结”。据《汉书·五行志》载，当时蓟城的南大门与通往京师的大道相连接。
西汉前期，匈奴强大，蓟城以北的上谷、渔阳诸郡经常受其侵扰，因此“京张路”、“京承路”便成为输送军队、转运物资、公文往来的主要通道。匈奴经常沿这两条道路南下，汉军则逆向迎击，双方战事不断。如自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的10年间，匈奴连年进犯，其中6次侵扰上谷、渔阳、右北平等地，汉军亦出战达10余次。由于往来公文频繁、军队调动较多，所以“京张路”、“京承路”必然得到进一步开拓。
另外，“京渝路”也因乌桓与西汉王朝关系的密切而得到进一步的开拓。乌桓族原聚于乌桓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北的阿鲁科尔沁旗附近)。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道击破匈奴后，使乌桓得以从匈奴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西汉政府将乌桓诸部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从此，乌桓诸部大人每年都要经燕蓟地区前往长安觐见汉朝皇帝一次。汉武帝以后，西汉与乌桓关系破裂，辽东乌桓多次沿“京渝路”进犯汉境。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大将军霍光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万骑伐辽东乌桓，获胜。元凤六年(前75年)，乌桓“复寇幽州”，又被范明友击退。
西汉时，由于商业的繁荣、行旅往来的频繁、货物运量的增加，也促使燕蓟地区对外交通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的蓟城不仅已经发展成西汉时期最靠北方的商业大城市，而且是全国七大商业都市之一。当时，燕蓟的鱼盐枣栗是与中原内地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而辽西、辽东盛产的马牛羊旃裘筋角等则是先通过“京渝路”到蓟城交易，然后再经“京郑路”
贩运到中原内地。这一时期，由蓟城经今山东省德州市、济南市到临淄市的“京鲁路”也发展成为商贾往来频繁的商道。
西汉中期，今北京地区又一次得到最高君主的临幸。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仿秦始皇东巡海上，至碣石，然后自辽西(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向西前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最后再南下归于甘泉。汉武帝的这次东巡，估计与秦始皇东巡碣石走的路线是一样的。而君王的到来，无疑会促使燕蓟的道路得到进一步的修葺。
(二)内部交通的发展
西汉时，燕蓟地区内部的交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从今北京地区发现的西汉古城遗址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来。
北京地区发现的西汉古城遗址主要有：广阳城，位于今房山区良乡镇东4.5公里的广阳城村；良乡县城，位于今房山区窦店镇西，“共设6门，南北各2门、东西各1门。城内有南北两条大道，东西有一条大街，纵横交错”；西乡县城，位于今房山区长沟镇东；军都县城，位于今昌平区旧县城。另外，在今房山区周口店蔡庄、芦村，今海淀区温泉、肖家河、清河朱房乡，今大兴区大回城村，今昌平区芹城，今平谷区北城子村等地都发现了汉代古城遗址。
西汉时，这些城市之间，以及它们与蓟城之间，肯定都是由较高等级或高等级的道路连接着的。而最近的几座城址之间相距还不到30里，看来其往来应是十分密切的。其中蓟城到今居庸关、古北口及永定河渡口、潮白河白庙渡口的道路更应当是高规格的。
(三)车舆形制的变化
西汉的车舆(见图19)在北京地区已有出土。1974-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乡大葆台村东南发掘出一西汉中晚期的墓葬。该墓葬的1号墓主人是广阳顷王刘建。在刘建的墓中发现了由南而北依次放置的3辆朱轮华毂彩漆车舆。自南面始，第一辆车为仪仗车，称为“耕根车”；第二辆车为乘车，称为“安车”；第三辆车为丧车，称为“輀车”。其中安车为“朱斑轮青盖”。据史载，“朱斑轮青盖车”是专供皇太子及诸侯王乘坐的高等级车舆。
据研究，这3辆车均为木质双轮单辕车。车的周身涂黑漆，车轮加饰红漆，华毂，装饰十分华丽。其中，耕根车和安车轮径均为1.42米，轴长均为2.64米；耕根车辕长3.33米，安车辕长3.60米；车舆宽均为1.65米；耕根车车舆前后长0.63米，安车车舆前后长1.10米；耕根车伞高1.50米，直径2.08米；安车车顶宽2.00米，前后长1.54米。
从大葆台西汉的车舆形制可以看出，它们与商周以来的木质双轮单辕车的构造基本相同，只是车舆的轨距进一步缩短。商周的车轨宽度超过2米以上，而春秋战国以后，车轨宽度逐渐缩小到2米以内。这表明单辕车具有由最初的宽大、笨重的大型车向灵活小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同时，西汉车舆的装饰也更加华丽，车厢和伞盖更加实用。
实际上，这3辆车代表了单辕车发展的最后阶段。
(四)道路交通的管理
西汉继承和改进了秦朝时的驿站制度，自长安、洛阳北上通达燕蓟地区的驿道，大体上都是沿着秦朝的驰道设置的。蓟城则是燕蓟地区驿道的中心，从这里又有各条支线通达所辖郡县。
与前代一样，西汉在驿道上仍设置供差旅和车马行宿之便的驿站、传舍。据《续汉书》：
“驿马三十里一置。”汉律规定：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四马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驿传内不仅有传舍供歇宿，而且有传车两辆、驿畜8匹(四马三驴一牛)，有驿吏1名、驿卒6名，作驰传、乘传或步传。
（第四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京交通
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的交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体现为：一是较之以前来说，今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更加频繁，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由此促进道路交通的发展；二是水路交通得到初步开拓，使北京地区的交通方式更加丰富。
一、东汉时期北京的交通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在地方建制与行政区划方面大体沿袭西汉制度，北京地区仍隶属幽州。
据《后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幽州下统辖11个郡、国，其中5个郡的14个县在今北京境内。其具体如下：广阳郡(治蓟)所领5县中蓟、广阳、昌平、军都4县在今北京境内；涿郡(治涿)所领7县中仅良乡1县在今北京境内；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内)所领8县中仅居庸1县在今北京境内；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怀柔区梨园庄)所领9县中渔阳、狐奴(治今北京市顺义县西北)、潞(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平谷、安乐(治今北京市顺义县西南)、傂奚、犷平7县在今北京境内；右北平郡(治土垠——今河北省丰润县东)所领4县中仅无终县西部在今北京境内。(一)“京郑路”上频繁的军事活动
东汉时，“京郑路”上军事活动非常频繁。同时，“京郑路”也因是蓟城至京师洛阳的重要道路而得到进一步修葺，驰驿只需要10天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朝建立之前，刘秀曾两次走“京郑路”来到今北京地区。刘秀是历史上第三个到过今北京地区的帝王，但都是在他称帝之前。
第一次是更始二年(24年)。当时刘秀以更始政权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之职，持节北渡黄河，抚定河北。由于受盘踞在邯郸的割据势力王郎的逼迫，刘秀不得不从卢奴(今河北省定州市)北上蓟城。王郎随后追来，刘秀又急忙从蓟城南逃到冀州(治今河北省冀县)。
第二次是更始三年(25年)。此时刘秀已消灭王郎，并与更始政权决裂。他一面派部将西入关中进攻更始，一面自己率军北上攻灭河北起义军。刘秀先在元氏(今河北石家庄市南元氏县西北)大败尤来、大枪、五幡等部农民起义军。但随后在右北平(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南满城县北)被起义军打败，刘秀本人险些被俘。不得已，刘秀只好壁守范阳，而起义军也退至安次一带。经过休整，刘秀重对起义军发起进攻，连连取胜，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直入渔阳郡境内。随后，刘秀还驻于蓟城，命所部对东退的起义军继续穷追不舍。其军经潞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平谷及右北平，直到俊靡乃还。起义军继续向辽西、辽东退却，最终遭乌桓、貊族袭击而溃散。
以后，刘秀南下，并于当年(建武元年，25年)在洛阳称帝。从此，刘秀再也没有来过今北京地区。